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无远弗届，产生了一种类似啤酒节的“狂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经理性审视，就不难发现，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也在皮袍中暗藏着“小”。文献固然不缺（有时连孤证都派上了用场），文学趣味也时时点染其间，拉开“鸟瞰”的功架，驰骋想像的野马，但只不过是撒豆成兵，虚张声势。正如钱基博评价“五四”之后的新散文，初读喜，继读疑，终读诋。通俗地说，刚开始阅读，确实有些别开生面，让人眼前一亮。但接着读下去，就败像显现了——在一个先行的理念牵引下，东摘西引，支离破碎，主观臆断，漏洞百出。读到最后，除了一团空洞的情绪之外，史论稀松，事实模糊，思想稀薄。一句话，余氏之文字，是大而无当的热烈，拨云去翳之后，原来行之不远，与“大历史”、“大文化”的关联并不紧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为了反抗余氏文本的“催眠”作用，以祝勇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写家，将余秋雨作为反面参照，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散文书写“规则”，即着眼于卡尔·贝克尔所说的“简单的史实”，潜入历史河流的底处，摩挲历史的局部，用“细节”说话。在祝勇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道路，而是行走的“脚”。如果鞋底有一粒砂石，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忍受，会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征程。
　　这样的写法，还原了历史的现场，使历史有了情感温度和人性含量，使读者能够“进入”，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温润的品质洞穿了历史的冷漠，成了可以触摸、可以品味的人间情感，因而，对大历史散文的写作，他是卓有贡献的。但是，“细节”的刻意经营或过量挖掘，使散文的叙事有了小说化的色彩，在好读和意兴丰沛之余，不免让人在不疑处生疑——历史真的是如此这样吗？因为文字描摹的现场，未必就是客观的历史在场，还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信息缺失——放大了“脚”，势必会不见了道路，即淡化了社会发展环境和时代嬗变对人物的心灵轨迹的作用，让人在信史与传奇之间游移不定。于是，与余秋雨一样，新写家的历史文化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警惕，做一番必要的理性考量。
　　在考量中，我读到了王开林的两大册《国士无双》（《国士无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华文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初读眼前有光，勾魂摄魄，复读心中叹服，振聋发聩——只觉得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发展到现在，到底是有了健全的叙述伦理，有了无愧的文本。
　　王开林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写作不是兴之所至，任意取材，而是建构了一个谨严的系统——他把清华、北大这两个人文高地上的大师级代表人物集结起来，试图通过对个体的解析，塑造群像，以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图谱，最终完整地勾画中华民族的精神流变和历史走向，其心灵史、思想史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是塑造群像，作者就不能以自己的嗜好做人为取舍，而是要以已有的社会“符号”价值为依据，取与人物贴近的姿态，那么，就真正成了一次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构成了一次不能有丝毫懈怠的难度写作。
　　在写作伦理上，他既从历史风云、时代潮流的大处把握外部世界对人物的作用，又从人物的来路，包括出身、修为、性格、信仰等细部探究“自我”之所以如此的内部原因——在“时势决定”与“性格决定”的辩证维度上，自然而然地呈现人物之象。其人生轨迹，既见“道路”，也见“脚”。与之相对应的，在行文时，不以个人好恶而放纵激情，也不做似是而非的主观评判，一切均以史料文献为依据，从容爬梳，让历史在时空深处自己说话。其笔调极其质朴，一如远山草色，青处自青，又如大川伸展，自有曲直。
　　譬如民主斗士闻一多。他不是天然就会成为烈士的，他的人生起点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是遵循着学士、名士的惯常之阶。传统国学的濡染在他骨子里深深地植入了“正统”、道统的观念，年轻时的一些言论甚至被“左派”人士视为反动透顶，以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还积极参与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因为当时，蒋政权在他的眼里居正统地位，代表着民族的利益，时势这个“大局”，自然就决定了他的是非判断。然而，他在美国留过学，又有激进、刚烈的性格和追求至善、至纯的赤子情怀，势必会导致他在日益腐败、崩朽的现政权面前，最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在高压与专制的逼迫下愤然转向，走上演讲台，喋血街头，成为烈士。
　　譬如一等哲人冯友兰。因为他是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忽视“道路”的人，会放大他曲意逢迎、阿世自保的人格缺陷；只注重“脚”的人，会把他看作是“见侮不辱”、自我救赎的旷世高人。到了王开林这里，他的主客观作用的“二元”叙述原则，使历史真相得以还原。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个人的忽左忽右、载沉载浮是历史的必然。到了冯友兰这里，懦弱使他扭曲，活络使他纠结，然而他又是个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的人——思辨使他深刻，能看到时代最终的趋势，因而怀着希望；良知使他痛苦，因而保住底线不做终极的陷落。更重要的是，他有坚定的哲学信念，在他自己提出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将天地境界看得最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使命之下，他是不会被世俗的道德评判所左右的。于是，他得以存活，得以在学术上“复活”——戛戛独造，写成七卷本的《新编中国哲学史》。
　　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性，是那种寄予“简单的史实”的写作所不能抵达的。
　　《国士无双》中，唯一书写的女性人物是林徽因。王开林揭去世人为其罩上的种种神秘面纱，把她回归到“人”的凡间，让人看到“神女”毕竟也是女，也有着庸常女性的种种原生之态，比如同时爱两个男人无法取舍，乞求他们代为决断，比如喜欢别人的赞美，一如喜欢诗歌；比如也有强烈的事业心，也在功名上争强好胜；比如疾病缠身，也愁惨成一团化不开的忧伤。作者所取的“人”的视角，使他获得了“优越的叙述智慧”，优雅在当优雅之处——拓写时代烙印，而不空疏，摹写个人品行而不虚矫，把林徽因写活了。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的诚实，他知道自己不是全知全能，便紧紧地“贴”着人物写，一如夏多布里昂所说，“短视的智慧以为可以看见一切，因为它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它看见的一切都在内部”。
　　不难看出，《国士无双》有着与雨果、夏多布里昂等世界大师隔空对话的品质，有开创之功，让人感受到了汉语写作的骄傲与自豪。我们期待中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既要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潮汐涌动，也要看到人心的万象和人性的腾挪，而不是顾此失彼，非此即彼。这一切，《国士无双》悉数做到了，我由衷地送上一份敬意！
　　同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我很钦羡地说一句：《国士无双》写得真好。朴质平淡之下，有迷人的风生云起，不假臧否之间，直逼人与事的内在本质。在立论周匝、堪称信史之余，它既让人看到了人的命运，也看到了历史的轨迹。历史真一如人，它也有不情之愿，也有不堪之思，也有不经之论——既有自然的发生，也有意外的变故——因为任何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人及人性的复杂，使历史有了苍凉与悲壮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