据报道，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民间论坛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频繁出现，纵论经济走向、把脉市场动态，成为诸多参会者和媒体追逐的主角。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而频繁走穴、赶场已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主业”。
　　这个报道进而列出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数额很大的出场费用，并引导人们思考，知识分子应不应该这样赚钱云云。
　　事实上，抛开大家习以为常的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操守等诸问题的讨论，这个报道显示了经济危机中的现代社会对专家意见的渴望；反之，也显示了企业家们对自己熟悉的经济领域问题的迷茫。
　　简单地说，经济危机中人们对“专家”的热捧，让我们认识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社会一方面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社会体系之中，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个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单一体制的经验型社会”向“多元领域的专业型社会”的现代转型。
　　所谓“单一体制的经验型社会”，其特色在于，社会发展模式单一重复，人们依赖长期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来治理社会。而所谓“多元领域的专业型社会”则是工业化革命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现代社会多种领域共生并存的形式。经济产业、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甚至日常生活，诸种领域陷入到极其复杂多样的状态之中。大到一个科研课题的攻破，小到一个化妆品的购买，人们似乎都失去了依靠个人经验来实现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这种社会中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正确走向的现象，称之为“预先失败”。一方面，个人必须接受系统教育才能融入社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依赖专业人士的介绍和指导才能实现。
　　这个社会的特色就是无法经由经验型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是在控制和失控的辩证逻辑中发展的。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了很多社会学家早就提到过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失衡，或者说混杂性。而现代社会的这种特性，则要求建立一种“专家指导体制”，并在这种体制的运作中进行各种社会性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好的一面在于，证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30年来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经济现代化转型，成功融入到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但是，这场经济危机的“中国特色”在于，它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危机。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经历了乡镇劳工型企业向现代管理型企业的发展。企业家已经不能凭借自己积累的“几十年宝贵经验”来应对发生在现代复杂经济体制中的这场危机。经济学家的红火，正是建立新型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先声。
　　与之相对，政府部门的管理危机也将慢慢浮出水面。经济领域的超前发展，相对暴露出政府部门经验型管理模式的种种不足之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行为主要是以社会咨询为辅助条件的会议表决制。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在于政策决断的快捷和清晰，其缺点则在于，“政府决策”呈现为一种“管理意志”，而不是“管理方式”；“决策过程”呈现为一种“意见统一”而不是“意见专业”；“决策功能”呈现为一种“治理行为”，而不是“服务行为”；等等。
　　这场经济危机提醒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尽快建立一种专家指导型的决策体制：政府学术顾问组织、民间决策调查与研究组织、公共媒体专家群落以及综合型的专家论坛等等。一方面，知识分子不用总是通过“上书”、“联合签名”等这些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参政的形式来表达意见，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自己的智囊团、民间学术报告和大众媒体舆论等系统的不同意见，进行科学决策，彻底摆脱仅仅依靠经验或者仅仅依靠政府智囊团就进行决策的行为。（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