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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已经历经了1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科，古老在于研究历程长久，崭新在于伴随着时代的更替发展，具有新的内涵，而新闻舆论研究又是新闻传播学中的重要一个部分，本文首先论述了舆论和新闻舆论这两个专用名词的概念和内涵，紧接着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即多维视野下来研究新闻舆论在不同时代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多维视野；舆论；新闻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对于其内涵，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一般来说，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新闻舆论的客体，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与舆论相比，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到了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以下是多维视野下，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是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的统治者中，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一般来说，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供民生击鼓进谏，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还有“登闻鼓院”一说，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聲，察看民意，“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
但是其实结合历史学的观点，我可以得到，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謂的舆论制度的设置，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国力强盛，政治氛围宽松，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这一时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研究进程。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欧洲的一些思想、政治家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三、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的方向运动或改变，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舆论又不时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不一定的是冷静的，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要站在全面、可观的角度。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樊亚平，刘静.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余习惠，赵颖峰.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J].新闻界，2010（1）.
关键词：多维视野；舆论；新闻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对于其内涵，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一般来说，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新闻舆论的客体，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与舆论相比，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到了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以下是多维视野下，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是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的统治者中，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一般来说，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供民生击鼓进谏，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还有“登闻鼓院”一说，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聲，察看民意，“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
但是其实结合历史学的观点，我可以得到，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謂的舆论制度的设置，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国力强盛，政治氛围宽松，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这一时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研究进程。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欧洲的一些思想、政治家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三、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的方向运动或改变，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舆论又不时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不一定的是冷静的，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要站在全面、可观的角度。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樊亚平，刘静.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余习惠，赵颖峰.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J].新闻界，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