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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是写大侠的，但如今自己也被人称为“大侠”，原因就在于，金庸一生的传奇程度，丝毫不逊于他笔下的人物。不同时期的金庸，演绎着不同的传奇。
叛逆性格让他两度退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袁花镇赫山房（现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一个文苑之家。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在香港报界，人们通常以“查先生”称呼他。“查”作为姓氏，普通话读作“楂”，但在粤语中仍念作“茶”。在文学界，大家通常以“金庸先生”称呼。
童年的金庸有一种同情弱小的柔情。他家的长工和生，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其未婚妻的美貌，被陷害入狱，打成了半边驼子，金庸后来根据这一原型写了《连城诀》。他说：“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写武侠小说。”
8岁时，金庸读了此生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书籍，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据他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936年，12岁的金庸从袁花的龙山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初三毕业前夕，他发现不少报考初中的小师弟们缺少考试辅导材料，于是与两位同学一起搜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1939年6月，金庸初中毕业，9月考入高中部，他内心深处的叛逆开始表现出来。高二时，他在墙报上发表《阿丽丝漫游记》，生动地描绘了一条眼镜蛇威胁学生“我叫你永远不得超生”，讽刺当局派来压制学生的训育主任沈乃昌，被勒令退学。
后来，他转学到衢州中学，旧习不改，写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批评教导主任欺侮学生，居然还在《东南日报》发表了，不过这次他文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训育主任也只好以“你真是狂得可以”做结收场，没把他开除。
1943年，金庸考进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然而，战事使偌大个中国早已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烽火烛天，特务横行，校园亦然。由于投诉大学里的国民党特务，金庸在大二时再一次被开除。幸好有一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金庸得以谋到一份只读书不做事的馆员闲差。
抗战胜利后，金庸先求学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供职于《东南日报》和《大公报》。1948年他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两年后《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姚馥兰为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1950年11月，金庸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关于法律的论文，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注意，推荐他到外交部工作。一直想当外交官的他满怀希望地北上赴职，却很快因为生活不习惯，离开外交部返回香港。
从武侠立报到政治办报
金庸的武侠写作生涯始于1955年，到1972年封笔的17年间，他创作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鹿鼎记》等15部武侠小说。再经过10年潜心修改，于1981年完成了所有小说的修订。这些著作是金庸在华人世界最负盛名的成就，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然而金庸毕生的职业仍是一位报人。他在传媒界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如今在香港最具声望的报纸之一——《明报》。1959年，金庸与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当时还只是一张对开小报。创办初期，《明报》的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传说有一段时间金庸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据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著名小说家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前三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分别连载于《新晚报》和《香港商报》，广受欢迎。他的“御用画师”董培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时，编辑不用看也知道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因为金庸的稿子一到，20多名排版工都争相传看，等于“义务校对”了20多遍。
在《明报》创刊号上，金庸开始连载《神雕侠侣》。随着小说情节渐入佳境，读者热情也越来越高。董培新很多次去报社拜访金庸时，都会看见这样的场景：金庸伏案奋笔疾书，写满半张纸就撕下来，交给等候在桌旁的工人去排版，再埋下头去接着写下半张。而报社外，《明报》的广告客户已在翘首以盼，他们根本等不及报纸印刷，想出了报样就拿来先睹为快。读者更是每天都早早地去报摊上排队，等着《明报》开卖。《明报》就这样站稳了脚跟。
以武侠小说起家的《明报》最初的风格被定位于“声色犬马”，直到1962年才彻底改变，成为一份面向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报纸。
“文革”期间，内地“武斗”如火如荼，香港也在1967年爆发“六七暴动”，同样是打砸抢烧。《明报》反对“极左”，金庸于是成了“汉奸”、“走狗”、“豺狼镛”。后来，“武斗”发展成暗杀，金庸位列一个5人暗杀名单的第二位，列第一位的电台播音员林彬，在上班的路上被人往车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见此情形，金庸只好远赴瑞士避难。
由于贴近政治，金庸在多年的《明报》社评里，谈到过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民族英雄。他说：“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而邓小平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托人从香港带回了金庸小说，很可能是内地最早的金庸小说读者。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又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1985年，金庸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次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他宣布辞去该职务，并卸任《明报》社长。1993年3月，金庸再访北京，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回港后，他卸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次年辞去名誉主席职务，正式退出《明报》事业。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香港回归后，金庸功成身退，不再过问政治。
专注学术也沉迷围棋
2009年春天，金庸获得由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加等地最富影响力的十余家华文媒体颁发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这是肺腑之言。
1992年2月，金庸远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此开始转变工作重心。如果说过去他是以写小说而形象地展示文明，那么从此他要以做学问而理性地展示文明；如果说他过去的领域是通俗的社会大众文化，那么从此他将步入高雅的学院学术文化殿堂。
金庸很快得到了大陆学界的接纳。1994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国际法名誉教授，一批高校开设了和金庸小说相关的选修课程。1999年，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招收了两届博士研究生。
2005年10月1日，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6年，金庸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从玄武门看早唐皇位继承》。2010年9月，金庸以86岁高龄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答辩，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秉承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基因，金庸对琴棋书画无所不好，其中尤其醉心于围棋，是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围棋名誉六段。在《大公报》工作时，他与梁羽生是棋友。金庸自己回忆：“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大的兴趣是跟文统（梁羽生）兄和我下围棋……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金庸曾正式拜聂卫平、王立诚等为师，甚至请他们在家中住下切磋，还曾向“昭和棋圣”吴清源、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等请教棋艺，以至有了“木谷实（日本围棋大师）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的佳话。
与老友的半世纪交情
金庸笔下的大侠，多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重情重义之辈；而金庸本人也是广交朋友、老少忘年。其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与他可谓“以画相交”，他就是著名画家董培新。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与金庸长达半个世纪的交情，董培新时不时开怀大笑，他眼中的金庸实在别有一番趣味。
董培新第一次听说金庸时，只有15岁。“那时刚从广东移居香港，常听广播，听的是当时红遍香港的《书剑恩仇录》。我一听立马就被迷住了，哪天要是没听到就茶不思饭不想。但广播每天就播一点，很不过瘾，我就四处借金庸的书来看。”
1958年，董培新开始为《新报》的武侠小说画插图。次年《明报》创办，金庸非常欣赏董培新的插图，便想把他“挖”过来。由于刚工作不久，“不好意思那么快走”，董培新婉拒了这次机会，但因此和金庸成了朋友。第一次去拜访金庸先生，见他“细长眼睛，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不笑的时候显得特别严肃”，董培新有点紧张；但金庸一开口，居然是：“有空到我家去打牌。”
董培新成了金庸家的常客。“金庸先生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牌。他牌技又好，我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朋友们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可以随便胡闹，金庸先生从不生气。朋友里数倪匡最能闹腾，金庸先生跟他很要好。”
虽然私交甚好，但从未给金庸小说画过插画，一直是董培新的遗憾。2004年，董培新要在广州、澳门和香港举行画展，多年的愿望再次萌生出来。“我画了张‘古墓中的小龙女与杨过’寄给金庸先生，表达了想用中国画的形式来为他的作品画插画的想法。”很快，金庸回复了他5个字：“放心去画吧”。
画展来到香港时，金庸亲自参加，他虽然当场未做什么评价，但是很高兴，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看。当看到“韦小宝一床娇眷”那幅画时，他更是满脸笑容，非常喜欢。“这幅插图画的是韦小宝跟7个老婆在床上，我用了画家和摄影师一般都不喜欢的角度——从下往上看，从下巴往上画韦小宝的7个老婆。”之后，金庸在为董培新的画集写序时，专门夸赞韦小宝这张图“很有难度，角度很好”。
画展之后，董培新就开始专职创作金庸作品的插画。他最近一次见到金庸，是在2010年年底，“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耄耋之年，金庸惜墨如金，说得也少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平和的笑容。这是一段华丽人生之后的沉淀，一如他笔下的英雄，曾经策马奔腾轰轰烈烈，待到走过沧桑，将红尘看遍，最后便归于恬静淡然。
叛逆性格让他两度退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袁花镇赫山房（现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一个文苑之家。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在香港报界，人们通常以“查先生”称呼他。“查”作为姓氏，普通话读作“楂”，但在粤语中仍念作“茶”。在文学界，大家通常以“金庸先生”称呼。
童年的金庸有一种同情弱小的柔情。他家的长工和生，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其未婚妻的美貌，被陷害入狱，打成了半边驼子，金庸后来根据这一原型写了《连城诀》。他说：“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写武侠小说。”
8岁时，金庸读了此生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书籍，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据他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936年，12岁的金庸从袁花的龙山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初三毕业前夕，他发现不少报考初中的小师弟们缺少考试辅导材料，于是与两位同学一起搜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1939年6月，金庸初中毕业，9月考入高中部，他内心深处的叛逆开始表现出来。高二时，他在墙报上发表《阿丽丝漫游记》，生动地描绘了一条眼镜蛇威胁学生“我叫你永远不得超生”，讽刺当局派来压制学生的训育主任沈乃昌，被勒令退学。
后来，他转学到衢州中学，旧习不改，写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批评教导主任欺侮学生，居然还在《东南日报》发表了，不过这次他文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训育主任也只好以“你真是狂得可以”做结收场，没把他开除。
1943年，金庸考进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然而，战事使偌大个中国早已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烽火烛天，特务横行，校园亦然。由于投诉大学里的国民党特务，金庸在大二时再一次被开除。幸好有一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金庸得以谋到一份只读书不做事的馆员闲差。
抗战胜利后，金庸先求学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供职于《东南日报》和《大公报》。1948年他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两年后《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姚馥兰为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1950年11月，金庸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关于法律的论文，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注意，推荐他到外交部工作。一直想当外交官的他满怀希望地北上赴职，却很快因为生活不习惯，离开外交部返回香港。
从武侠立报到政治办报
金庸的武侠写作生涯始于1955年，到1972年封笔的17年间，他创作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鹿鼎记》等15部武侠小说。再经过10年潜心修改，于1981年完成了所有小说的修订。这些著作是金庸在华人世界最负盛名的成就，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然而金庸毕生的职业仍是一位报人。他在传媒界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如今在香港最具声望的报纸之一——《明报》。1959年，金庸与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当时还只是一张对开小报。创办初期，《明报》的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传说有一段时间金庸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据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著名小说家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前三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分别连载于《新晚报》和《香港商报》，广受欢迎。他的“御用画师”董培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时，编辑不用看也知道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因为金庸的稿子一到，20多名排版工都争相传看，等于“义务校对”了20多遍。
在《明报》创刊号上，金庸开始连载《神雕侠侣》。随着小说情节渐入佳境，读者热情也越来越高。董培新很多次去报社拜访金庸时，都会看见这样的场景：金庸伏案奋笔疾书，写满半张纸就撕下来，交给等候在桌旁的工人去排版，再埋下头去接着写下半张。而报社外，《明报》的广告客户已在翘首以盼，他们根本等不及报纸印刷，想出了报样就拿来先睹为快。读者更是每天都早早地去报摊上排队，等着《明报》开卖。《明报》就这样站稳了脚跟。
以武侠小说起家的《明报》最初的风格被定位于“声色犬马”，直到1962年才彻底改变，成为一份面向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报纸。
“文革”期间，内地“武斗”如火如荼，香港也在1967年爆发“六七暴动”，同样是打砸抢烧。《明报》反对“极左”，金庸于是成了“汉奸”、“走狗”、“豺狼镛”。后来，“武斗”发展成暗杀，金庸位列一个5人暗杀名单的第二位，列第一位的电台播音员林彬，在上班的路上被人往车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见此情形，金庸只好远赴瑞士避难。
由于贴近政治，金庸在多年的《明报》社评里，谈到过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民族英雄。他说：“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而邓小平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托人从香港带回了金庸小说，很可能是内地最早的金庸小说读者。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又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1985年，金庸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次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他宣布辞去该职务，并卸任《明报》社长。1993年3月，金庸再访北京，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回港后，他卸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次年辞去名誉主席职务，正式退出《明报》事业。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香港回归后，金庸功成身退，不再过问政治。
专注学术也沉迷围棋
2009年春天，金庸获得由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加等地最富影响力的十余家华文媒体颁发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这是肺腑之言。
1992年2月，金庸远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此开始转变工作重心。如果说过去他是以写小说而形象地展示文明，那么从此他要以做学问而理性地展示文明；如果说他过去的领域是通俗的社会大众文化，那么从此他将步入高雅的学院学术文化殿堂。
金庸很快得到了大陆学界的接纳。1994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国际法名誉教授，一批高校开设了和金庸小说相关的选修课程。1999年，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招收了两届博士研究生。
2005年10月1日，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6年，金庸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从玄武门看早唐皇位继承》。2010年9月，金庸以86岁高龄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答辩，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秉承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基因，金庸对琴棋书画无所不好，其中尤其醉心于围棋，是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围棋名誉六段。在《大公报》工作时，他与梁羽生是棋友。金庸自己回忆：“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大的兴趣是跟文统（梁羽生）兄和我下围棋……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金庸曾正式拜聂卫平、王立诚等为师，甚至请他们在家中住下切磋，还曾向“昭和棋圣”吴清源、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等请教棋艺，以至有了“木谷实（日本围棋大师）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的佳话。
与老友的半世纪交情
金庸笔下的大侠，多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重情重义之辈；而金庸本人也是广交朋友、老少忘年。其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与他可谓“以画相交”，他就是著名画家董培新。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与金庸长达半个世纪的交情，董培新时不时开怀大笑，他眼中的金庸实在别有一番趣味。
董培新第一次听说金庸时，只有15岁。“那时刚从广东移居香港，常听广播，听的是当时红遍香港的《书剑恩仇录》。我一听立马就被迷住了，哪天要是没听到就茶不思饭不想。但广播每天就播一点，很不过瘾，我就四处借金庸的书来看。”
1958年，董培新开始为《新报》的武侠小说画插图。次年《明报》创办，金庸非常欣赏董培新的插图，便想把他“挖”过来。由于刚工作不久，“不好意思那么快走”，董培新婉拒了这次机会，但因此和金庸成了朋友。第一次去拜访金庸先生，见他“细长眼睛，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不笑的时候显得特别严肃”，董培新有点紧张；但金庸一开口，居然是：“有空到我家去打牌。”
董培新成了金庸家的常客。“金庸先生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牌。他牌技又好，我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朋友们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可以随便胡闹，金庸先生从不生气。朋友里数倪匡最能闹腾，金庸先生跟他很要好。”
虽然私交甚好，但从未给金庸小说画过插画，一直是董培新的遗憾。2004年，董培新要在广州、澳门和香港举行画展，多年的愿望再次萌生出来。“我画了张‘古墓中的小龙女与杨过’寄给金庸先生，表达了想用中国画的形式来为他的作品画插画的想法。”很快，金庸回复了他5个字：“放心去画吧”。
画展来到香港时，金庸亲自参加，他虽然当场未做什么评价，但是很高兴，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看。当看到“韦小宝一床娇眷”那幅画时，他更是满脸笑容，非常喜欢。“这幅插图画的是韦小宝跟7个老婆在床上，我用了画家和摄影师一般都不喜欢的角度——从下往上看，从下巴往上画韦小宝的7个老婆。”之后，金庸在为董培新的画集写序时，专门夸赞韦小宝这张图“很有难度，角度很好”。
画展之后，董培新就开始专职创作金庸作品的插画。他最近一次见到金庸，是在2010年年底，“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耄耋之年，金庸惜墨如金，说得也少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平和的笑容。这是一段华丽人生之后的沉淀，一如他笔下的英雄，曾经策马奔腾轰轰烈烈，待到走过沧桑，将红尘看遍，最后便归于恬静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