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著作《唐代藩镇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等。
　　《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个故事是周天子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时在公元前403年。但是，紧接着，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五十年前。其时，晋国掌权的是智氏家族，赵、魏、韩三大家族都要听命于智氏。那么，权势煊赫的智氏家族是如何被三家联合消灭的呢？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髯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笼络人心，谓之“不仁”。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贤”强势治国，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敕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父亲问他们，还记得竹简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这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南台的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再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自己单独成为智氏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祖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却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攻城。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二子担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就被智伯身边聪明的谋士絺疵所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却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毫不怀疑。
　　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絺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盯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因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文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臣光”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人的德和才的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司马光认为领导人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自律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更为根本。但是，在同一制度对领导者权力的约束之下，选人用人坚持以德为先，坚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好干部“五条标准”，同样十分重要。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自身素质修炼也有很系统的看法。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上疏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喻其“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比智氏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条件相比，人心拥戴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说明赵襄子比智瑶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篇》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反经》在引用荀卿这段话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中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
　　此外，智伯外交上也犯了错误。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