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如何让下一代上进“能打”有斗志？》的文章，提到要警惕“未富先懒”，应“野蛮其体魄，坚强其意志，磨炼其心智，实现其成长”。文章认为，湖南卫视《变形计》节目里，“角色互换”教育的失败主要暴露在穷孩子身上。这种失败表现在，他们有的变得“不安分”了，越来越叛逆，“开始挑食了，这不吃那不吃，还嫌家里破，总想再回城里爸爸家”。这让文章作者有“未富先懒”的感叹。
　　這让我想起了英国18世纪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对慈善学校（教区办的贫民学校）的攻击。在《慈善和慈善学校》一文里，他指责办慈善学校的人全都是出于伪善和为了博取好名声，并提出了反对慈善学校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穷人子弟上了学之后，就会变得难以再安分守己地当一个对国家“有用的穷人”。曼德维尔认为，国家要富强，要具备与邻国的经济竞争力，就必须要有人数众多的穷人，愚昧又勤劳的穷人是劳动生产的主力军，是“国家的财富”。
　　曼德维尔认为，为贫穷儿童免费提供食品、衣服和教育的慈善学校是一个失败，因为学校里的教育让有的学生不再甘于“愚昧又勤劳”的穷人角色。他们有的变得叛逆，有的未富先懒，不乐意干那些又苦又累、报酬很低的工作，成为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
　　未富先懒真的是一种穷人特有的毛病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和看待“懒惰”。我们经常把“懒惰”直接当作意指某种道德缺陷的贬义词来使用，这是有问题的。在许多宗教和传统文化中，懒惰确实是一种罪过，但这种观念与今天社会心理学对懒惰的认识有相当大的距离。
　　懒惰是基督教七宗罪之一，但却是其中最难以定义的罪，甚至是否确实为罪都有争议。美国社会学家斯坦福·莱曼在 《七宗罪：社会与罪恶》一书里指出，懒惰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个涵盖思想、精神、病理和身体状态的混合概念，指习惯性地不愿意努力，但并不一定有道德批评的含义。懒惰之罪主要在于它的后果，好吃懒做会让人好逸恶劳，经不起诱惑，甚至可能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用18世纪英国神学家以撒·华茲的话说，懒惰是“撒旦给游手好闲的人找来的恶作剧”。
　　现代作家和心理学家让我们看到，懒惰是有社会原因的。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主人公奥勃洛莫夫是一个懒人，过着懒散的生活，没有目标，也没有热情。他善良，正直，不满令人窒息的现实，却懒得以行动来改变现实。他不缺空想，但绝不愿意从事任何具体事务。他是一个停滞的时代的“多余人”。小说刚发表，列夫·托尔斯泰就评价道：“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许久未见的杰作。”
　　网上流传甚广的“葛优躺”描绘的形象，是一个跟奥勃洛莫夫相似的没有目标、没有热情的懒人肖像。这样的懒人，富的穷的都有。
　　人们习惯于把贫穷与懒惰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懒惰确实是贫困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贫困的唯一原因。勤劳致富是一个富有正能量的口号，但是，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勤劳不致富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样的现实让许多穷人失去了勤劳的动力，成为许多人眼里的懒人。农村孩子有许多不爱上学，懒于学习，成为“没有斗志”的懒孩，也是因为看不见努力学习能改变命运的前景。
　　没有改变前景的贫困是一种最严重的社会不公，它所滋生的懒惰与其说是一种不良的个人习惯，还不如说是一种绝望的社会心态。单靠励志的豪言壮语能改变这种性质的懒惰吗？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家庭子弟尚有“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爹妈”的感叹，更何况那些经济条件匮乏的贫困家庭子弟呢？实现穷孩子的成长，并避免其“未富先懒”，需要的恐怕不是野蛮其体魄，而是公正其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