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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族是由历史上的吐蕃直接发展来的，这是一个在唐代足以与中原分庭抗礼的政权。文成公主和亲等政治往来，为大唐与吐蕃带来了诸多文化交流机会，汉藏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藏族乐舞和唐代诗文都是当时民族文化的精华，二者也随着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今天我们阅览唐诗可见大量展现藏族乐舞、描写吐蕃文化的作品，它们对唐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白居易《时世妆》、王昌龄《从军行》等作品，都深刻展现了藏族乐舞文化。
关键词：藏族乐舞;唐诗;文化交流
在唐代，藏族民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权——吐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吐蕃与大唐分庭抗礼，两国关系时紧时松，时而敌对，时而和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藏族的乐舞文化与唐代的诗词文化相互交融，特别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次和亲后，两族在文化上的交流更进了一步。加之大唐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朝代，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融合是较为广泛的，藏族乐舞文化对唐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政治导向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政治是文化发展的土壤。政治可以促进文化交流，也可以破坏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又是政治的润滑剂。所以说，政治与文艺是紧密联系的。通过文化融合来推动政治上的和平发展，最直接有效、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消耗最低的方式就是和亲。唐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和亲，一次是文成公主和亲，一次是金城公主和亲，两次和亲都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而且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次和亲都促进了汉藏文化的大融合，甚至对唐诗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较为著名的有陈陶的《陇西行》（其四），全诗直接描写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而最末一句“一半胡风似汉家”不仅说明了当时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了藏族文化已经进入诗的创作中。再比如沈佺期的《送金城公主适西藩应制》，诗中描写了“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的句子。如果只是单纯地吟诵唐诗的话，很难体会诗中对和亲情景的表现，因此需要采取歌、舞、器为一体的演奏方式来吟诵唐诗。而上述唐诗在吟诵时，往往配以藏族乐舞，也形成了唐诗集合歌、舞、器为一体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正是藏族乐舞文化的特点。
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就是采取这种形式吟诵出来的。这种吟诵形式与今天的歌曲表演形式极其相仿，有现场器乐伴奏，有舞者运用舞蹈来展现诗词内容，还有专门负责根据乐曲节奏来吟诵诗词的文人，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吟诵节目。
事实上吐蕃著名的大曲也是采取这种形式来表演的。有书为凭：“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技皆中国人。”这是说当时在吐蕃王廷中表演大曲的形式是集合了歌曲、舞蹈和器乐三部分，其中舞蹈和器乐表演与唐代人吟诗时所借助的舞蹈和器乐相似，而吐蕃人所吟唱的歌曲恰恰与唐诗吟诵者的作用相仿，因此可以说，从表现形式上，吐蕃乐舞文化对唐代诗词产生了重要的影響，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政治引导，也就是唐代公主入藏之功。
二、边境战争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与吐蕃一直处于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关系中。通常是唐强盛时，政治天平便倒向唐帝国，当唐衰微时，吐蕃就趁虚而入，趁机占领唐帝国领土，而当唐自我修复、重整江山之后，吐蕃又转而与唐修好。
战争的杀戮和政治的背叛，非但没有让两族人民产生隔膜，反而使两个国家的普通士兵在相互对战中增进了了解，甚至在驻防期间，特别是汉族春节和藏历新年等节日，双方还会互通乐舞以表示祝福。而社会底层人民之间的这种频繁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互动交流，促进了藏族乐舞文化流向中原。
从这个层面来看，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是建立在唐诗兼容并蓄、包容融合基础上的。唐蕃乐舞及诗词作品有着重要的共性：一是二者都从周边邻国和边地采集并整理了大量的相关作品，经过宫廷和民间等多渠道进行艺术加工，于是唐诗中自然带有了吐蕃乐舞的风情，主要体现在吐蕃整合印度乐舞风情，而唐诗又融合了吐蕃乐舞文化。在唐代，最为流行的乐器是来自西域的乐器，最为流行的舞蹈也是来自西域的舞蹈，而诗、舞、乐本就是一个整体，三分之二的异域风情，也造就了唐诗的异域风情。
比较有名的如唐玄宗的诗词作品，往往配有藏族风情的乐舞来吟诵。这与他本人是音律大家有着重要的关系。“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唐玄宗年间的很多音乐作品、诗词作品配乐，来自于凉州、伊州、甘州等边地并以地名命名，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曲。
三、佛教盛行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除了政治联姻和边境战争以外，佛教等文化交流也是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大唐帝国和吐蕃帝国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就是对于佛教的尊崇与推广。吐蕃乐舞有很多以佛教文化为元素的作品，而唐诗甚至出现了佛教诗这个特别的门类。佛教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化解民族矛盾，从佛教研究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可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是藏族乐舞文化融入中原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吐蕃对唐文化的喜爱达到了来者不拒的地步。据《册府元龟》卷《外臣部·盟誓》一文记载，长庆会盟中，对“撰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其中《绿腰》等乐舞作品本是唐代宫廷乐舞，经由公主和亲传入吐蕃，而后又融入了吐蕃文化特色进行创编。唐代诗人李群玉在其作品《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对这些乐舞作品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珥时流盻，修裙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说明唐与吐蕃之前的文化交流。 当然，吐蕃人在接受唐文化的同时也将佛教文化带入到唐朝。比如吐蕃著名的宗教舞蹈《羌姆》，几乎在所有寺院中都有表演，是作为隆重的寺院开光仪式的一个环节进行的，极其庄严而隆重，舞者需要带上面具进行舞蹈，以表示驱鬼逐疫之意。而这种乐舞乃至舞者的装束也一并传入大唐并流传开来。诗人白居易在《时世妆》中描写到：“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在流行吐蕃人梳妆样式。
佛教既是吐蕃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唐代的主要宗教之一，在兩国之间架起了交流文化的桥梁。藏族乐舞文化传承佛教文化在大唐逐渐流行开来，很多信徒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诗词文化，传播藏族乐舞文化。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藏戏在此时已经出现，它最早是藏传佛教中的开光仪式，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吐蕃乐舞文化流传开来，逐渐脱离了佛教仪式而独立发展。唐朝时期，藏戏还是与佛教仪式合在一起，所以唐诗在描述佛教仪式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宣传藏戏，宣传藏族乐舞文化。
四、二者的共性特征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发展
藏汉文化的融合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藏族乐舞文化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了解藏族乐舞文化。唐代不仅有大量的吐蕃乐器流入中土，还有吐蕃民歌被大量采纳，甚至融入唐代乐曲的创作元素中，而诗、歌原本为一体，吐蕃乐舞文化在影响唐代乐曲的同时也必将影响唐诗的创作，二者在融合发展中产生了很多共性特征：
一是敦煌作为文化融合的圆心，为藏族乐舞文化走向中原搭建了平台。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敦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唐代涌现出大量的敦煌诗，其中不乏与藏族乐舞文化相关的，如白居易的《时世妆》就是出自敦煌绢画。同时，敦煌还出现了大量唐代公主入藏的画作，并与其诗作相匹配，这些诗作中也展现了藏族服饰文化及乐舞文化。
二是佛教文化成为藏族乐舞文化与唐诗融合发展的连心锁。有唐一代很多皇帝都崇尚佛教，对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藏族乐舞文化中有很多乐曲、舞曲起源于佛教祭祀仪式，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藏族佛政一体的体现。而随着吐蕃占领敦煌后，佛教文化也成为敦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藏族乐舞文化随着佛教一起涌入内地，与唐文化相融合，对唐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是顶层设计的推动作用。藏族乐舞文化引入大唐得到了来自皇帝等统治阶层的认可，因此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行，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藏族乐舞文化也一并涌入中原地区，成为大唐绚丽文化中的一部分，受到全民喜爱，二者的结合可谓水到渠成。这是顶层设计推动的结果。
总之，藏族乐舞文化作为藏民族文化瑰宝得以传承下来，它是多民族传承的结晶。而唐诗作为唐代文化的代表，得以传承至今，也同样是各个民族共同传承的结果。这是汉藏文化相通相承的结果。可以说，藏族乐舞文化随着政治、战争、丝绸之路和佛教文化涌入中原，对唐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翔.唐诗中的乐舞艺术[J].写作（上旬刊），2016（8）：80-85.
[2]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乐舞与唐代西域的音乐、歌辞艺术[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7（3）：49-53.
[3]李措毛.浅析藏族自然崇拜中的宗教乐舞文化[J].艺术科技，2017（7）：55.
[4]王红梅.浅谈藏族舞蹈的艺术特色[J].黄河之声，2017（3）：123.
[5]杨名.唐代胡旋舞诗胡腾舞诗论析[J].舞蹈，2017（6）：14.
[6]张暄笛.浅谈藏族民间舞的地域文化特征[J].南北桥，2017（24）：2.
作者单位：
山东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关键词：藏族乐舞;唐诗;文化交流
在唐代，藏族民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权——吐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吐蕃与大唐分庭抗礼，两国关系时紧时松，时而敌对，时而和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藏族的乐舞文化与唐代的诗词文化相互交融，特别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次和亲后，两族在文化上的交流更进了一步。加之大唐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朝代，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与融合是较为广泛的，藏族乐舞文化对唐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政治导向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政治是文化发展的土壤。政治可以促进文化交流，也可以破坏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又是政治的润滑剂。所以说，政治与文艺是紧密联系的。通过文化融合来推动政治上的和平发展，最直接有效、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消耗最低的方式就是和亲。唐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和亲，一次是文成公主和亲，一次是金城公主和亲，两次和亲都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而且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次和亲都促进了汉藏文化的大融合，甚至对唐诗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较为著名的有陈陶的《陇西行》（其四），全诗直接描写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而最末一句“一半胡风似汉家”不仅说明了当时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了藏族文化已经进入诗的创作中。再比如沈佺期的《送金城公主适西藩应制》，诗中描写了“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的句子。如果只是单纯地吟诵唐诗的话，很难体会诗中对和亲情景的表现，因此需要采取歌、舞、器为一体的演奏方式来吟诵唐诗。而上述唐诗在吟诵时，往往配以藏族乐舞，也形成了唐诗集合歌、舞、器为一体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正是藏族乐舞文化的特点。
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就是采取这种形式吟诵出来的。这种吟诵形式与今天的歌曲表演形式极其相仿，有现场器乐伴奏，有舞者运用舞蹈来展现诗词内容，还有专门负责根据乐曲节奏来吟诵诗词的文人，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吟诵节目。
事实上吐蕃著名的大曲也是采取这种形式来表演的。有书为凭：“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技皆中国人。”这是说当时在吐蕃王廷中表演大曲的形式是集合了歌曲、舞蹈和器乐三部分，其中舞蹈和器乐表演与唐代人吟诗时所借助的舞蹈和器乐相似，而吐蕃人所吟唱的歌曲恰恰与唐诗吟诵者的作用相仿，因此可以说，从表现形式上，吐蕃乐舞文化对唐代诗词产生了重要的影響，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政治引导，也就是唐代公主入藏之功。
二、边境战争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与吐蕃一直处于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关系中。通常是唐强盛时，政治天平便倒向唐帝国，当唐衰微时，吐蕃就趁虚而入，趁机占领唐帝国领土，而当唐自我修复、重整江山之后，吐蕃又转而与唐修好。
战争的杀戮和政治的背叛，非但没有让两族人民产生隔膜，反而使两个国家的普通士兵在相互对战中增进了了解，甚至在驻防期间，特别是汉族春节和藏历新年等节日，双方还会互通乐舞以表示祝福。而社会底层人民之间的这种频繁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互动交流，促进了藏族乐舞文化流向中原。
从这个层面来看，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是建立在唐诗兼容并蓄、包容融合基础上的。唐蕃乐舞及诗词作品有着重要的共性：一是二者都从周边邻国和边地采集并整理了大量的相关作品，经过宫廷和民间等多渠道进行艺术加工，于是唐诗中自然带有了吐蕃乐舞的风情，主要体现在吐蕃整合印度乐舞风情，而唐诗又融合了吐蕃乐舞文化。在唐代，最为流行的乐器是来自西域的乐器，最为流行的舞蹈也是来自西域的舞蹈，而诗、舞、乐本就是一个整体，三分之二的异域风情，也造就了唐诗的异域风情。
比较有名的如唐玄宗的诗词作品，往往配有藏族风情的乐舞来吟诵。这与他本人是音律大家有着重要的关系。“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唐玄宗年间的很多音乐作品、诗词作品配乐，来自于凉州、伊州、甘州等边地并以地名命名，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曲。
三、佛教盛行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的影响
除了政治联姻和边境战争以外，佛教等文化交流也是促进藏族乐舞对唐诗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大唐帝国和吐蕃帝国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就是对于佛教的尊崇与推广。吐蕃乐舞有很多以佛教文化为元素的作品，而唐诗甚至出现了佛教诗这个特别的门类。佛教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化解民族矛盾，从佛教研究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可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是藏族乐舞文化融入中原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吐蕃对唐文化的喜爱达到了来者不拒的地步。据《册府元龟》卷《外臣部·盟誓》一文记载，长庆会盟中，对“撰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其中《绿腰》等乐舞作品本是唐代宫廷乐舞，经由公主和亲传入吐蕃，而后又融入了吐蕃文化特色进行创编。唐代诗人李群玉在其作品《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对这些乐舞作品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珥时流盻，修裙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说明唐与吐蕃之前的文化交流。 当然，吐蕃人在接受唐文化的同时也将佛教文化带入到唐朝。比如吐蕃著名的宗教舞蹈《羌姆》，几乎在所有寺院中都有表演，是作为隆重的寺院开光仪式的一个环节进行的，极其庄严而隆重，舞者需要带上面具进行舞蹈，以表示驱鬼逐疫之意。而这种乐舞乃至舞者的装束也一并传入大唐并流传开来。诗人白居易在《时世妆》中描写到：“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在流行吐蕃人梳妆样式。
佛教既是吐蕃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唐代的主要宗教之一，在兩国之间架起了交流文化的桥梁。藏族乐舞文化传承佛教文化在大唐逐渐流行开来，很多信徒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诗词文化，传播藏族乐舞文化。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藏戏在此时已经出现，它最早是藏传佛教中的开光仪式，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吐蕃乐舞文化流传开来，逐渐脱离了佛教仪式而独立发展。唐朝时期，藏戏还是与佛教仪式合在一起，所以唐诗在描述佛教仪式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宣传藏戏，宣传藏族乐舞文化。
四、二者的共性特征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发展
藏汉文化的融合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藏族乐舞文化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了解藏族乐舞文化。唐代不仅有大量的吐蕃乐器流入中土，还有吐蕃民歌被大量采纳，甚至融入唐代乐曲的创作元素中，而诗、歌原本为一体，吐蕃乐舞文化在影响唐代乐曲的同时也必将影响唐诗的创作，二者在融合发展中产生了很多共性特征：
一是敦煌作为文化融合的圆心，为藏族乐舞文化走向中原搭建了平台。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敦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唐代涌现出大量的敦煌诗，其中不乏与藏族乐舞文化相关的，如白居易的《时世妆》就是出自敦煌绢画。同时，敦煌还出现了大量唐代公主入藏的画作，并与其诗作相匹配，这些诗作中也展现了藏族服饰文化及乐舞文化。
二是佛教文化成为藏族乐舞文化与唐诗融合发展的连心锁。有唐一代很多皇帝都崇尚佛教，对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藏族乐舞文化中有很多乐曲、舞曲起源于佛教祭祀仪式，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藏族佛政一体的体现。而随着吐蕃占领敦煌后，佛教文化也成为敦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藏族乐舞文化随着佛教一起涌入内地，与唐文化相融合，对唐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是顶层设计的推动作用。藏族乐舞文化引入大唐得到了来自皇帝等统治阶层的认可，因此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行，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藏族乐舞文化也一并涌入中原地区，成为大唐绚丽文化中的一部分，受到全民喜爱，二者的结合可谓水到渠成。这是顶层设计推动的结果。
总之，藏族乐舞文化作为藏民族文化瑰宝得以传承下来，它是多民族传承的结晶。而唐诗作为唐代文化的代表，得以传承至今，也同样是各个民族共同传承的结果。这是汉藏文化相通相承的结果。可以说，藏族乐舞文化随着政治、战争、丝绸之路和佛教文化涌入中原，对唐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翔.唐诗中的乐舞艺术[J].写作（上旬刊），2016（8）：80-85.
[2]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乐舞与唐代西域的音乐、歌辞艺术[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7（3）：49-53.
[3]李措毛.浅析藏族自然崇拜中的宗教乐舞文化[J].艺术科技，2017（7）：55.
[4]王红梅.浅谈藏族舞蹈的艺术特色[J].黄河之声，2017（3）：123.
[5]杨名.唐代胡旋舞诗胡腾舞诗论析[J].舞蹈，2017（6）：14.
[6]张暄笛.浅谈藏族民间舞的地域文化特征[J].南北桥，2017（24）：2.
作者单位：
山东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