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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傅立叶（1772～1837）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19世纪的法国，正经历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的社会现状让傅立叶深感痛苦，他极力谋求社会改革的途径，以改变社会的腐败和不公，让人民大众摆脱疾苦和不幸。经过深入思考，傅立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以“法郎吉”为单位组成的和谐社会。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和谐教育清晰的、完整的描述。像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其教育思想虽然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因具有鲜明特点和探索性，也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基础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开始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成长和教育，尤其在法国，出现了两位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和蒙田，他们重视实践的哲学思想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纯粹理念和抽象思维的僵化弊病，而把目光转移到现实社会中。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这一思想更受重视。18世纪的法国教育，爱弥儿曾这样评价道：“它充分认识到了现实，认识到了具体的事物，以及现实和事物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当中所占有的位置，认识到了它们能教给我们的一切。”
傅立叶接受了理性主义教育的熏陶，他认识到，人们只要有了知识就能获得力量、获得财富，从而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从傅立叶的教育思想来源来看，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对他影响甚大，“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其次，傅立叶吸收了当时哲学界流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在教育中“到处存在正作用和反作用”，常常用正反两种个性特征划分不同的教育团体，进行分类管理。恩格斯评价说：“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在傅立叶教育思想中，也明显地显示了宗教观念，他认为：“在推动他们从事劳动的力量中间，我们不应忽视宗教精神，这是激发儿童献身精神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傅立叶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由于长期的商旅生涯、求学历程中的挫折，傅立叶尤其诟病当时的教育体制。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是每个人都相互协作、把劳动看作自身需要的理想社会。“法郎吉”取代旧式的家庭模式，成为和谐社会基本单位，这个类似合作社的机构由1000～2000人组成，下面又划分为不同的“谢利叶”小队，每个小队都有不同的劳动种类，而且其人员都是自愿组成的，各人根据爱好选择工作，任何劳动都不受限制。傅立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是妇女解放、没有城乡差别、人人平等的社会，他把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依赖于教育，和谐社会的教育制度成为傅立叶关注的重点。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傅立葉所设想的和谐社会是通过金字塔型结构来组成的，以便于每个“谢利叶”小队组织生产，与此对应，傅立叶对教育制度的设定也是按照由低到高分阶段安排的。他根据年龄不同，将受教育者划分为四个阶段：0～4岁半为幼儿时代；4.5～9岁为中级童年时代；9～15岁半为高级童年时代；15.5～20岁为混合级童年时代，傅立叶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阶段划分后，将教育的目的定义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把全部精力甚至是娱乐都用在生产劳动上。”奔着这样的教育目的，傅立叶尤其重视生产实践教育。
傅立叶虽然接受了理性主义思想，但又思考了理性主义的局限。他认为：“不论理性如何夸耀自己的进步，只要它不能向人类提供人人需求的社会财富，它就对幸福毫无贡献而言。”所以，傅立叶重视实践，并且认为理论应在实践之后，由实践才能升华为理论。傅立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中，教育支撑着整个社会实践的全部，教育体制紧紧联系着经济制度，“法郎吉”的任何生产实践都不能脱离教育。他说：“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引力，一切教育都是荒谬的；因为既然人的三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追求财富和奢侈，那么，如果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即从大约两岁起就不自觉地热爱生产劳动这个财富的源泉……”因此，傅立叶才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尊重人的天然地热爱劳动这个因素，在教育中必须重视生产实践。
傅立叶将其所处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文明制度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衰落期和凋谢期。他认为，在文明制度下，教育不能引导学生开展劳动，“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科学和劳动分开的，而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傅立叶认为当前教育的弊端是强迫儿童掌握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们自由选择喜欢的生产劳动。傅立叶认为，在劳动生产中儿童会自然产生对知识的兴趣，如果根据儿童的兴趣选择喜欢的劳动，就能获取科学知识，并同时感到愉快。伴随着儿童的身心发展，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的复杂性也随之提高，最终就能达到体力和智力的协同发展。
既然教育的前提是促进儿童的劳动兴趣，那么在教育中就需要强化激励机制。比如，在中级儿童教育阶段，儿童从事的劳动可能比较脏和累，获取的薪资报酬也很低，但傅立叶认为这不会导致教育失败，也不会给儿童带来不满，因为可以用其他的奖励手段鼓励儿童，诸如给予小玩具，给他们佩戴特殊饰物作为奖赏等。或者在精神层面，积极劳动的儿童会获得更多的赞美和表扬。傅立叶认为，这些符合儿童的天性，他们天然地喜欢荣誉，爱慕虚荣。教育者只要对儿童进行积极引导，就能满足儿童的心理，使他们热爱生产劳动，投身生产实践。
虽然傅立叶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娱乐，是儿童的心理满足，但他并不否认对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应施加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并不是粗暴简单的身体惩罚，用藤条、皮带、规尺等惩戒手段强迫儿童投入学习。傅立叶认为，在教育中实施比较柔和的手段是可取的，是从心理上促使儿童逐步走向自律，比如严格的考试。考试作为一种选拔手段被广泛使用，只有儿童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更高级的儿童团体所接受。如果他达不到要求，到了一定年龄而无法取得进入更高阶段团体的资格，他将受到周围儿童的轻视，从而受到心理伤害，这对敏感的儿童是很大的打击，必将促使他更加努力才能得到认可。所以说，考试也是一种激励手段，成为儿童迈向更高教育阶段的动力。 傅立叶在生产实践教育中还引入了竞争机制。在傅立叶构想的和谐社会中，每个儿童都有强烈的“整体精神”。如果儿童在劳动或学习中得到尊重，那么这就促使他更加努力，积极上进，尤其是当年幼的儿童看到比他年长的儿童结成团体时，自尊心会促使他找到感兴趣的工作并开始劳动，在护士或辅导员的帮助下，由劳动的生疏变为熟练，朋辈间的竞争形成团体的压力，激发了儿童的上进心。傅立叶非常重视儿童团体的相互竞争，他认为，只有在同辈中进行多样化的竞争，才能帮助儿童完成正常的教育。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反思
恩格斯指出：“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不像圣西门及其门徒的著作那样闪耀出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體有些晦涩，而且作者在表达法文时还没有适当的字眼，表达那些看法和思想的时候常常显得吃力，可是我们却乐于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看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更多。”确实，傅立叶提出的关于生产实践教育的理念就值得我们深思，值得“特别关注”，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的借鉴。但同时，傅立叶并不能改变自己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的教育思想既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成分。
从他的思想基础来看，傅立叶提出的“和谐社会”带有天然的缺陷，这就导致他的教育理念如同空中楼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因为资本家不肯放弃剥削，社会成员也不可能实现自治，物质财富也达不到丰裕。在这种框架下，傅立叶提出的生产实践教育思想就是无源之水。
傅立叶过于注重生产实践的重要性，忽视了儿童教育需要的人文关怀。傅立叶假想儿童有足够的上进心，把劳动当乐趣，在教育过程中能不断攀升进入更高的儿童团体，在严格的考试和竞争中能接受同伴的轻视，从而发愤图强，可是这一切都太理想化了。实际上，儿童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更需要关怀和抚慰，更何况，“绝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
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也会厌倦枯燥的劳动，怎么能寄望于孩子有天然的兴趣呢？傅立叶天真地认为休息是不必要的，儿童的一天都应该被生产实践所填充。这样就带来另一个弊端，傅立叶忽视了科学教育和知识教育。尽管他也认为这些都能在劳动中获得，但在实践过程中只能流于形式。
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教育制度制约于宗教、政治组织、科学发展水平和产业状况等；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原因，教育制度就变得不可理解。”（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不可否认，傅立叶的生产实践教育思想有着浓厚的空想和浪漫色彩，但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都植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基础，有其合理成分。对当今教育而言，应该借鉴傅立叶的教育思想，强调生产实践教育的时代特点，探索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体制。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基础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开始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成长和教育，尤其在法国，出现了两位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和蒙田，他们重视实践的哲学思想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纯粹理念和抽象思维的僵化弊病，而把目光转移到现实社会中。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这一思想更受重视。18世纪的法国教育，爱弥儿曾这样评价道：“它充分认识到了现实，认识到了具体的事物，以及现实和事物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当中所占有的位置，认识到了它们能教给我们的一切。”
傅立叶接受了理性主义教育的熏陶，他认识到，人们只要有了知识就能获得力量、获得财富，从而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从傅立叶的教育思想来源来看，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对他影响甚大，“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其次，傅立叶吸收了当时哲学界流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在教育中“到处存在正作用和反作用”，常常用正反两种个性特征划分不同的教育团体，进行分类管理。恩格斯评价说：“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在傅立叶教育思想中，也明显地显示了宗教观念，他认为：“在推动他们从事劳动的力量中间，我们不应忽视宗教精神，这是激发儿童献身精神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傅立叶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由于长期的商旅生涯、求学历程中的挫折，傅立叶尤其诟病当时的教育体制。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是每个人都相互协作、把劳动看作自身需要的理想社会。“法郎吉”取代旧式的家庭模式，成为和谐社会基本单位，这个类似合作社的机构由1000～2000人组成，下面又划分为不同的“谢利叶”小队，每个小队都有不同的劳动种类，而且其人员都是自愿组成的，各人根据爱好选择工作，任何劳动都不受限制。傅立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是妇女解放、没有城乡差别、人人平等的社会，他把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依赖于教育，和谐社会的教育制度成为傅立叶关注的重点。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傅立葉所设想的和谐社会是通过金字塔型结构来组成的，以便于每个“谢利叶”小队组织生产，与此对应，傅立叶对教育制度的设定也是按照由低到高分阶段安排的。他根据年龄不同，将受教育者划分为四个阶段：0～4岁半为幼儿时代；4.5～9岁为中级童年时代；9～15岁半为高级童年时代；15.5～20岁为混合级童年时代，傅立叶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阶段划分后，将教育的目的定义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把全部精力甚至是娱乐都用在生产劳动上。”奔着这样的教育目的，傅立叶尤其重视生产实践教育。
傅立叶虽然接受了理性主义思想，但又思考了理性主义的局限。他认为：“不论理性如何夸耀自己的进步，只要它不能向人类提供人人需求的社会财富，它就对幸福毫无贡献而言。”所以，傅立叶重视实践，并且认为理论应在实践之后，由实践才能升华为理论。傅立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中，教育支撑着整个社会实践的全部，教育体制紧紧联系着经济制度，“法郎吉”的任何生产实践都不能脱离教育。他说：“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引力，一切教育都是荒谬的；因为既然人的三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追求财富和奢侈，那么，如果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即从大约两岁起就不自觉地热爱生产劳动这个财富的源泉……”因此，傅立叶才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尊重人的天然地热爱劳动这个因素，在教育中必须重视生产实践。
傅立叶将其所处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文明制度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衰落期和凋谢期。他认为，在文明制度下，教育不能引导学生开展劳动，“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科学和劳动分开的，而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傅立叶认为当前教育的弊端是强迫儿童掌握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们自由选择喜欢的生产劳动。傅立叶认为，在劳动生产中儿童会自然产生对知识的兴趣，如果根据儿童的兴趣选择喜欢的劳动，就能获取科学知识，并同时感到愉快。伴随着儿童的身心发展，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的复杂性也随之提高，最终就能达到体力和智力的协同发展。
既然教育的前提是促进儿童的劳动兴趣，那么在教育中就需要强化激励机制。比如，在中级儿童教育阶段，儿童从事的劳动可能比较脏和累，获取的薪资报酬也很低，但傅立叶认为这不会导致教育失败，也不会给儿童带来不满，因为可以用其他的奖励手段鼓励儿童，诸如给予小玩具，给他们佩戴特殊饰物作为奖赏等。或者在精神层面，积极劳动的儿童会获得更多的赞美和表扬。傅立叶认为，这些符合儿童的天性，他们天然地喜欢荣誉，爱慕虚荣。教育者只要对儿童进行积极引导，就能满足儿童的心理，使他们热爱生产劳动，投身生产实践。
虽然傅立叶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娱乐，是儿童的心理满足，但他并不否认对儿童在教育过程中应施加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并不是粗暴简单的身体惩罚，用藤条、皮带、规尺等惩戒手段强迫儿童投入学习。傅立叶认为，在教育中实施比较柔和的手段是可取的，是从心理上促使儿童逐步走向自律，比如严格的考试。考试作为一种选拔手段被广泛使用，只有儿童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更高级的儿童团体所接受。如果他达不到要求，到了一定年龄而无法取得进入更高阶段团体的资格，他将受到周围儿童的轻视，从而受到心理伤害，这对敏感的儿童是很大的打击，必将促使他更加努力才能得到认可。所以说，考试也是一种激励手段，成为儿童迈向更高教育阶段的动力。 傅立叶在生产实践教育中还引入了竞争机制。在傅立叶构想的和谐社会中，每个儿童都有强烈的“整体精神”。如果儿童在劳动或学习中得到尊重，那么这就促使他更加努力，积极上进，尤其是当年幼的儿童看到比他年长的儿童结成团体时，自尊心会促使他找到感兴趣的工作并开始劳动，在护士或辅导员的帮助下，由劳动的生疏变为熟练，朋辈间的竞争形成团体的压力，激发了儿童的上进心。傅立叶非常重视儿童团体的相互竞争，他认为，只有在同辈中进行多样化的竞争，才能帮助儿童完成正常的教育。
傅立叶生产实践教育思想的反思
恩格斯指出：“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不像圣西门及其门徒的著作那样闪耀出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體有些晦涩，而且作者在表达法文时还没有适当的字眼，表达那些看法和思想的时候常常显得吃力，可是我们却乐于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看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更多。”确实，傅立叶提出的关于生产实践教育的理念就值得我们深思，值得“特别关注”，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的借鉴。但同时，傅立叶并不能改变自己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的教育思想既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成分。
从他的思想基础来看，傅立叶提出的“和谐社会”带有天然的缺陷，这就导致他的教育理念如同空中楼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因为资本家不肯放弃剥削，社会成员也不可能实现自治，物质财富也达不到丰裕。在这种框架下，傅立叶提出的生产实践教育思想就是无源之水。
傅立叶过于注重生产实践的重要性，忽视了儿童教育需要的人文关怀。傅立叶假想儿童有足够的上进心，把劳动当乐趣，在教育过程中能不断攀升进入更高的儿童团体，在严格的考试和竞争中能接受同伴的轻视，从而发愤图强，可是这一切都太理想化了。实际上，儿童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更需要关怀和抚慰，更何况，“绝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
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也会厌倦枯燥的劳动，怎么能寄望于孩子有天然的兴趣呢？傅立叶天真地认为休息是不必要的，儿童的一天都应该被生产实践所填充。这样就带来另一个弊端，傅立叶忽视了科学教育和知识教育。尽管他也认为这些都能在劳动中获得，但在实践过程中只能流于形式。
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教育制度制约于宗教、政治组织、科学发展水平和产业状况等；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原因，教育制度就变得不可理解。”（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不可否认，傅立叶的生产实践教育思想有着浓厚的空想和浪漫色彩，但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都植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基础，有其合理成分。对当今教育而言，应该借鉴傅立叶的教育思想，强调生产实践教育的时代特点，探索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