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疾病，从宏观上来讲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它总是“伺机反扑”，或者“提升水平”，把人类推入陷阱。我们有可能治好一种病，但我们对整个疾病还没有完全认识。科学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科学只知道一部分。“包治百病”肯定是谎言。
　　数学家杨乐说过，一个人可以强过10个人或100个人，但他不可能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仍不可超越。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关于鸭子与兔子的著名图解也说明，仅仅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大相径庭。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确实要受到诸多限制。真理实际上就是关于什么是“真”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不过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状态，而并非科学和客观的准确性。这是美国哲学家罗蒂说的。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理茨，他提出用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治疗躁狂症精神病。1942～1952年，美国有万余名患者接受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妇产科领域还有一个事件：在上世纪60年代，医生使用EE(己烯雌酚)对一些患有相关妇科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这些母亲生的孩子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其阴道和宫颈细胞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病变。这就是我们对医学的认识。当时认为没有问题，后来却发现有问题，而且遗留了很大的害处。因此在治疗中，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患者都能治好。医生更多的是帮助病人减轻痛苦，从情感上给病人一种依托。
　　《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说：“不管我们的照明灯烛把光线投射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个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医生应该这么看待医学，我希望公众也这么看，不能要求医生把病都治好，这是医学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