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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实行战略转兵，向贵州进发
力主实行战略转兵，是毛泽东参加长征以来第二次提出的战略性建议。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重创，过了湘江，红军从长征开始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博古等人想继续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蒋介石很快明白了红军的企图，即在红军前往湘西必经的各处，集中20多个师20余万兵力，阻止红军从湘黔边境北上。这时，如果红军继续北上湘西，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之敌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向西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王稼祥的全力支持，随后又得到张闻天的赞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在行军路线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直出湘西的计划，决定继续西进，经贵州黎平、锦屏等地北上湘西。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参与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提出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军事领导错误的责任。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然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针。
会议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作出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决定。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多重含义，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作战。
一渡赤水，毛泽东指挥避实就虚，摆脱川军。土城战斗，川军实力较强，还有后续部队增援。为了从不利的局面摆脱出来，毛泽东指挥红军避实就虚，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
二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乘虚回师黔北，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当蒋介石调集各路国民党军，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与扎西地区，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乘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连续攻占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战后，毛泽东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悲壮诗句。
三渡赤水，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虚张声势，重入川南。当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时，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前来，当敌军逼进时，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同时以一部军队伪装主力，虚张声势，造成北渡长江假象。
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形西实东，迷惑敌人。当吸引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为迷惑国民党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诱敌西进，而指挥红军主力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南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也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邓小平评价说：“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
力主实行战略转兵，是毛泽东参加长征以来第二次提出的战略性建议。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重创，过了湘江，红军从长征开始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博古等人想继续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蒋介石很快明白了红军的企图，即在红军前往湘西必经的各处，集中20多个师20余万兵力，阻止红军从湘黔边境北上。这时，如果红军继续北上湘西，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之敌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向西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王稼祥的全力支持，随后又得到张闻天的赞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在行军路线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直出湘西的计划，决定继续西进，经贵州黎平、锦屏等地北上湘西。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参与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提出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军事领导错误的责任。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然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针。
会议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作出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决定。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多重含义，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作战。
一渡赤水，毛泽东指挥避实就虚，摆脱川军。土城战斗，川军实力较强，还有后续部队增援。为了从不利的局面摆脱出来，毛泽东指挥红军避实就虚，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
二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乘虚回师黔北，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当蒋介石调集各路国民党军，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与扎西地区，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乘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连续攻占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战后，毛泽东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悲壮诗句。
三渡赤水，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虚张声势，重入川南。当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时，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前来，当敌军逼进时，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同时以一部军队伪装主力，虚张声势，造成北渡长江假象。
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形西实东，迷惑敌人。当吸引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为迷惑国民党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诱敌西进，而指挥红军主力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南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也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邓小平评价说：“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