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
　　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有着大红门的51号，就是我的家。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这里。
　　我外公（章士钊）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套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
　　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他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后过世的。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后来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部长被撤职，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
　　我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
　　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买到了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真的开始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她们家去过了这个年。
　　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
　　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面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學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3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
　　其实，我总是在想，从史家胡同51号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也不想让自己变成那个送苹果的阿姨，不想为了得到一个四合院，让我的灵魂变成一片废墟。
　　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