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崇高判断的最大特色在于其道德性。康德对崇高判断的论述,一般被划分为想象力之挫败和理性使命之唤起两个阶段。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将此二者视为崇高判断发生的前后相继的两个现实阶段,并将理性使命之唤起视为想象力之挫败单向决定的结果,从而认为崇高判断在道德实践之外对道德发生了促进作用。事实上,想象力之挫败和理性使命之唤起,是同一过程的正反两种论述,统一在实践理性之自我实现的跃动中。理性使命作为想象力之挫败的逻辑结果,实际参与甚至直接决定了想象力之挫败。可以说,恰恰是实践理性的道德涵养,决定了崇高判断的现实发生。因此,崇高判断对道德的促进意义,不能理解为从实践理性的外部而来,而只有在实践理性的主动展开和现实培养过程中才能呈现。这一过程与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方法论的论述具有相同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