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认识《新百喻》，后认识陈四益。不过说实在话，对前者曲喜欢，稍胜于后者。《新百喻》的幽默与俏皮，于这位憨厚的谦谦君子身上，竟一点不见，于是便觉少了一份可爱；于是，便不免生出小小的失望。
　　《新百喻》用的是文言，故为之配画的“小丁”先生，为其中的人物制作了宽袍大袖的古代衣冠。毕竟是否为古代人古代事，大约在“小丁”先生与“小”小陈先生的心中眼中，也是一片朦胧吧。
　　其实，一个“喻”字，原可笼罩一切。佛家用它来讲故事，以教化众生，慈航普渡，吃酒吃肉的俗人，则不妨用来骂世。或曰“借古讽今”，或曰“影射”，亦或曰：载道。作者可怀有或善或恶或不善不恶只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读者也尽可报以或善或恶或不善不恶只是会心的一笑。比如《前后》——杨梦璞，幼聪明，善应对。父官太守，日以《语》、《孟》、《左传》、《国策》课之。一日，父他出，有客以讼狱事相托，遗瓜子金一瓮。梦璞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此家君之教也。”诺其事而却其金。父归，怒曰：“童子何知！此人前语，如何行得！”后讼事解，客来相谢，言及却金事，盛赞亮节。梦璞亟阻之，曰：“前童子无知，将人前语于人后言，家君已切责之矣。”客愕然。父归，闻之，复大怒：“童子何知，敢复尔尔！此人后语，安得于人前道人！”自是，梦璞嗫嚅不敢言，每有问，但瞠目视父，人以为痴骏。
　　梦璞由聪明善应对而变为嗫嚅不敢言，固令人太息，且疾其父教子无方，但为人与处世之难，又未尝不是古今同慨。关于处世之人前语、人后语，关于圣贤之书的言在此、意在彼，或时髦地说，“能指”与“所指”，岂“孺子可教”。若非深谙世态人情，实难洞悉其奥。若谓作者之意全在讽刺，恐不尽然。一丁点儿同情与理解，怕是有的吧。
　　再如《转舵》——明有隋逢撰者，初为徐阶门客。嘉靖间官郎中，以严嵩父子圣眷日隆，乃潜投书分宜，谓昔之为徐阶门客，事非得已。实欲入虎穴、探真情，以报贤父子也。书中扶日之颂，效忠之辞，累焉如贯珠。分宜败，书为阶得。隋不知，亟草《回天颂》呈阶，谓阶之倒严，有回天之德。阶览其颂，沉吟半响，曰：“昔歌扶日，今颂回天。‘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隋顿首泣血而告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投书分宜，正所以入虎穴，为公擒虎子也。”阶曰：“昔之为门客，今之颂回天，皆为入虎穴而擒虎子，而虎子安在？恐吾未得虎子，已入虎口、膏虎牙矣！”隋无词以对，唯唯而已。后流落以死，人皆鄙其品，史无传焉。
　　这一则，倒纯粹是古事了。只是陈君似乎太忠厚。隋逢撰之所以随风转，确有其“事非得已”者，且未见得因此而立败。否则，此辈人聪明绝顶，岂肯真的行向虎山？若偏要“以史实来较真儿”(陈子“后记”中言)呢，则隋逢撰之为人行事，正酷肖其旧主——曾有言官疏论徐阶云：“事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及世宗崩，乃手草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如此随风转，较之隋逢撰，又甚而至矣。可知这原是一种行得通，至少通得一时(徐阶位至宰辅，可算得官运亨通)的处世之道。只可叹这位徐老先生不能“躬自厚，薄责于人”，未免苛求于“弹铗”之客了。
　　说到这里，觉得《新百喻》其文与陈四益其人，到底还有几分相通——前者诙诡其外，忠厚其内；后者忠厚其外，诙诡其内，但终究不失“温柔敦厚”之旨。且深谙世态人心的睿智之外，犹存真善美之理想与信念。又不时寓以向善之微意，更忠厚之尤也。如在《转舵》的结末，陈子道：“人生如航，执著者进。随风转舵，必归于败。”似乎隋逢转之类，一定的不容于世，不是将世界——古代的世界——看得太清明了吗。
　　其实，撰写《新百喻》的小陈，与捧读《新百喻》的大东，也并未自外于百喻。然而此又何妨——既贵为“人”属，则人性之所有，亦必我所不能无。虽古代衣冠，却不过衣冠而已，衣冠之下，人性之善恶，分得古今么？又何敢辞“对号入座”焉。
　　中国自来有载道的文学，且一向奉为文学的正宗。“喻”言自是载道无疑，可谓无韵之“风”“骚”。故小文命之曰“座”(入座)而论“道”，于古人之意，虽不中亦不远也。
　　
　　(《绘图新百喻》，陈四益著，丁聪画，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版，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