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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我国近代、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之一。
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筹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反对袁世凯。1922年，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他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
于右任精书法、诗文，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尤擅魏碑、楷书、草书，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首创“标准草书”。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书风，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被誉为“当代草圣”。
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他的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做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于右任先生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痛感祖国文字书写费时，识难用迟，作为书法的草书，草法多样，学用皆难，历来推而不广，与社会需要很不适应，于是便在一九三二年集合了有志于草书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先生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将历代草书做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正如于先生所说：“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因此，“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于是确立“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之四原则，以《千字文》为底本，在历代草书法帖中选字，“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希望也”。他明确告诉读者，推行《标准草书》的出发点是文字改革，是实用，是为了抢时间，是争速度。于右任先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品，他在书法创作上独树一帜的审美境界与人格魅力，为后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以及深厚的营养源泉。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书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此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钧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此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而成为草书构成规律研究第一人。
一、致力于草书改革，“标准草书社”成立
1927年前后，于右任开始收集各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1931年，于右任成立“草书社”，目的在于找出草书“实用目的”逐渐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因太重视美术价值，使得草书写法不一，难以辨认。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分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于右任于1932年创立“标准草书社”，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希望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也正式开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学实践时期。
标准草书社成立起，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于右任开始草书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急就章》。1932年冬，又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到南京切磋书艺，王氏是他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良师益友，相处的一年里，于右任取出收藏的碑拓法帖，包括罗振玉印行得《流沙坠简》与之一起研究。他的学生刘延涛说：“王氏之书，由此一变；而于先生之书，亦由此一变，研究先生之书法，当珍视此亦经过也。”二位大师的会晤，极具意义。不断接受书学第一手新信息，以及有如此难得的益友相互切磋，难怪他各体书风变化如此之快、之大。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不一致、写法落后、不适合而被放弃整理，接着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是把散见在各种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搜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大观帖》刻得好，就用《大观帖》，《淳化阁帖》刻得好，就用《淳化阁帖》……依此类推，每一帖必须选用最好的本子。后来因二王草法偏重甜美，有悖于推广于右任标准草书的理念，也只好选择放弃，但这一年多二王草法的整理使他对这股帖学主流，领会日深。晚年“融王入碑”的高度成就，奠定了一代草圣的美名。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可见这时除了二王的法帖，怀素《草书千字文》是他最重视的，此外智永《千字文》也常置书案参考。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标准草书《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世人书写标准草书的主要依据。此时于右任更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其中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在标准草书社先过滤后的60万个草字中做选择。他的学生胡公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搨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作者的字。”刘延涛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把不合于原则的汰去，再就合于原则的，选用最早的作者。如某一草法，董其昌有米芾也有，则舍董而用米；米有孙过庭也有，则舍米而用孙；同理，如二王也有，则舍孙而用二王。这是表示对创始人的敬意。当然也有例外，如某家字用得太多，而某家太少或根本没有时，则设法采用后者，殊使学人对于历代作者都有认识的机会。或者前代的草法，太重美艺，未若后来之便利实用时，亦采用后者，因为标准草书之作，本来是为实用的。但是，说来简单，审查时的争执，也常有不欢而散或累月时不能解决的。这固然是于先生的民主风度所招致，然亦是见同仁工作的认真。”刘延涛先生还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二次印本跋语中说：“当年社中同仁，一灯对座（坐），每得一字一解，逐一呈请右公主裁，此状历历在目……”由此可见，草书社在研究草法时是逐字比对，系统研究，集体讨论，右公主裁。
1936年7月于右任与刘延涛合编“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于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原则，不论章、今、狂草，都是他取法的对象。《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是借用历代草书名家艺术成果的结晶。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7月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时人称之为“集字百衲本”，何止百衲焉！其价值更无以估量。古之草书千文不下百种，无一能与之同日而语也。征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的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位。而众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众性。”《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的出版，表明了草书已进入了符号认知阶段，这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十年来搜集、整理、选字、临写历代草书，也是于右任碑帖融合的重要过程。刘延涛先生评标准草书说：“确立草书系统，挈合草书符号，表例条贯，晤一通百，于极紊乱复杂之中，求出其极清晰严整之演变规径，而为中国文字放一异彩！”《标准草书草圣千文》问世以后，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一些著名书法家、社会名流、学者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但是，于先生对“标准草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先后又出版了八个修订本，及第十次本，使之能更好地为国民所利用，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1941年12月，刘延涛奉于右任命编辑印行《草书月刊》创刊，这是中国第一本书法专业杂志，其目的在推广标准草书，书中还附有《标准草书习字帖》，以方便读者入门。
“小处不可随便”与“不可随处小便”
有书法研究者撰文：有一次，于右任在家中宴客，酒后作书分赠宾客。有位客人已求得了一幅，还要再求一幅，于嗔其贪得无厌，信笔在纸上挥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弄得此公啼笑皆非，受之无用，却之不恭。当时，被人称为“三原才子”的监察院的秘书长王陆一在旁，见到这位客人一副窘态，立即为之解围。他把客人拉到一边，给对方出主意：可以把这六个字拆开来装裱，成为一句格言“小处不可随便”。经过这样处理，不但天衣无缝，而且富有哲理，连于右任听了也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当然，这个传闻也有其他的版本。一个版本是于右任在一位朋友家喝得大醉，借着酒兴，便挥笔写了六个大字——不可随处小便。朋友一看很是费解，于右任酒醒之后看见这六个大字，吓得要命：“我好像没有乱小便啊，这谁写的……”还有一个版本是：于右任看见员工随处小便，提笔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公告张贴，因墨宝珍贵，被人拿去珍藏。又因于右任标准草书字字可分离，后人重组成“小处不可随便”。
不侍新权贵
于右任虽为一代“草圣”，对别人求字，不论是政坛名流，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几乎是来者不拒，但对某些不齿为伍的权贵却除外。1930年于右任在上海时，杨杏佛拿来了宋子文一把很名贵的绢面扇，请于为宋题诗，于置之不理，并令杨杏佛将扇面拿走，说：“我不侍候这些新权贵！”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于右任设宴款待，二人相谈甚欢。席间，于力赞毛的《沁园春·雪》，对诗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为赞赏。毛谦虚地说：“我那首诗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三十年后补一字
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于右任非常想念故乡。1958年，年已八旬的于右任看到一幅多年前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墓时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面对这幅字画，于右任发现当年为这幅画题诗时竟将最后一句“无聊来写此时情”的“时”字漏掉了。于是，于右任提笔在画上补写了一个“时”字，并增题了两首诗。
后来，北京媒体转载了于右任先生增题的这两首诗，引起了于右任在大陆的许多老友的关注。何香凝以《遥念台湾》诗答于右任先生。
题字马祥兴
于右任在南京遍访名胜古迹。这一日来到南门外，登了雨花台，回程走到一处名为“宝塔根”的地方，人言这就是大报恩寺塔遗址，他极有兴致地看了。此时天已近午，他过街走进一家饭店，一壶酒，一盘牛肉，自斟自酌起来。酒香肉美，不觉多饮了几杯，醺醺然伏案坠入梦乡。
座中有人认出了于右任，并道出他是位大书家，便让店主借此良机求取墨宝。待于右任小睡醒转，店主已备下纸笔等着了。于右任这时才知道，此店即小有名气的清真菜馆马祥兴，也不坚辞。想起刚才所见倾覆的报恩寺塔，再联想到临时政府被逼解散，革命前途未卜，他心有所感，遂走笔写下一副联语：“百壶美酒人三醉，一塔秋灯映六朝”，既赞人生美好如酒之醉人，亦叹世事多变难测。
因了这副对联，竞相来此观大报恩寺塔残迹、追怀明初乃至六朝景象、顺便小酌的人多起来。马祥兴由此生意日盛，名气大增。
思乡盼统一
1964年，偏居台湾的于右任思乡心切，写下了著名的思乡曲，表达盼和平、盼统一的的心情：“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同年11月10日，于老弥留之际，已说不出话来，只得向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打手势，先伸出一个手指头，又伸出3个手指头，在场的杨秘书长破解不了这一“哑谜”，只得告退，说等于老身体好些再来讨教。哪知道竟成诀别。后人揣摩于老院长的心思，想是等到祖国统一，将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三原故里。于右任与世长辞，现葬于台北市郊海拔700米高的“八拉卡”，按于老的思乡诗意，“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筹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反对袁世凯。1922年，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他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
于右任精书法、诗文，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尤擅魏碑、楷书、草书，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首创“标准草书”。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书风，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被誉为“当代草圣”。
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他的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做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于右任先生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痛感祖国文字书写费时，识难用迟，作为书法的草书，草法多样，学用皆难，历来推而不广，与社会需要很不适应，于是便在一九三二年集合了有志于草书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先生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将历代草书做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正如于先生所说：“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因此，“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于是确立“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之四原则，以《千字文》为底本，在历代草书法帖中选字，“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希望也”。他明确告诉读者，推行《标准草书》的出发点是文字改革，是实用，是为了抢时间，是争速度。于右任先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品，他在书法创作上独树一帜的审美境界与人格魅力，为后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以及深厚的营养源泉。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书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此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钧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此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而成为草书构成规律研究第一人。
一、致力于草书改革，“标准草书社”成立
1927年前后，于右任开始收集各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1931年，于右任成立“草书社”，目的在于找出草书“实用目的”逐渐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因太重视美术价值，使得草书写法不一，难以辨认。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分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于右任于1932年创立“标准草书社”，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希望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也正式开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学实践时期。
标准草书社成立起，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于右任开始草书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急就章》。1932年冬，又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到南京切磋书艺，王氏是他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良师益友，相处的一年里，于右任取出收藏的碑拓法帖，包括罗振玉印行得《流沙坠简》与之一起研究。他的学生刘延涛说：“王氏之书，由此一变；而于先生之书，亦由此一变，研究先生之书法，当珍视此亦经过也。”二位大师的会晤，极具意义。不断接受书学第一手新信息，以及有如此难得的益友相互切磋，难怪他各体书风变化如此之快、之大。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不一致、写法落后、不适合而被放弃整理，接着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是把散见在各种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搜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大观帖》刻得好，就用《大观帖》，《淳化阁帖》刻得好，就用《淳化阁帖》……依此类推，每一帖必须选用最好的本子。后来因二王草法偏重甜美，有悖于推广于右任标准草书的理念，也只好选择放弃，但这一年多二王草法的整理使他对这股帖学主流，领会日深。晚年“融王入碑”的高度成就，奠定了一代草圣的美名。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可见这时除了二王的法帖，怀素《草书千字文》是他最重视的，此外智永《千字文》也常置书案参考。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标准草书《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世人书写标准草书的主要依据。此时于右任更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其中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在标准草书社先过滤后的60万个草字中做选择。他的学生胡公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搨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作者的字。”刘延涛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把不合于原则的汰去，再就合于原则的，选用最早的作者。如某一草法，董其昌有米芾也有，则舍董而用米；米有孙过庭也有，则舍米而用孙；同理，如二王也有，则舍孙而用二王。这是表示对创始人的敬意。当然也有例外，如某家字用得太多，而某家太少或根本没有时，则设法采用后者，殊使学人对于历代作者都有认识的机会。或者前代的草法，太重美艺，未若后来之便利实用时，亦采用后者，因为标准草书之作，本来是为实用的。但是，说来简单，审查时的争执，也常有不欢而散或累月时不能解决的。这固然是于先生的民主风度所招致，然亦是见同仁工作的认真。”刘延涛先生还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二次印本跋语中说：“当年社中同仁，一灯对座（坐），每得一字一解，逐一呈请右公主裁，此状历历在目……”由此可见，草书社在研究草法时是逐字比对，系统研究，集体讨论，右公主裁。
1936年7月于右任与刘延涛合编“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于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原则，不论章、今、狂草，都是他取法的对象。《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是借用历代草书名家艺术成果的结晶。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7月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时人称之为“集字百衲本”，何止百衲焉！其价值更无以估量。古之草书千文不下百种，无一能与之同日而语也。征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的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位。而众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众性。”《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的出版，表明了草书已进入了符号认知阶段，这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十年来搜集、整理、选字、临写历代草书，也是于右任碑帖融合的重要过程。刘延涛先生评标准草书说：“确立草书系统，挈合草书符号，表例条贯，晤一通百，于极紊乱复杂之中，求出其极清晰严整之演变规径，而为中国文字放一异彩！”《标准草书草圣千文》问世以后，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一些著名书法家、社会名流、学者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但是，于先生对“标准草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先后又出版了八个修订本，及第十次本，使之能更好地为国民所利用，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1941年12月，刘延涛奉于右任命编辑印行《草书月刊》创刊，这是中国第一本书法专业杂志，其目的在推广标准草书，书中还附有《标准草书习字帖》，以方便读者入门。
“小处不可随便”与“不可随处小便”
有书法研究者撰文：有一次，于右任在家中宴客，酒后作书分赠宾客。有位客人已求得了一幅，还要再求一幅，于嗔其贪得无厌，信笔在纸上挥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弄得此公啼笑皆非，受之无用，却之不恭。当时，被人称为“三原才子”的监察院的秘书长王陆一在旁，见到这位客人一副窘态，立即为之解围。他把客人拉到一边，给对方出主意：可以把这六个字拆开来装裱，成为一句格言“小处不可随便”。经过这样处理，不但天衣无缝，而且富有哲理，连于右任听了也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当然，这个传闻也有其他的版本。一个版本是于右任在一位朋友家喝得大醉，借着酒兴，便挥笔写了六个大字——不可随处小便。朋友一看很是费解，于右任酒醒之后看见这六个大字，吓得要命：“我好像没有乱小便啊，这谁写的……”还有一个版本是：于右任看见员工随处小便，提笔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公告张贴，因墨宝珍贵，被人拿去珍藏。又因于右任标准草书字字可分离，后人重组成“小处不可随便”。
不侍新权贵
于右任虽为一代“草圣”，对别人求字，不论是政坛名流，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几乎是来者不拒，但对某些不齿为伍的权贵却除外。1930年于右任在上海时，杨杏佛拿来了宋子文一把很名贵的绢面扇，请于为宋题诗，于置之不理，并令杨杏佛将扇面拿走，说：“我不侍候这些新权贵！”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于右任设宴款待，二人相谈甚欢。席间，于力赞毛的《沁园春·雪》，对诗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为赞赏。毛谦虚地说：“我那首诗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三十年后补一字
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于右任非常想念故乡。1958年，年已八旬的于右任看到一幅多年前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墓时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面对这幅字画，于右任发现当年为这幅画题诗时竟将最后一句“无聊来写此时情”的“时”字漏掉了。于是，于右任提笔在画上补写了一个“时”字，并增题了两首诗。
后来，北京媒体转载了于右任先生增题的这两首诗，引起了于右任在大陆的许多老友的关注。何香凝以《遥念台湾》诗答于右任先生。
题字马祥兴
于右任在南京遍访名胜古迹。这一日来到南门外，登了雨花台，回程走到一处名为“宝塔根”的地方，人言这就是大报恩寺塔遗址，他极有兴致地看了。此时天已近午，他过街走进一家饭店，一壶酒，一盘牛肉，自斟自酌起来。酒香肉美，不觉多饮了几杯，醺醺然伏案坠入梦乡。
座中有人认出了于右任，并道出他是位大书家，便让店主借此良机求取墨宝。待于右任小睡醒转，店主已备下纸笔等着了。于右任这时才知道，此店即小有名气的清真菜馆马祥兴，也不坚辞。想起刚才所见倾覆的报恩寺塔，再联想到临时政府被逼解散，革命前途未卜，他心有所感，遂走笔写下一副联语：“百壶美酒人三醉，一塔秋灯映六朝”，既赞人生美好如酒之醉人，亦叹世事多变难测。
因了这副对联，竞相来此观大报恩寺塔残迹、追怀明初乃至六朝景象、顺便小酌的人多起来。马祥兴由此生意日盛，名气大增。
思乡盼统一
1964年，偏居台湾的于右任思乡心切，写下了著名的思乡曲，表达盼和平、盼统一的的心情：“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同年11月10日，于老弥留之际，已说不出话来，只得向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打手势，先伸出一个手指头，又伸出3个手指头，在场的杨秘书长破解不了这一“哑谜”，只得告退，说等于老身体好些再来讨教。哪知道竟成诀别。后人揣摩于老院长的心思，想是等到祖国统一，将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三原故里。于右任与世长辞，现葬于台北市郊海拔700米高的“八拉卡”，按于老的思乡诗意，“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望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