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他所有头衔不说，俞敏洪将是中国培训产业一个永恒的符号；对他所有的事迹、业绩和成就进行挑拣，剩下来最具价值的结论——是教书匠俞敏洪PK富商大贾：从普通话说不好的农村孩子到一名出色的英文教师；从自己出国遭拒数次到帮助无数人出国；从被北大开除的教师到一名校长；从拎着糨糊桶刷小广告到操盘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集团公司，然后是将它做上了纽交所……
　　当古老华夏商潮滚滚将无数人裹挟着冲浪人生的商业体验即赚钱神话的时候，俞敏洪以白手起家、靠智力资本成家、最后在国际商业资本融合中成为资本大玩家的“人生是一个过程”（俞氏“五句话”之一）里，创造了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中国商人的“生命双螺旋结构”；就在中国改革开放在迅猛发展中创造了“历史超级压缩加强版”而令举世瞩目之际，教育先行，培训创造奇迹，人力资源至上，创意经济如火如荼——俞敏洪是马前卒，俞敏洪是急先锋，俞敏洪是拼命三郎——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的一个夙愿：知行合一。
　　一个懂教学规律的老师（人）、一群“过考试”的学生（人）的相遇与相知，创造了一个外语培训的标本式“企业”。
　　先是靠自己学生的学费（钱）来实现“企业”运转，再是引来国际资本（热钱）的投资热浪，人+资本=市场化培训VS商业化生存——点击“双面神”、“两栖人”俞敏洪的本质属性，他自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最贴切：“一个老师，一个有奋斗精神的人。”
　　1991年，北大教师俞敏洪辞职，走进自己曾经带过课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2年之后，再次炒掉老板后，从来都不是一个乖孩子和好学生的俞敏洪创办了“新东方”并从此不在任人摆布，开始了自主（自由）创业。
　　新东方早期的发展是异常艰难的，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的教室，有限的几个老师，时不时地来自其他培训班的威胁……俞敏洪以前在北大教书时想都没想到的事，全都发生了，他从一筹莫展到开动脑筋，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学会了怎样营销自己和自己的产品、怎样去辨识各个地方和部门的潜规则、怎样与各种人打交道。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在俞敏洪这里，就是我们中国人28年来利用率最高的三个词汇：赚钱、经商、办企业。
　　凡是打碎了枷锁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人，都获得了商业的中国式成功。而俞敏洪则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自由”与“枷锁”间的俞敏洪，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中——跳跃并挣扎着。
　　自己说了算，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以一种恃才傲物的清高，来做一家中国背景下的机构（企业），俞敏洪要完成的事业，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但无法实现的理想，因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符号——俞敏洪的杰出意义，是完成了一种“兼容”。在中国崛起的市场经济的“主板”上，因为掌握了“知识资源”的“大礼包”，从而完成了一次“商业革命”——打破了古老东方（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个“纪录”：教师——整合——商人。
　　俞敏洪回忆当年创办新东方的初衷，在他看来，之所以选择进入民办英语培训领域，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补习的学生，所以了解学生渴望帮助的迫切心理；因为自己是一个外语老师，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外语培训的领域，从而了解外语培训领域的新动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市场的需求，并不断思考改进的方式。
　　做自己最熟悉的，在自己的专业里做到最好，然后是拷贝和大规模复制——喜欢西方文化的来自中国农村的俞敏洪将西方人做企业的精神与中国人的韧劲“中西合璧”，其实就是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一份“俞敏洪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在1995年新东方如日中天之际，徐小平在温哥华问俞敏洪还缺什么，俞敏洪沉吟片刻说：“还缺少一点崇高感。”
　　其实，自从新东方成功后，这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后生就一直受到一种良心的拷问。“赢家通吃”是商业规律，但这不是俞敏洪和新东方未来的“崇高”出路。显而易见的是，利益分配上的“内循环”之难困扰了新东方许多年，这次的海外上市应该不是化解“新东方宿命”的唯一途径，同样地，以“外国人的钱来办中国的教育”的说法缺乏依据——不是慈善捐款，缺乏实业支撑，那时股市投资人飘忽不定的追捧或扬弃，是国际资本玩家的名利场。
　　当初，俞敏洪就在是做“精品”还是“产业化”上举棋不定过，如今在上市后更加地模糊与迷惑，他多次无不自嘲地说过：“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他还说过：“我真心希望在新东方一点股份都没有，不管卖掉还是送别人都可以，这样我可以安心离开新东方。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写书，驾车游走世界，或者到贫困山区教书。” 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特别价值观：“很想到西北买一片荒地，变成绿洲。因为我对土地有着无比的亲近。”
　　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里，其实是包含了得意与失落、张扬与落魄、谨慎与骄傲的复杂情感在里面的——崇高？还是低下？看上去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与人们的世界观息息相关。
　　这不是俞敏洪一个人的忏悔书，而是奉行中庸之道的我们中国人的通病。而即使是在强调专注与极端的西方文化中，也有着这种骑墙的企盼。罗马最古老的神之一雅努斯是一个“双面神”。传说中他有前后两副面孔，可以同时看到相反的方向：过去与未来、战争与和平、天与地、前后、左右等等，是一个真正不朽的“完美主义者”。
　　在一个向来重农抑商的国度里，平地里突然间冒出来无数的“商业富豪”、“企业富豪”、甚至“教师富豪”，它说明无论是“实业”还是“虚业”都纳入了国民经济腾飞的总体运行中，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终于到来的征兆。同样，社会主义不是贫穷，教师和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是和谐中国的渊薮。而强化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别成为“问题富豪”和“昙花一现式富豪”，是包括俞敏洪在内的富人们的新课题。因此，我们要感谢俞敏洪，感谢这如火如荼的时代——在文化传承中将古老中国带入21世纪新文明的所有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