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半年里，连环画大师贺友直老先生特别忙，在报刊电视里大出风头，前天，与外孙联袂办画展，昨天，他的《上海风情》上了地铁车站的墙，今天，一列地铁干脆命名为“贺友直号”，明天，贺友直的《孩时玩耍》将被中华艺术宫收藏。有人问：上海难道就没有其他画家了吗，偏要靠一个连环画家顶天立天为上海增光添彩？大上海怎么会没有画家呢？画家遍天下，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数不胜数的画家在上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各领风骚三五天，只有九十高龄的贺友直像艺坛长青树，每天两顿老酒管饱，似乎可以一直画下去。
　　贺友直以连环画立足画坛，他是一个时代的化身。当然，贺友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发祥地、大本营、大市场，数十年间涌现出许多连环画家，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现在，光芒正在褪去，恰如晚霞一般美丽的景象让人读出了无尽忧伤。
　　将贺友直推到聚光灯下，体现了尊老传统，给予至尊的荣誉，也是对连环画历史功绩的肯定。
　　有人说连环画在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就有了，也有人说连环画是电影的祖宗，更有人考证清末吴友如是上海连环画的教父，还有人发现1927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连环画三国志》，这就是中国第一套连环画。这些话与考证或许都没错，但我更愿意引用连环画收藏爱好者崔永元的一句话：“小人书（连环画的另一种称谓）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上路了。”
　　正是如此，成千上万个孩子就是看着连环画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的。归琪就是这样的孩子。
　　归琪认为：中国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进入高潮，这缘于中国80%的文盲基数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及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解读的要求。连环画在新的形势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连环画创作任务重塑艺术家的艺术品格，画家根据时代要求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再塑造读者的人格。这个大循环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小环境，也是特别让我们怀念的理由。
　　“败家子”在连环画中获得启蒙
　　归琪出生在供应极度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7岁时刚刚进学校，又遭遇了不能正常读书的“文革”，他跟随父母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地老天荒、孤苦伶仃的日子里，幸亏有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几本连环画，使他的童年出现了一抹惨淡的亮色。“一本是杨青华画的《擒孟达》，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本，另一本是顾炳鑫画的《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字和情节我不能全懂，但看得如饥似渴，差不多翻烂了。这两本连环画里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阶级斗争的迫切性与残酷性，有古代圣人的足智多谋，还有革命阵营里伟大人物的风采，主导那一时期中国人思想行为的要素，差不多都满足了。”归琪说。
　　不久归琪又跟父母来到江西南昌，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识字越来越多的他理所当然地迷上了连环画，而那时政治气候也有所松动，为了配合宣传样板戏和英雄人物，连环画画家也走出牛棚，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动笔了，这构成了中国连环画另一个繁荣的景观。为了买连环画看，归琪伸手向父母要钱，但要的次数多了，常常吃“弹皮弓”，于是归琪整理家里旧报纸、旧雨鞋、废铜烂铁，拿去与收旧货的小贩换钱，甚至在刷牙时会恶狠狠地将牙膏挤出一长条来，缩短一支牙膏的寿命，然后将牙膏皮拿去换钱，得了钱再去买连环画——他就是这样的败家子。历史证明，以败家子作风爱好某件事，必定会获得成功。归琪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说：“当时连环画里英雄人物的言行举止，以现在的眼光看也许有点假、有点傻，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给读者的震撼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与模范，那种正义感与牺牲精神，至今让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连环画教给我的东西，远远超出老师和父母灌输给的我枯燥理论。”
　　“文革”结束后，已经是中学生的归琪跟着父母迁到了上海。喜爱读课余闲书的归琪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当时外国翻译小说开始解禁，他每天看到新华书店门口人山人海，排队买书或交换书的盛况令人亢奋，归琪也有通宵排队购买中外名著的壮举。他尤其偏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篇中篇，各种版本都要，现在他家里收藏的陀氏小说就塞满了三个书柜，大陆版本之外还有台版的。
　　与此同时，连环画也以自身的艺术姿态呼应了思想大解放，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在此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出现井喷，连环画也载歌载舞，积极跟进。这一时期归琪收藏的连环画赫然见证着刘心武们的成果：《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芙蓉镇》、《爱情的位置》……如今抹去浮尘稍作翻阅，竟有隔世之感。
　　归琪告诉我，这一时期获得解放的各地连环画画家手脚发痒，浑身是劲，没日没夜地画，也不讲究，小说拿来就改编一下，画！一本连环画一个月就完成了。中国连环画迎来了又一个高潮。
　　《暴风骤雨》遭遇“高山流水”
　　1983年，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归琪进入中星房产公司工作。有了钱，他就在中学时代积攒的第一批藏书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收藏行动。他常常去文庙赶早市，天不亮就怀揣着两只刚出炉的大饼一头钻进书堆，别人不注意的，甚至是老板也不知道其价值的连环画，他一眼就能从乱书堆里找出来，一番讨价还价，斩获。另一条渠道就是与藏友交换，互通有无，这也是扩大搜索圈的有办法。有一次，另一位连环画收藏家在文庙看到一本1955年的初版本《暴风骤雨》，老板开价600元，在90年代初，6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藏家还价至550元，双方谈不拢，一拍两散。此事被归琪知道了，他前去看了一眼“货”，品相极佳，当场付钱。几天后他又去文庙，老板跟他说：“来啦？在你前头看中这本书的人也来了，现在他愿意出到一千，但书已经归你了，你们不妨认识一下吧。”归琪由是与这位藏家结缘，此后经常交流收藏心得。
　　此后十多年里，这本《暴风骤雨》在旧书市场上极少露面，成了藏友的苦苦追寻目标，有人找到归琪，前后出到3000元、5000元，最后加码至3万。归琪找到那位与此失之交臂的藏友：“你找了它很久，我也一直珍藏着，今天人家出到3万，老实说我有点挡不住了，与其给人家，不如归你所有吧。”归琪献出了自己的珍藏，却不要藏友一分钱。这位藏友叫张奇明，后来经营大可堂文化公司。大可堂在襄阳路一幢老洋房里卖普洱茶，雍容典雅的环境里陈列着许多连环画珍本，也算海上一景吧。张奇明在增加收藏之余，还与出版社联手，使绝版的连环画得以重版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