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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维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本文以王维舟创办的宏文学校为中心，分析了王维舟在宣汉宏文学校推行的教育改革及相关工作，概括了其教育为革命和社会服务，爱国、反封建、实用和面向大众的早期教育思想，指出了他的早期教育思想与实践，为川东革命做出了贡献，也为其后来的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王维舟 宏文学校 早期教育思想
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①[1]71，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其办学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23年至1925年在川东家乡创办“宏文学校”（以下简称宏文校）；1933年至1935年在川陕苏区办“彭杨学校”、“列宁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筹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并担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2]。
长期以来学界对王维舟的关注极少，仅见的几篇文章多限于对其生平事迹的介绍，且主要侧重于王维舟中后期的事迹，如罗布江村、赵心愚的《革命先辈建伟业红军精神励后人——纪念西南民族学院第一任院长王维舟同志》、晓英的《王维舟：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王荣成的《论王维舟的平民教育思想》等。关于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至今还未有专文论述。本文拟通过王维舟于1923年在家乡创办和主持宏文学校的实践对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进行探讨。
一、王维舟与宣汉宏文学校
王维舟出生于四川东乡（今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的一户农家，幼年入私塾，读四书，颇晓文意。早年结识了东乡哥老会首领冉崇根、同盟会成员景昌运②[3]930-935等人，先后参加了“保路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至1917年已任靖国军第七师边防司令。1920年，王维舟兵败赴沪，结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等人，同年五月加入朝鲜旅华共产主义组织，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0年冬，王维舟赴苏俄学习，辗转于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年余，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亲耳聆听到列宁的教诲[4]。1921年回国，翌年在北京与吴玉章组织“赤心社”，并向他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新的革命理论与方法[5]110。之后，王維舟前往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春，母病回乡。此时四川在防区制下，军阀割据，百姓饱受战乱之灾、苛捐杂税之苦，人心思变。安葬母亲后，王维舟决定留乡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4]。1923年4月创办“新群女校”，接办“清溪寺小学”，次年初将两校合并为“宏文校”③，并提出振兴宏文校。是年秋，邀集进步青年冉海舫、覃明光等在宏文校旁木鱼山创建了川东北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清溪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打好了良好的群众基础”[4]。
在王维舟推行的教育革新下，宏文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校容校风日新月异，美誉远扬。1925年，被宣汉县知事公署授予“全县模范高小”称号[6]298。
随着宏文校的不断发展，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愈烈，王维舟等与军阀、豪绅间的矛盾亦愈深。1925年，王维舟与周伯仕、冉海航遭到当地军阀驱赶，遂转入汉口参与北伐。此后，王波④接办宏文校，在学校极力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等观念。1926年秋，王波、冉雨生等几人遭到一些家长的强烈反对而被迫离校，转入梁、达、万等地开展革命、教育活动。宏文校则交由宋更新等人接管。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后，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先后介绍中共党员胡俊辉、李俊持到宏文校主持教育工作，开展革命活动。尔后，王维舟相继在梁、宣、达、万等地成立以宏文校师生为骨干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会，组建川东游击队，开展川东游击斗争，开辟川陕边根据地。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以宏文校师生为主干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随后，在保卫苏区、扩大红军、转移苏区的过程中，宏文校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曾两次回到宏文校，讲述宏文校史和自身的革命经历，并倡导西南民族学院与宏文校结为“兄弟学校”，2015年6月17日宏文校更名为红三十三军红军小学。
二、王维舟在宣汉宏文学校推行的教育改革及相关工作
民国元年，教育部即改革教育宗旨，将“忠君、尊孔”废止；次年9月又颁布《小学校令》，之后多次调整。192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采用“六三三”这一新学制，较充分地体现了“儿童本位”和“教育即生活”的趣旨[7]221-225。特殊的是，民国前期的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尤以防区制时为甚，政令亦难通行。国家之教育改革对川东影响甚微，特别是课程严重与实际生活脱节的乡村地区。王维舟接手前的清溪寺小学，虽校名已更，但教学内容陈旧且与现实脱节，课程限于国文、算数，教学方法亦未采用新法。其实这类私塾式的小学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它们门外挂着初级小学的招牌，其性质和私塾无异。在这种背景下，王维舟主持宏文校后，进行了人事调整、教学改革、扩建校舍等方面的工作。
（一）人事调整
在王维舟之前，清溪寺小学主要由乡贤王佐卿⑤[3]948、符培兴二人主持校务、担任教员。由于学校新办，缺乏教师，王维舟经过各方努力先后聘请了宋更新等进步青年于校任教。根据学校现存档案资料、遗存建筑的横梁文字记载和笔者走访口述整理，截至1925年末宏文校教员简况，如下表所示[8]：
另，胡俊辉、黄中夏、尹素筠（女）、陶贤俊、严仕钊、洪登月、杨淑方、吕沙鸥、符梦邯、黄一安10人是1926年后王维舟等人介绍入校任教的，他们多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先进的知识分子，均未能长期任教于宏文校，或因组织需要，或因局势不允。
从上表可知：
（1）教员大部分是由私塾转入新式学校后毕业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受到新教育、新思想的影响，入校前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维舟的影响。 （2）宏文校教员多为本地人，且多为青年；宏文校师资条件好且数量充足；教员流动性强。
（3）他们既是宏文校教员，又是贫民学校、夜校的教师。
（4）他们多为川东北地区革命的领导者。
王维舟通过人事调整，引进了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青年，使得授课内容、方式、方法大变，为宏文校的发展和川东革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二）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变革
在宏文校创办之前，宣汉清溪等地学堂课程多限于四书、五经，兼习算术，以识字算账为功用，知识结构、内容单一。
基于此，王维舟保留部分国文教材，将苏联带回的马列书籍⑥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列为教材；根据当时教材脱节的现象和当地实际，组织教师自编教材。教材主要分为宏文校和贫民夜校两类，形式以诗、歌、散文为主。
现根据学校现存档案资料将自编教材归纳如下表所示[8]：
其次，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主张发挥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主张教学因时而变，因人而异，认为评定教育的标准不是合俗与否，而应是有益、有道与否[9]46-51。主张实行男女合班并级授课。学校开设陈列有《新青年》、《向导》、《创造周刊》、《中国青年》等书刊的图书室，供学生自由、自主阅读[8]29。
再次，合理安排课程，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王维舟在宏文校开设国语、算术、音乐、历史、地理、劳作、体育、绘画等課程，先后筹集、购置了风琴、月琴、琵琶和锣鼓等乐器和其他运动器材。每周六开展读书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比赛、清洁大扫除等，周日休息[8]26-30。
（三）扩建校舍、创建各类文艺团队、开设图书室、组织贫民夜校等
王维舟将两校合并后，聘请了大量进步青年授课，改革了教育管理制度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使宏文焕然一新。由于清溪及附近丰城、桃花、普光、老君一带的300余名青少年慕名而来，致校舍拥挤[4]。1923年底，王维舟筹款⑦修建“工字形”教学楼。1924年底，仿苏俄式建筑——“工”字形教学楼建成，寓意“面向工农，服务大众”。同时，王维舟还购置教具、图书和仪器{6]298。宏文校老师多才多艺，组织学生组建体育队、宣传队等，参加校内外比赛。其中，宣传队队员30余人，在校文艺晚会时表演，集市日则上街宣传，假期便到附近场镇演出。并且，宏文校还开设了图书室，陈列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王维舟等还在清溪场中街五贤祠开办了“群化书社”，先后开办了贫民夜校10余所，学员三四百人，教其识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其抗捐抗税。
三、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
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乃是建立在仁爱、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力行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结合自身早期经历和体悟，吸收融合马列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和教育思想而形成的。透过宏文学校的革新不难窥见其强调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以爱国、反封建、实用和面向大众为内涵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思想
“欲学无钱，欲耕无田”[4]的社会现实和列宁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王维舟逐渐认识到中国广大的妇女、平民没有受到教育的根源在于不合时宜的社会制度。王维舟创办宏文校、贫民夜校，是为“培养革命人才”[4]，将影响群众的经验同文化教育（其中包括社会教育）方法结合起来[10]18，呼吁广大妇女、贫民自救，进行社会革命，以打破旧制度。
首先，王维舟根据宏文学生的实况，主持编写了新群女校、宏文校校歌、《克敌歌》、《今年天旱了》等具有较强情感意识的歌曲、课文。如《新群女校校歌》这样唱道：“女儿受压迫，女权如泥沙，打破旧制度，天府女英放朝霞。”
又如《克敌歌》载：
“帝国虎势，侵略摧残；军阀肆虐，压迫剥削。伤社会之颓废兮，痛哭呻吟徒唠叨！独不听霹雳一声兮，革命之潮……如日月之初升兮，旭曦朝霞；如火之焰兮，照极黑夜。不畏荆棘之当道，不顾沧海之横前，直欲奋身飞越，直登彼幸福之岸。一吻主义之花，以偿夙愿……”
由此可见，王维舟等在授课中着力于创设女性无权、贫民受苦、帝国侵略、“地主要粮、军阀要款”[8]的情境，引导学生应敢于追求幸福、投身革命、挑战旧制度、承担历史使命，将朴素的革命思想寓于教学活动中，使其传授的文化知识与革命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
其次，组织宏文校宣传队每周开展一次文艺晚会，逢市场集会上街宣传，自编、自导、自演反封建的情景剧、小品等，配音哀婉悠长[8]27。
再次，根据贫民夜校学员的特点，自编《庄稼老汉歌》、《取棉袄》、《鸡鸣声》等通俗、极具折射意义的教材。如《可怜的庄稼汉》这样写道：“暖和的太阳照在我身旁……也照过穷苦的庄稼汉。团总有太太爱，土豪有老婆爱，庄稼汉你有谁来爱……每天只在荒地上挖土……可怜的庄稼汉。”易知，这些教材意在使平民们认识到地主士绅的浮收、政府的腐败、“洋人”的侵略、“军阀”的压迫是苦难之源，逐渐强化其不平之感和反抗意识，激化其与地主士绅、军阀、洋人的矛盾。借此进一步强调“国已沉沦催革命”的大势。并向他们解释，只有依靠马列主义，打破旧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王维舟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弘扬个人“小我”成就国家“大我”的奉献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宣汉居四川之东北隅，山大河小、交通闭塞，实处于中心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人们国家民族意识薄弱，清溪更是如此。基于此，王维舟等结合学生、农民、妇女等各自不同的学习特点，通过歌曲、教材、训示、小品、游行等有效形式传递家国观念，主要以宏文校教师所作新群女校、宏文校校歌、《女子解放歌》、《克敌歌》、《萤虫》、《生子命名“努革”作》、《示儿》、《抵抗》为代表，这些作品无不表达强烈的家国情怀。王维舟呼吁学生、工农以旭日、火焰之势“推翻军阀的压迫剥削，打倒列强的摧残侵略”；以“还我旧山河”，复我中华，为一生的夙愿，虽死无憾。蒋群麟曾对学生训示道：“勤奋学习……立志坚强；维护社会公益，肩负改造社会；为国家雪国耻，挽利权。”唐伯壮在《萤虫》一文中说：“他们虽是死了，但他们的光不灭，还在那里亮一亮……你们只是要为世界放光，才遭下这杀身的殃！你们的死，我很钦佩！——生前不肯韬光，死后还要流光！”他们高呼：“生为中国，死为中国”、“决心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而流血”、“为中国牺牲毫不遗恨”。他们坚信“先烈血花飞灿烂，断无志士不追踪”。他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王维舟认为青年学生们应成为自立、自强、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爱国者，他认为，学生必须“趁此少年多读书，勤习职业”，“努力操天戈，勤琢磨”，关心社会现状，感受“霹雳的革命之潮”，提高辨识能力，认清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地主的剥削的实质；树立远大的理想，心系天下，“不畏荆棘之当道，不顾沧海之横前[9]12，46，130。 （三）反封建教育思想
王维舟反封建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三个方面。
在教育方法上，变传统私塾注入式为启发式，注重趣味性、启发性；注重学用结合，劳力和智力的结合；重视学生的本能趋势，因势利导。王维舟曾说：我们教育的方法，不能不随时随地变更，因人而施。我们虽不能立地便办到完全动的教育的最好地步，至少也不应违背儿童的本性而强铸于一个模型之中，总该顺他的自然性向各方面发展。他认为死记硬背的老方法和体罚的形式是违背学生个性的，教育应取合理的、生动的教学方法，发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教育不应看合俗与否，而应看有益、有道与否[10]46-51。维舟将自家房屋作为教室，以窗门和板壁作黑板，创办新群女校，将男女生合班并级授课，这已是最好的例证。王维舟结合学生生性活泼好动的特点，组织文艺晚会、运动会、阅读会；根据农民、工人劳动的特点，开办贫民夜校。
在教育内容上，针对当地教学内容陈旧且与实际脱节的情况，维舟组织教师改良、自编教材，把“仁爱”、“大同”、“因材施教”等传统教育思想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强调实用性。维舟在宏文校增设音乐、绘画、劳作、地理、历史等较新颖实用的课程。组织教师根据当地的社会现状编写适宜于不同主体的课本。如宏文校學生用《女子解放歌》、《克敌歌》、《鸡鸣声》等有较强感情色彩，具有独立、勤奋、反抗、理想化特点的教材。贫民夜校则用《今年天旱了》、《可怜的庄稼汉》等更通俗易懂、更切合实际、充满同情的教材。虽然王维舟主要学习马列教育思想，采用苏联教育模式，但他亦十分“讲仁爱，倡孝和，重民本，守诚义，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8]25-26，此易从现存民国初年人们为他树立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中窥见。
在教育对象上，王维舟主张教育面向大众。儒家宣扬的“君子不器”、“有教无类”[11]76，195等传统教育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发展、义务教育”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因此，王维舟首先创办新群女校，“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读新书”[3]960，使教育面向广大女性。然后接办宏文校，开办贫民夜校，开办面向大众的“群化书报社”，开展各类面文艺宣传活动，更进一步使得广大贫民接受教育，习得知识[8]35。
四、王维舟早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一）为川东革命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
朱德曾回忆：“维舟同志曾在本县作了一个时期小学校长，而这个学校便作为他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因此他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群众，在川东北很快建立了近万人的游击队。”[12]的确，王维舟在宏文校培养的大批革命青年成了川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和川东游击军等的骨干，成为推动川东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
王维舟等宏文师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在1933年的宣达战役中“与红四面方军里应外合，协同作战，消灭了刘存厚之全部力量”[13]。此役，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川东北唯一重镇（绥定），获得了刘存厚大量现金、军工、物资，红四方面军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在张国焘看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14]1092-1093。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15]53-58这样回忆：
“宣达之役俘虏极众，缴获亦多。刘存厚之兵工厂全部及准备与我战三年之久的枪弹粮秣，全部落入我手。红军占绥、宣之后，未及一月即取得猛烈扩大……除三十一军仅八个团外，余皆完成三个师九个团的编制。”
确实，宣达战役后，除原红四方面军之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得到猛烈扩大外，还新成立了红三十三军。那么，“当时宣达一带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进红军与游击队中”的盛况何以出现呢？傅钟如此说道：
“如果没有过去地下党的工作与影响，群众斗争情绪之热烈，在此极短时期内，红军主力是不易取得这样发展的。……凡受游击军与川东党之影响的地区，群众自动组成地方独立连或营，自称为三十三军之部队者亦多……这支新建部队的特色是它与地方群众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红四方面军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所见略同：
“宣汉、达县一带，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活动区域，党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革命热情很高，只要把“新兵报名处”的牌子一挂，立即就有许多人跑来报名。”[16]250
傅钟和许世友均直接参与宣达战役，他们的评价是较中肯可取的。其实，宣达战役后成立的红三十三军、中共宣达县委、宣达苏维埃政府，其相当部分骨干为宏文师生⑧。在保卫苏区，扩大红军，转移苏区的过程中，宏文校师生也积极从事教育、宣传等工作，其中景德华、王心兰、王心刚、李长碧等300余名师生随红军北上。由此可见，宣达战役后出现这样的盛况得益于川东党和游击军等与地方群众保持有密切的联系，究其缘由，实难离开王维舟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在宏文校的教育实践。
（二）为其创办其他学校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无论是苏区创办的彭杨学校、列宁学校，还是新中国成立初筹办的西南等民族学院，均是在经费奇缺、条件极差、师资缺乏等情况下进行的，都体现了其爱国、实用、面向大众等教育思想。
仅以王维舟创建西南民院为例，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创建西南民族学院面临着选址、经费、建校舍、师资等诸多困难，由时任西南民院副教育长兼教导处处长的张天伟回忆：“我们到校时，校内已有200多名各族学生，但是没有一个教师……教什么、谁来教、教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可以想象，西南民族学院建校时的境况是何等困难。面对这些挑战，王维舟身体力行，与筹备小组们共同解决这些困难，包括“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17]。筹备组成员张汉城回忆其中一幕：
“王老与筹备组同志一起，住在院内未经修缮的房舍里，具体筹划和领导学院的各项筹备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他还不顾年高有病，与干部、学生一道劳动。” 这点遗存的记忆足以让我们感受当时筹建的场景和王维舟的精神品格。建校后，为解决师资困难的问题，王维舟通过各种渠道，抽调教师和干部来院工作。如王维舟先后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委，西南革大等部门和单位调来夏康农、张天伟、杨琴、孟铸群、李安宅等干部、教员。如为了请夏康农来校任职，王维舟从1950年2月22日至5月2日期间向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发去六次电文[18]。延请师资等建校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
西南民族学院建校初衷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非普通的学校，这与宏文校极其相似。虽然两所学校所处时代背景各异，但王维舟爱国、实用、面向大众的教育思想却依旧得到彰显。如在西南民族学院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19]10-11，激发其革命热情，让他们奋发向上，勇于承担时代的重任。又如他曾向学生提出四点要求：“（1）学与用结合；（2）劳力与智力相结合；（3）尊重组织，服从领导；（4）遵守校风、校规，团结互助。”再如王维舟根据当时社会实际，要求学院从第二期开始培养普通政治干部，如开办了农业畜牧兽医班、司法检察班等各种训练班。这些典例无不体现王维舟教育思想中的爱国、实用等思想。西南民院今天已是西南民大，它涵括56个民族的学生，可谓包容的极致。可以说，包容，便是西南民大的大性情[20]。那么，何以成就西南民大的包容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西南地区民族种类最众多，分布着30多个少数民族。又如国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历届政府的支持及历代西南民大人的努力等。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还与创建者的性情、胸襟和情怀息息相关。如西南民院最终选址成都，而非便于其领导的重庆，这与他考虑到西南民族繁多，分布宽广，交通不便，藏族学生又难以适应重庆的气候等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性情、胸襟等并非一蹴而就，追溯他的过去，早在宏文校时王维舟就主张教育面向大众，他变卖家产，创办新群女校，招收女性学生；开办平民夜校，向广大平民传授知识。可以说，他的性情、胸襟等是其面向大众等教育思想的升华。
综上所述，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作为个体的王维舟逐渐认同、选择了马列主义，回乡创办了宏文校，推行了教育革新，而且作为群体的川东北人民亦开始受其影响，积蓄着革命的力量。学界既有研究，不仅忽视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而且就其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川东革命和他后来的教育实践与思想的关系关注不够。实际上，王维舟不仅有早期的教育思想，而且于1923至1925年间付诸实践，他在宏文校推行的教育革新，除了引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教师外，还进行了教育改革、推行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学方法改良，并扩建了校舍，开设了图书室，创建了各类文艺团队，创办了贫民夜校等，这使得宏文校大为发展。后虽因军阀等地方势力强行介入，令他离开宏文校，但宏文校的改革并未因此中断废止。可以说，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对川东北地区革命、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舟于宏文校的实践虽符合20世纪30年代人们逐渐重视农村问题、为农村寻找出路的趋势，其面临的困难、解决措施等与“乡村建设派”的教育实践并无较大的差别，但在根本的主张上却存在明显的区别。“乡村建设派”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相对温和，如陶行知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等为内涵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晓庄的实践，晏阳初以解决乡村“愚、弱、穷、私”四大問题为主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定县的实践，梁漱溟主张文化改造、社会自救的教育思想及其邹平的实践等。王维舟则提出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甚至为社会革命服务的主张，意即通过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村问题，较为激进。前者自有不足，后者并非无瑕。如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的界限，使得教育政治化、革命化，教育的独立性受到较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为探索中国出路所做的贡献。
注释：
①出自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的谈话》。原文为：“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会后，毛泽东还为王维舟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②冉崇根（1870—1918），号立三，宣汉县东乡镇人，东乡哥老会首领。曾与景昌运、王维舟等人领导东乡起义，后被选为东乡县知事、四川省议员、四川省铁路公司董事，1918年病逝于宣汉。景昌运（1872—1926），字少柳，宣汉东乡镇人，清末文生，1904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加入兴中会。1906年归国后任东乡县劝学所视学。民国元年，先后为县临时议事会议员、省议事会议员。1926年为人暗杀。
③宏文校前身是同治四年（1865）由童生符立创办的兴文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佐卿、符培兴接办兴文书院，校舍迁入文昌宫（街上古庙），改校名“北东两等学堂”，1912年又更名为“清溪寺小学”。
④王波（1908—1999），宣汉县清溪乡人，王维舟的侄子。
⑤王佐卿（1872—1935），本名天辅，宣汉县清溪场人，王维舟胞兄，府考得文生。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成都铁道学堂。次年，同符培兴创办北东二等学堂。1923年春，积极支持王维舟修建宏文校舍，将家用木料和砖瓦捐赠学校。1935年初，病逝。
⑥系王维舟纪念馆陈列物。
⑦实则自筹。王维舟变卖家产、田地，发动族人和乡亲出钱、出力、出材料，作为建校经费等来源。
⑧仅以红三十三军为例，军长王维舟，九十七师师长蒋群麟，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王波，红三十三军秘书长冉雨生均为宏文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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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创新课题“论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以宣汉宏文学校为例（1923—1925）”研究成果，由田利军教授指导完成。
关键词： 王维舟 宏文学校 早期教育思想
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①[1]71，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其办学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23年至1925年在川东家乡创办“宏文学校”（以下简称宏文校）；1933年至1935年在川陕苏区办“彭杨学校”、“列宁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筹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并担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2]。
长期以来学界对王维舟的关注极少，仅见的几篇文章多限于对其生平事迹的介绍，且主要侧重于王维舟中后期的事迹，如罗布江村、赵心愚的《革命先辈建伟业红军精神励后人——纪念西南民族学院第一任院长王维舟同志》、晓英的《王维舟：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王荣成的《论王维舟的平民教育思想》等。关于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至今还未有专文论述。本文拟通过王维舟于1923年在家乡创办和主持宏文学校的实践对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进行探讨。
一、王维舟与宣汉宏文学校
王维舟出生于四川东乡（今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的一户农家，幼年入私塾，读四书，颇晓文意。早年结识了东乡哥老会首领冉崇根、同盟会成员景昌运②[3]930-935等人，先后参加了“保路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至1917年已任靖国军第七师边防司令。1920年，王维舟兵败赴沪，结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等人，同年五月加入朝鲜旅华共产主义组织，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0年冬，王维舟赴苏俄学习，辗转于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年余，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亲耳聆听到列宁的教诲[4]。1921年回国，翌年在北京与吴玉章组织“赤心社”，并向他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新的革命理论与方法[5]110。之后，王維舟前往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春，母病回乡。此时四川在防区制下，军阀割据，百姓饱受战乱之灾、苛捐杂税之苦，人心思变。安葬母亲后，王维舟决定留乡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4]。1923年4月创办“新群女校”，接办“清溪寺小学”，次年初将两校合并为“宏文校”③，并提出振兴宏文校。是年秋，邀集进步青年冉海舫、覃明光等在宏文校旁木鱼山创建了川东北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清溪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打好了良好的群众基础”[4]。
在王维舟推行的教育革新下，宏文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校容校风日新月异，美誉远扬。1925年，被宣汉县知事公署授予“全县模范高小”称号[6]298。
随着宏文校的不断发展，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愈烈，王维舟等与军阀、豪绅间的矛盾亦愈深。1925年，王维舟与周伯仕、冉海航遭到当地军阀驱赶，遂转入汉口参与北伐。此后，王波④接办宏文校，在学校极力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等观念。1926年秋，王波、冉雨生等几人遭到一些家长的强烈反对而被迫离校，转入梁、达、万等地开展革命、教育活动。宏文校则交由宋更新等人接管。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后，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先后介绍中共党员胡俊辉、李俊持到宏文校主持教育工作，开展革命活动。尔后，王维舟相继在梁、宣、达、万等地成立以宏文校师生为骨干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会，组建川东游击队，开展川东游击斗争，开辟川陕边根据地。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以宏文校师生为主干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随后，在保卫苏区、扩大红军、转移苏区的过程中，宏文校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曾两次回到宏文校，讲述宏文校史和自身的革命经历，并倡导西南民族学院与宏文校结为“兄弟学校”，2015年6月17日宏文校更名为红三十三军红军小学。
二、王维舟在宣汉宏文学校推行的教育改革及相关工作
民国元年，教育部即改革教育宗旨，将“忠君、尊孔”废止；次年9月又颁布《小学校令》，之后多次调整。192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采用“六三三”这一新学制，较充分地体现了“儿童本位”和“教育即生活”的趣旨[7]221-225。特殊的是，民国前期的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尤以防区制时为甚，政令亦难通行。国家之教育改革对川东影响甚微，特别是课程严重与实际生活脱节的乡村地区。王维舟接手前的清溪寺小学，虽校名已更，但教学内容陈旧且与现实脱节，课程限于国文、算数，教学方法亦未采用新法。其实这类私塾式的小学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它们门外挂着初级小学的招牌，其性质和私塾无异。在这种背景下，王维舟主持宏文校后，进行了人事调整、教学改革、扩建校舍等方面的工作。
（一）人事调整
在王维舟之前，清溪寺小学主要由乡贤王佐卿⑤[3]948、符培兴二人主持校务、担任教员。由于学校新办，缺乏教师，王维舟经过各方努力先后聘请了宋更新等进步青年于校任教。根据学校现存档案资料、遗存建筑的横梁文字记载和笔者走访口述整理，截至1925年末宏文校教员简况，如下表所示[8]：
另，胡俊辉、黄中夏、尹素筠（女）、陶贤俊、严仕钊、洪登月、杨淑方、吕沙鸥、符梦邯、黄一安10人是1926年后王维舟等人介绍入校任教的，他们多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先进的知识分子，均未能长期任教于宏文校，或因组织需要，或因局势不允。
从上表可知：
（1）教员大部分是由私塾转入新式学校后毕业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受到新教育、新思想的影响，入校前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维舟的影响。 （2）宏文校教员多为本地人，且多为青年；宏文校师资条件好且数量充足；教员流动性强。
（3）他们既是宏文校教员，又是贫民学校、夜校的教师。
（4）他们多为川东北地区革命的领导者。
王维舟通过人事调整，引进了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青年，使得授课内容、方式、方法大变，为宏文校的发展和川东革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二）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变革
在宏文校创办之前，宣汉清溪等地学堂课程多限于四书、五经，兼习算术，以识字算账为功用，知识结构、内容单一。
基于此，王维舟保留部分国文教材，将苏联带回的马列书籍⑥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列为教材；根据当时教材脱节的现象和当地实际，组织教师自编教材。教材主要分为宏文校和贫民夜校两类，形式以诗、歌、散文为主。
现根据学校现存档案资料将自编教材归纳如下表所示[8]：
其次，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主张发挥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主张教学因时而变，因人而异，认为评定教育的标准不是合俗与否，而应是有益、有道与否[9]46-51。主张实行男女合班并级授课。学校开设陈列有《新青年》、《向导》、《创造周刊》、《中国青年》等书刊的图书室，供学生自由、自主阅读[8]29。
再次，合理安排课程，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王维舟在宏文校开设国语、算术、音乐、历史、地理、劳作、体育、绘画等課程，先后筹集、购置了风琴、月琴、琵琶和锣鼓等乐器和其他运动器材。每周六开展读书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比赛、清洁大扫除等，周日休息[8]26-30。
（三）扩建校舍、创建各类文艺团队、开设图书室、组织贫民夜校等
王维舟将两校合并后，聘请了大量进步青年授课，改革了教育管理制度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使宏文焕然一新。由于清溪及附近丰城、桃花、普光、老君一带的300余名青少年慕名而来，致校舍拥挤[4]。1923年底，王维舟筹款⑦修建“工字形”教学楼。1924年底，仿苏俄式建筑——“工”字形教学楼建成，寓意“面向工农，服务大众”。同时，王维舟还购置教具、图书和仪器{6]298。宏文校老师多才多艺，组织学生组建体育队、宣传队等，参加校内外比赛。其中，宣传队队员30余人，在校文艺晚会时表演，集市日则上街宣传，假期便到附近场镇演出。并且，宏文校还开设了图书室，陈列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王维舟等还在清溪场中街五贤祠开办了“群化书社”，先后开办了贫民夜校10余所，学员三四百人，教其识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其抗捐抗税。
三、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
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乃是建立在仁爱、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力行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结合自身早期经历和体悟，吸收融合马列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和教育思想而形成的。透过宏文学校的革新不难窥见其强调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以爱国、反封建、实用和面向大众为内涵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思想
“欲学无钱，欲耕无田”[4]的社会现实和列宁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王维舟逐渐认识到中国广大的妇女、平民没有受到教育的根源在于不合时宜的社会制度。王维舟创办宏文校、贫民夜校，是为“培养革命人才”[4]，将影响群众的经验同文化教育（其中包括社会教育）方法结合起来[10]18，呼吁广大妇女、贫民自救，进行社会革命，以打破旧制度。
首先，王维舟根据宏文学生的实况，主持编写了新群女校、宏文校校歌、《克敌歌》、《今年天旱了》等具有较强情感意识的歌曲、课文。如《新群女校校歌》这样唱道：“女儿受压迫，女权如泥沙，打破旧制度，天府女英放朝霞。”
又如《克敌歌》载：
“帝国虎势，侵略摧残；军阀肆虐，压迫剥削。伤社会之颓废兮，痛哭呻吟徒唠叨！独不听霹雳一声兮，革命之潮……如日月之初升兮，旭曦朝霞；如火之焰兮，照极黑夜。不畏荆棘之当道，不顾沧海之横前，直欲奋身飞越，直登彼幸福之岸。一吻主义之花，以偿夙愿……”
由此可见，王维舟等在授课中着力于创设女性无权、贫民受苦、帝国侵略、“地主要粮、军阀要款”[8]的情境，引导学生应敢于追求幸福、投身革命、挑战旧制度、承担历史使命，将朴素的革命思想寓于教学活动中，使其传授的文化知识与革命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
其次，组织宏文校宣传队每周开展一次文艺晚会，逢市场集会上街宣传，自编、自导、自演反封建的情景剧、小品等，配音哀婉悠长[8]27。
再次，根据贫民夜校学员的特点，自编《庄稼老汉歌》、《取棉袄》、《鸡鸣声》等通俗、极具折射意义的教材。如《可怜的庄稼汉》这样写道：“暖和的太阳照在我身旁……也照过穷苦的庄稼汉。团总有太太爱，土豪有老婆爱，庄稼汉你有谁来爱……每天只在荒地上挖土……可怜的庄稼汉。”易知，这些教材意在使平民们认识到地主士绅的浮收、政府的腐败、“洋人”的侵略、“军阀”的压迫是苦难之源，逐渐强化其不平之感和反抗意识，激化其与地主士绅、军阀、洋人的矛盾。借此进一步强调“国已沉沦催革命”的大势。并向他们解释，只有依靠马列主义，打破旧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王维舟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弘扬个人“小我”成就国家“大我”的奉献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宣汉居四川之东北隅，山大河小、交通闭塞，实处于中心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人们国家民族意识薄弱，清溪更是如此。基于此，王维舟等结合学生、农民、妇女等各自不同的学习特点，通过歌曲、教材、训示、小品、游行等有效形式传递家国观念，主要以宏文校教师所作新群女校、宏文校校歌、《女子解放歌》、《克敌歌》、《萤虫》、《生子命名“努革”作》、《示儿》、《抵抗》为代表，这些作品无不表达强烈的家国情怀。王维舟呼吁学生、工农以旭日、火焰之势“推翻军阀的压迫剥削，打倒列强的摧残侵略”；以“还我旧山河”，复我中华，为一生的夙愿，虽死无憾。蒋群麟曾对学生训示道：“勤奋学习……立志坚强；维护社会公益，肩负改造社会；为国家雪国耻，挽利权。”唐伯壮在《萤虫》一文中说：“他们虽是死了，但他们的光不灭，还在那里亮一亮……你们只是要为世界放光，才遭下这杀身的殃！你们的死，我很钦佩！——生前不肯韬光，死后还要流光！”他们高呼：“生为中国，死为中国”、“决心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而流血”、“为中国牺牲毫不遗恨”。他们坚信“先烈血花飞灿烂，断无志士不追踪”。他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王维舟认为青年学生们应成为自立、自强、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爱国者，他认为，学生必须“趁此少年多读书，勤习职业”，“努力操天戈，勤琢磨”，关心社会现状，感受“霹雳的革命之潮”，提高辨识能力，认清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地主的剥削的实质；树立远大的理想，心系天下，“不畏荆棘之当道，不顾沧海之横前[9]12，46，130。 （三）反封建教育思想
王维舟反封建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三个方面。
在教育方法上，变传统私塾注入式为启发式，注重趣味性、启发性；注重学用结合，劳力和智力的结合；重视学生的本能趋势，因势利导。王维舟曾说：我们教育的方法，不能不随时随地变更，因人而施。我们虽不能立地便办到完全动的教育的最好地步，至少也不应违背儿童的本性而强铸于一个模型之中，总该顺他的自然性向各方面发展。他认为死记硬背的老方法和体罚的形式是违背学生个性的，教育应取合理的、生动的教学方法，发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教育不应看合俗与否，而应看有益、有道与否[10]46-51。维舟将自家房屋作为教室，以窗门和板壁作黑板，创办新群女校，将男女生合班并级授课，这已是最好的例证。王维舟结合学生生性活泼好动的特点，组织文艺晚会、运动会、阅读会；根据农民、工人劳动的特点，开办贫民夜校。
在教育内容上，针对当地教学内容陈旧且与实际脱节的情况，维舟组织教师改良、自编教材，把“仁爱”、“大同”、“因材施教”等传统教育思想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强调实用性。维舟在宏文校增设音乐、绘画、劳作、地理、历史等较新颖实用的课程。组织教师根据当地的社会现状编写适宜于不同主体的课本。如宏文校學生用《女子解放歌》、《克敌歌》、《鸡鸣声》等有较强感情色彩，具有独立、勤奋、反抗、理想化特点的教材。贫民夜校则用《今年天旱了》、《可怜的庄稼汉》等更通俗易懂、更切合实际、充满同情的教材。虽然王维舟主要学习马列教育思想，采用苏联教育模式，但他亦十分“讲仁爱，倡孝和，重民本，守诚义，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8]25-26，此易从现存民国初年人们为他树立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中窥见。
在教育对象上，王维舟主张教育面向大众。儒家宣扬的“君子不器”、“有教无类”[11]76，195等传统教育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发展、义务教育”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因此，王维舟首先创办新群女校，“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读新书”[3]960，使教育面向广大女性。然后接办宏文校，开办贫民夜校，开办面向大众的“群化书报社”，开展各类面文艺宣传活动，更进一步使得广大贫民接受教育，习得知识[8]35。
四、王维舟早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一）为川东革命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
朱德曾回忆：“维舟同志曾在本县作了一个时期小学校长，而这个学校便作为他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因此他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群众，在川东北很快建立了近万人的游击队。”[12]的确，王维舟在宏文校培养的大批革命青年成了川东北地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和川东游击军等的骨干，成为推动川东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
王维舟等宏文师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在1933年的宣达战役中“与红四面方军里应外合，协同作战，消灭了刘存厚之全部力量”[13]。此役，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川东北唯一重镇（绥定），获得了刘存厚大量现金、军工、物资，红四方面军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在张国焘看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14]1092-1093。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15]53-58这样回忆：
“宣达之役俘虏极众，缴获亦多。刘存厚之兵工厂全部及准备与我战三年之久的枪弹粮秣，全部落入我手。红军占绥、宣之后，未及一月即取得猛烈扩大……除三十一军仅八个团外，余皆完成三个师九个团的编制。”
确实，宣达战役后，除原红四方面军之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得到猛烈扩大外，还新成立了红三十三军。那么，“当时宣达一带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进红军与游击队中”的盛况何以出现呢？傅钟如此说道：
“如果没有过去地下党的工作与影响，群众斗争情绪之热烈，在此极短时期内，红军主力是不易取得这样发展的。……凡受游击军与川东党之影响的地区，群众自动组成地方独立连或营，自称为三十三军之部队者亦多……这支新建部队的特色是它与地方群众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红四方面军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所见略同：
“宣汉、达县一带，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活动区域，党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革命热情很高，只要把“新兵报名处”的牌子一挂，立即就有许多人跑来报名。”[16]250
傅钟和许世友均直接参与宣达战役，他们的评价是较中肯可取的。其实，宣达战役后成立的红三十三军、中共宣达县委、宣达苏维埃政府，其相当部分骨干为宏文师生⑧。在保卫苏区，扩大红军，转移苏区的过程中，宏文校师生也积极从事教育、宣传等工作，其中景德华、王心兰、王心刚、李长碧等300余名师生随红军北上。由此可见，宣达战役后出现这样的盛况得益于川东党和游击军等与地方群众保持有密切的联系，究其缘由，实难离开王维舟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在宏文校的教育实践。
（二）为其创办其他学校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无论是苏区创办的彭杨学校、列宁学校，还是新中国成立初筹办的西南等民族学院，均是在经费奇缺、条件极差、师资缺乏等情况下进行的，都体现了其爱国、实用、面向大众等教育思想。
仅以王维舟创建西南民院为例，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创建西南民族学院面临着选址、经费、建校舍、师资等诸多困难，由时任西南民院副教育长兼教导处处长的张天伟回忆：“我们到校时，校内已有200多名各族学生，但是没有一个教师……教什么、谁来教、教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可以想象，西南民族学院建校时的境况是何等困难。面对这些挑战，王维舟身体力行，与筹备小组们共同解决这些困难，包括“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17]。筹备组成员张汉城回忆其中一幕：
“王老与筹备组同志一起，住在院内未经修缮的房舍里，具体筹划和领导学院的各项筹备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他还不顾年高有病，与干部、学生一道劳动。” 这点遗存的记忆足以让我们感受当时筹建的场景和王维舟的精神品格。建校后，为解决师资困难的问题，王维舟通过各种渠道，抽调教师和干部来院工作。如王维舟先后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委，西南革大等部门和单位调来夏康农、张天伟、杨琴、孟铸群、李安宅等干部、教员。如为了请夏康农来校任职，王维舟从1950年2月22日至5月2日期间向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发去六次电文[18]。延请师资等建校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
西南民族学院建校初衷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非普通的学校，这与宏文校极其相似。虽然两所学校所处时代背景各异，但王维舟爱国、实用、面向大众的教育思想却依旧得到彰显。如在西南民族学院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19]10-11，激发其革命热情，让他们奋发向上，勇于承担时代的重任。又如他曾向学生提出四点要求：“（1）学与用结合；（2）劳力与智力相结合；（3）尊重组织，服从领导；（4）遵守校风、校规，团结互助。”再如王维舟根据当时社会实际，要求学院从第二期开始培养普通政治干部，如开办了农业畜牧兽医班、司法检察班等各种训练班。这些典例无不体现王维舟教育思想中的爱国、实用等思想。西南民院今天已是西南民大，它涵括56个民族的学生，可谓包容的极致。可以说，包容，便是西南民大的大性情[20]。那么，何以成就西南民大的包容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西南地区民族种类最众多，分布着30多个少数民族。又如国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历届政府的支持及历代西南民大人的努力等。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还与创建者的性情、胸襟和情怀息息相关。如西南民院最终选址成都，而非便于其领导的重庆，这与他考虑到西南民族繁多，分布宽广，交通不便，藏族学生又难以适应重庆的气候等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性情、胸襟等并非一蹴而就，追溯他的过去，早在宏文校时王维舟就主张教育面向大众，他变卖家产，创办新群女校，招收女性学生；开办平民夜校，向广大平民传授知识。可以说，他的性情、胸襟等是其面向大众等教育思想的升华。
综上所述，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作为个体的王维舟逐渐认同、选择了马列主义，回乡创办了宏文校，推行了教育革新，而且作为群体的川东北人民亦开始受其影响，积蓄着革命的力量。学界既有研究，不仅忽视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而且就其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川东革命和他后来的教育实践与思想的关系关注不够。实际上，王维舟不仅有早期的教育思想，而且于1923至1925年间付诸实践，他在宏文校推行的教育革新，除了引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教师外，还进行了教育改革、推行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学方法改良，并扩建了校舍，开设了图书室，创建了各类文艺团队，创办了贫民夜校等，这使得宏文校大为发展。后虽因军阀等地方势力强行介入，令他离开宏文校，但宏文校的改革并未因此中断废止。可以说，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对川东北地区革命、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舟于宏文校的实践虽符合20世纪30年代人们逐渐重视农村问题、为农村寻找出路的趋势，其面临的困难、解决措施等与“乡村建设派”的教育实践并无较大的差别，但在根本的主张上却存在明显的区别。“乡村建设派”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相对温和，如陶行知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等为内涵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晓庄的实践，晏阳初以解决乡村“愚、弱、穷、私”四大問题为主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定县的实践，梁漱溟主张文化改造、社会自救的教育思想及其邹平的实践等。王维舟则提出教育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甚至为社会革命服务的主张，意即通过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村问题，较为激进。前者自有不足，后者并非无瑕。如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的界限，使得教育政治化、革命化，教育的独立性受到较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为探索中国出路所做的贡献。
注释：
①出自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的谈话》。原文为：“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会后，毛泽东还为王维舟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②冉崇根（1870—1918），号立三，宣汉县东乡镇人，东乡哥老会首领。曾与景昌运、王维舟等人领导东乡起义，后被选为东乡县知事、四川省议员、四川省铁路公司董事，1918年病逝于宣汉。景昌运（1872—1926），字少柳，宣汉东乡镇人，清末文生，1904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加入兴中会。1906年归国后任东乡县劝学所视学。民国元年，先后为县临时议事会议员、省议事会议员。1926年为人暗杀。
③宏文校前身是同治四年（1865）由童生符立创办的兴文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佐卿、符培兴接办兴文书院，校舍迁入文昌宫（街上古庙），改校名“北东两等学堂”，1912年又更名为“清溪寺小学”。
④王波（1908—1999），宣汉县清溪乡人，王维舟的侄子。
⑤王佐卿（1872—1935），本名天辅，宣汉县清溪场人，王维舟胞兄，府考得文生。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成都铁道学堂。次年，同符培兴创办北东二等学堂。1923年春，积极支持王维舟修建宏文校舍，将家用木料和砖瓦捐赠学校。1935年初，病逝。
⑥系王维舟纪念馆陈列物。
⑦实则自筹。王维舟变卖家产、田地，发动族人和乡亲出钱、出力、出材料，作为建校经费等来源。
⑧仅以红三十三军为例，军长王维舟，九十七师师长蒋群麟，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王波，红三十三军秘书长冉雨生均为宏文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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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创新课题“论王维舟的早期教育思想——以宣汉宏文学校为例（1923—1925）”研究成果，由田利军教授指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