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组佩:僭越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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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玉组佩,向来是古玉杂项收藏领域的高端品种,因其资源极度稀缺,成套组佩几乎都是省级博物馆馆藏级别,拍卖会上难得一见,民间传世品也凤毛麟角。
  这其中,又以东周齐国水晶玛瑙组佩最为殊胜:作为贵族权力的肖像,它见证了玉组佩最庄严时代的结束,以及汉文化转折的重要时刻。
  笔者多年专注杂项鉴藏,曾遍访博物馆与收藏界前辈,有幸上手鉴赏过成套齐国水晶玛瑙组佩,结合文史哲与考古记载,试图以跨界视角,品味器物背后未曾展开的历史细节。


  设计暗含野心
  有相关考古资料显示,齐国水晶玛瑙组佩是由水晶环(或玛瑙环)、玛瑙璜、玉觿、水晶冲牙、各种水晶及玛瑙管珠等,据一定之规,用牛皮绳编制而成。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构成既不合礼制,又异于诸侯。
  在材质上,以水晶、玛瑙代替玉。据《临淄齐墓》的考古记录显示,齐国水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类似器物多出自齐国故地。史书记载,齐国辖内盛产水晶,这也被一些文博学者认定为盛产水晶器的主因。其次,齐人还使用一种白玛瑙,一般被制成虎头珩、龙头觽、竹节管及环等。
  在佩戴方式上,不再套于颈部,改系于腰间,并垂至下肢。《汉书?地理志》记载,齐国“其俗弥侈”,从贵族大臣到普通士大夫皆以奢为荣,地位越高,组佩越复杂,走路步伐越小,风度越出众。
  在形制上,中原贵族组佩的主角“玉璜”被珩所替代;写实主义的玉戈、玉鱼、玉兔、玉蚕蛹等杂件,被水晶环、水晶竹节管、玛瑙竹节管、玛瑙虎头珩、玛瑙觿等抽象形制取代。
  在纹饰上,他们无视中原正统,放弃了西周时期标准的兽面纹、龙纹、旋纹等,所有佩件皆素面无纹,线条简约,寒气逼人,呈现硬朗的“玻璃光”视觉。
  在工艺上,齐人建立了一套巧妙的打孔与抛光策略,使水晶本身的通透性得以体现:齐国水晶管、珠为两面对钻孔,于中间贯穿,两边略有错位,孔底为环底状,孔径大,孔道透明,呈现波光粼粼,这是实心钻的特征。
  与管钻相比,实心钻作业接触面大,阻力大,转速慢,慢转速避免了高速钻头作业时造成的孔道接触面毛糙、不透明,为了避免这样的孔道,齐人不计成本,选择慢速钻孔。同时,还加入金刚砂等研磨介质,边打孔边利用金刚砂抛光孔道,使水晶珠整体上通透晶莹。


  周礼全面破产
  耐心与财力的投入,令齐国水晶器历千年而惊艳不减。
  但是,如果就此将齐国盛产水晶器归功于资源便利、工艺高超、齐俗尚侈等,便可能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东周羸弱,旧礼制瓦解,新传统未立,诸侯国力膨胀,皆有僭越周礼之心。
  春秋末年,东周社会已在信仰破产边缘,孔子周游列国,欲以“周礼”救天下,对蠢蠢欲动的诸侯来说,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遇“三桓之乱”,流亡齐国。孔子以避难之机,在齐国推行“仁政”。时值鲁昭公被逐,本国国政也被政治集团把持,齐景公感同身受,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充满好感,但终因齐国大夫晏婴阻挠,成为泡影。


  孔子在邻邦齐国的失败,正是其周游列国十几载的缩影。从鲁国出发,历经卫、曹、宋、齐、郑、晋、陈、蔡、楚等国,从今天的曲阜到罗山,他的政治理想始终与现实有一个转身的距离。他与晏婴上承周原文化传统,最终却只能以一个教育家的视角,目睹这套文化与政治体系走向溃败。作为宗亲国的故乡鲁国,正经历内乱的耻辱,战争气味弥漫整个版图。
  春秋以来,周天子一直在尝试自己的新定位:他不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突然地衰弱,带去更多耻辱。同样,诸侯对自身的强大不知所措,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在此前300年时间里从未显露。君臣双方不再将对方置于原有框架下考量,作为妥协,周礼的废除开始了。
  再看看考古记录,就能发现历史与器物之间的微妙趣味。据《临淄齐墓》与《中国玉器出土全集》山东部分关于齐地出土器物的论述,目前在科学发掘的19座战国齐墓中,出土水晶器1435件,玛瑙器514件,几无玉器,组佩位置在墓主人腰部革带,有悖周礼。
  这么看来,齐国水晶玛瑙组佩在材质、佩戴方式与形制方面一反常态,或多或少从实物方面佐证了文化传统的废止。


  “齐学”意外胜出
  只是,礼崩乐坏的气氛,并非掩盖一切,一个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据考古资料显示,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期墓出土了由玉环、玉管、玉珠、玉璜等11件玉饰组成的玉佩,皆以和田白玉制成,中原战国时期王侯墓出土情况亦然。
  《大戴礼记·朝事》记载,按周礼,天子以下的君臣不能用“全玉”(指和田等狭义的玉)的规制,必须搭配玛瑙、松石、费昂斯(琉璃)等。
  因此,诸侯国出现这种规制显然是僭越,但并未超脱对周礼的膜拜,相比齐国自春秋起大量使用水晶玛瑙的“出轨”行为保守得多。
  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同为僭越,一种是改良式的,渐进突破,更接近当时社会的普遍经验;一种是颠覆性的,重建文化传统,改造庙堂、江湖及个体,令故有思维习惯失效。
  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与当年孔子入齐传道受阻不同,此时齐地儒风繁盛,并以此发展出“齐学”,一举取代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齐文化在“齐鲁之争”中获得首胜。
  关于齐鲁文化比较,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过见解,“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指出齐、鲁之别在与“道”的距离上,但根基都是周原文化,共性大于个性。


  那么,较之鲁文化,齐文化的细微差别在哪儿?
  齐有周礼而“礼乎法”。虽都行周礼,齐人重视周礼中的法治精神,鲁国则看重德治。讲法就会摒弃“尊尊而亲亲”。任人唯贤,注重实效,使人才辈出。上层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促进了齐国人的进取精神,使经济、军事得以强大。
  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讲法。管仲改革时期,就有“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管仲之后,讲法传统延续。至礼崩乐坏,终于摆脱周礼,齐地的文化传统才得以自成体系。
  在富国裕民方面泛善可陈,作为礼乐文化次中心的鲁国此时已“卑如小侯”,国力贫乏已无法支撑文化的合理性。难怪,司马迁评价《管子》时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这样的“出轨”,或许正是文化重建在佩玉制度上的体现。
  孔子逆袭成功
  “齐国式的成功”再没有被复制,仅仅几百年后,孔子便挽回了败局——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尴尬、四处碰壁的流亡者,儒家思想于西汉初年首次成为文化正统。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儒家思想已经替代周礼,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包括对玉的含义及佩玉制度的重新规范。
  上古三代,玉器是仁德之君统治国家的神器,仅在巫师与君王间流传。上古帝王用玉的传统,被孔子嗅到了。他认为,只有像尧舜那样有圣贤品德的人才能佩玉,才能拥有权力,并在《三礼》中赋予玉“十一德”。
  《三礼》清楚规范了玉的分类、使用和管理制度。《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君臣次序、贵贱等级、长幼辈分,严苛不乱。
  《三礼》是儒家对玉文化最重要、最系统的理论贡献,它赋予玉以道德内涵,规范了西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佩玉制度的基调。
  在这一思潮下,随着铁质工具引发的生产力革命,玉组佩在西汉早期达到顶峰。长度及佩件数量空前绝后,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组佩中可以窥见。西汉武帝时,诸侯实力削弱,体现在组佩上就是简化,满城中山王墓出土的组佩佐证了这一点。
  至东汉,制度臻于完善,尤其是玉衣及组佩。东汉末年,王室卑微,制度不复。曹操统一北方后,得以恢复。
  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明代,已不是玉组佩的黄金时代,像山东的明鲁王墓出土的“玉禁步”(限制步幅),其规制简化,工艺减弱,但从未脱离《三礼》的基本框架。
  至清代,汉文化一度断层,玉组佩被朝珠体系所取代,它们对于等级与财富的认定,也被否定了。
  今天,玩珠之风盛行,这是满藏文化的孑遗。但不管怎样,如果你是幸运的,一定会有一串你热爱的珠子,闪着来自千年的寒光。新的奇迹就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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