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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确定后的第十个活动日。这一天，中国首次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知识因传播而美丽”，其所蕴含的内容为：“阅读丰富人生，共建和谐社会。”书籍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书籍躺在库房里（不论是出版社、书店，还是图书馆的书库）都无以发挥任何作用。书籍只有传播开去，使爱书者阅读，知识和信息才能转换成力量，使世界日新月异、遍地开花结果。知识因传播而美丽，世界因知识的传播而前进。
纪念读书日，阅读活动日渐繁华
纪念活动是图书传播的大肆张扬，新奇而丰富：希望的大船航行在知识的海洋，一本本图书从船头流出，在人们手中传递，形成知识的漩涡；各民族的学生在海洋里静静地阅读。在“知识因传播而美丽”这一宏大画面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与环境项目官员贾古玛、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陈为江、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干、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湖南电视台副台长曹树荣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批院士、学者向为图书传播做出贡献的石景宜、刘德元、潘跃勇等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著名作家张抗抗、梁晓声等朗诵了《读书的女人》、《书的世界》等散文和诗歌。一批企业家向图书馆捐赠了图书。最后一项是“春天漂流书”活动。由百名文化名人、百家出版社、推选“2005年应该流传的50本图书”，通过“街头遗忘式漂流、定点漂流、电视漂流等三种手段”，供人们免费阅读或交换，在各大城市掀起全民阅读热浪、营造书香氛围。据报道和笔者所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图书馆也同时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以庆祝第十个“世界阅读日”。
进入21世纪，我国识字人读书率的下降早已引起上自政府、下至专家学者的关注（2003年比1999年下降8.7个百分点），他们都为提高中国人读书气氛的营造出谋献策。
首先是电视台设读书频道，他们利用这一影响读书的可视媒体引导大众读书。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辟的读书栏目，如央视《读书时间》、教育台《书苑漫步》、北京有线台《华夏书苑》、北京台《东方书苑》、浙江台《书情手册》、广州台《书讯》、河北台《读书新体验》、上海台《阅读长廊》、东方卫视《读家报道》、凤凰台《开卷有益》等，虽然遇到许多困难，有的甚至关门大吉，但更多的是“改版”和“创新”，以更新颖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贡献于观众。
其次是组织读书活动。譬如文化部发起的“全民读书活动月”活动，国家图书馆每年12月22日前后的“读书活动周”、“读书月”；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发起在5月份开展“家庭读书活动”。北京市在每年的10月黄金周举办“图书节”。2004年10月9日~13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在济南市启动。2003年，21世纪教育沙龙在审定《新教育文库》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发布了《全民族阅读宣言》，并制定了“营造书香校园行动计划”。此外，每年的寒暑假，全国各地都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其三，力促设立“读书节”。鉴于英、德、日等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读书节，鉴于我国许多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建立地方性读书节并不理想，自1992年起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联名提出建立“读书节”的提案。1999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副司长周小璞曾向记者透露：“中国就要有自己的读书节了”，时间初定于每年的12月22日及其前后的时间内。
其四，推出一批阅读指导类图书。为了给各级各类读者提供一批高质量的可读之书，帮助青少年学生制定读书计划，一些有志之士编辑出版了阅读丛书、阅读指南、名著介绍类书籍。如21世纪教育沙龙组编的《新教育文库》，包括小学生阅读、中学生阅读、大学生阅读、教师阅读推荐书目。北师大童庆炳教授等主编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与欣赏》、四川文学社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石油工业社的《影响中国学生的80部书》、人文社的《文学名著读本》、京华社的《中外文学名著解读》、山西教育社的《中学生阅读大全》、远方出版社的《人文经典快读书系》以及现代出版社的《一生的读书计划》、商务印书馆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及上海社科院社的《高效阅读》等等。
面对读书日，出版人不该冷漠
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基本宗旨是让世界各国政府和大众更加重视图书这一传播知识、表达观念、交流信息的形式；强调图书与版权在发展一种和平、宽容、普世对话的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读书节”迟迟没能出台，而“世界读书节”却扑面而来。虽然迟到了十年，但一旦进入，就被广大读书人所接受。2005年4月23日前后的读书活动，已经燃爆了一种新的读书热情，相信今后几年的4月23日读书活动的声浪会更高，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影响会更大。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活动虽然也有出版界的人士参加，但从全国来看，图书馆人要比出版人积极得多，国外出版界的热情与中国出版界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本来在全民读书推广活动中应该唱主角的出版人为什么却成了边缘人物？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对社会效果的忽视。出版、销售、阅读、新的需要……，这是一个循环向上的系统，一些出版人忽视了出版的大目标——社会效益的实现，更多的关注前者，只要书出的多，书质量高，能拿到图书奖就是胜利，而对图书的传播、阅读的关注是不够的。
2．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出版界过分看重经济效益而闹出笑话的事屡见不鲜。一部分出版人整日一门心思在销售、在码洋，而对公益性活动“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看不到全民阅读成风之后可能带来的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3．管理体制的障碍。在我国，读书节的提出和申报一直是由文化部负责的。惯于看文件办事和善辨风头的出版人或是未得到正规渠道的信息，或是知道了也觉得与己无关。
4．出版人的孤立与封闭。虽然出版发行业无时不与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打交道，但是作为出版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却有一个圈子存在，相对于其它社会文化领域，他们是相对孤立的、封闭的。在信息化、国际化的今天，出版人应积极地融入更大的社会群体、融入大文化系统之中。
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2001年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的致辞中所说的：“图书是……可以陪伴终生的无价之宝，……是发展基础教育的关键，是战胜贫穷的武器，是发展先进信息通讯技术的有效途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促进出版业的发展，倡导图书的免费借阅，努力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这一节日一旦确定，即得到100多个国家爱书人的响应和支持，许多国家的作家、出版者、书商、教师、学生、图书馆、公共机构、多种媒体都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在宣传阅读和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面对这一节日，出版界应该积极做好思想准备，用高质量的图书、新颖的形式参与其中，为全民读书热潮的到来，为营造学习型和谐社会，为保护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的权力做出贡献。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知识因传播而美丽”，其所蕴含的内容为：“阅读丰富人生，共建和谐社会。”书籍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书籍躺在库房里（不论是出版社、书店，还是图书馆的书库）都无以发挥任何作用。书籍只有传播开去，使爱书者阅读，知识和信息才能转换成力量，使世界日新月异、遍地开花结果。知识因传播而美丽，世界因知识的传播而前进。
纪念读书日，阅读活动日渐繁华
纪念活动是图书传播的大肆张扬，新奇而丰富：希望的大船航行在知识的海洋，一本本图书从船头流出，在人们手中传递，形成知识的漩涡；各民族的学生在海洋里静静地阅读。在“知识因传播而美丽”这一宏大画面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与环境项目官员贾古玛、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陈为江、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干、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湖南电视台副台长曹树荣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批院士、学者向为图书传播做出贡献的石景宜、刘德元、潘跃勇等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著名作家张抗抗、梁晓声等朗诵了《读书的女人》、《书的世界》等散文和诗歌。一批企业家向图书馆捐赠了图书。最后一项是“春天漂流书”活动。由百名文化名人、百家出版社、推选“2005年应该流传的50本图书”，通过“街头遗忘式漂流、定点漂流、电视漂流等三种手段”，供人们免费阅读或交换，在各大城市掀起全民阅读热浪、营造书香氛围。据报道和笔者所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图书馆也同时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以庆祝第十个“世界阅读日”。
进入21世纪，我国识字人读书率的下降早已引起上自政府、下至专家学者的关注（2003年比1999年下降8.7个百分点），他们都为提高中国人读书气氛的营造出谋献策。
首先是电视台设读书频道，他们利用这一影响读书的可视媒体引导大众读书。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辟的读书栏目，如央视《读书时间》、教育台《书苑漫步》、北京有线台《华夏书苑》、北京台《东方书苑》、浙江台《书情手册》、广州台《书讯》、河北台《读书新体验》、上海台《阅读长廊》、东方卫视《读家报道》、凤凰台《开卷有益》等，虽然遇到许多困难，有的甚至关门大吉，但更多的是“改版”和“创新”，以更新颖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贡献于观众。
其次是组织读书活动。譬如文化部发起的“全民读书活动月”活动，国家图书馆每年12月22日前后的“读书活动周”、“读书月”；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发起在5月份开展“家庭读书活动”。北京市在每年的10月黄金周举办“图书节”。2004年10月9日~13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在济南市启动。2003年，21世纪教育沙龙在审定《新教育文库》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发布了《全民族阅读宣言》，并制定了“营造书香校园行动计划”。此外，每年的寒暑假，全国各地都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其三，力促设立“读书节”。鉴于英、德、日等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读书节，鉴于我国许多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建立地方性读书节并不理想，自1992年起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联名提出建立“读书节”的提案。1999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副司长周小璞曾向记者透露：“中国就要有自己的读书节了”，时间初定于每年的12月22日及其前后的时间内。
其四，推出一批阅读指导类图书。为了给各级各类读者提供一批高质量的可读之书，帮助青少年学生制定读书计划，一些有志之士编辑出版了阅读丛书、阅读指南、名著介绍类书籍。如21世纪教育沙龙组编的《新教育文库》，包括小学生阅读、中学生阅读、大学生阅读、教师阅读推荐书目。北师大童庆炳教授等主编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与欣赏》、四川文学社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快读》、石油工业社的《影响中国学生的80部书》、人文社的《文学名著读本》、京华社的《中外文学名著解读》、山西教育社的《中学生阅读大全》、远方出版社的《人文经典快读书系》以及现代出版社的《一生的读书计划》、商务印书馆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及上海社科院社的《高效阅读》等等。
面对读书日，出版人不该冷漠
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基本宗旨是让世界各国政府和大众更加重视图书这一传播知识、表达观念、交流信息的形式；强调图书与版权在发展一种和平、宽容、普世对话的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读书节”迟迟没能出台，而“世界读书节”却扑面而来。虽然迟到了十年，但一旦进入，就被广大读书人所接受。2005年4月23日前后的读书活动，已经燃爆了一种新的读书热情，相信今后几年的4月23日读书活动的声浪会更高，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影响会更大。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活动虽然也有出版界的人士参加，但从全国来看，图书馆人要比出版人积极得多，国外出版界的热情与中国出版界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本来在全民读书推广活动中应该唱主角的出版人为什么却成了边缘人物？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对社会效果的忽视。出版、销售、阅读、新的需要……，这是一个循环向上的系统，一些出版人忽视了出版的大目标——社会效益的实现，更多的关注前者，只要书出的多，书质量高，能拿到图书奖就是胜利，而对图书的传播、阅读的关注是不够的。
2．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出版界过分看重经济效益而闹出笑话的事屡见不鲜。一部分出版人整日一门心思在销售、在码洋，而对公益性活动“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看不到全民阅读成风之后可能带来的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3．管理体制的障碍。在我国，读书节的提出和申报一直是由文化部负责的。惯于看文件办事和善辨风头的出版人或是未得到正规渠道的信息，或是知道了也觉得与己无关。
4．出版人的孤立与封闭。虽然出版发行业无时不与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打交道，但是作为出版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却有一个圈子存在，相对于其它社会文化领域，他们是相对孤立的、封闭的。在信息化、国际化的今天，出版人应积极地融入更大的社会群体、融入大文化系统之中。
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2001年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的致辞中所说的：“图书是……可以陪伴终生的无价之宝，……是发展基础教育的关键，是战胜贫穷的武器，是发展先进信息通讯技术的有效途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促进出版业的发展，倡导图书的免费借阅，努力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这一节日一旦确定，即得到100多个国家爱书人的响应和支持，许多国家的作家、出版者、书商、教师、学生、图书馆、公共机构、多种媒体都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在宣传阅读和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面对这一节日，出版界应该积极做好思想准备，用高质量的图书、新颖的形式参与其中，为全民读书热潮的到来，为营造学习型和谐社会，为保护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的权力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