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享有“DNA之父”美名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因言论涉嫌“种族主义”，被其所属的冷泉港实验室剥夺了荣誉教授等头衔。这一话题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种族、基因、智商都是敏感的问题，沃森触及“政治正确”的红线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智商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涉及种族、文化、传统的大问题。

科学从未缺席的研究对象

　　1月11日，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官宣，撤销沃森所有的头衔和荣誉，包括名誉主席、奥利弗·格蕾丝（Oliver R Grace）名誉教授、名誉理事等。该实验室发表声明说，这项决定针对沃森本月早些时候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毫不含糊地反对詹姆斯·沃森博士就种族和遗传学话题表达的没有根据且不顾后果的个人观点”。冷泉港实验室的立场非常鲜明：沃森的言论是不道德的且没有科学依据，不代表实验室的观点，同时谴责这种滥用科学支持偏见的行为。
　　事实上，沃森2007年就曾因发表“种族智力论”而遭到强烈抵制。当时他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表示，“所有有关非洲发展的社会政策都建立在他们（非洲人）和我们（白人）智商水平相同的前提上，然后所有的科学测试都证明这个前提不正确。”这次是1月2日美国公众广播公司（PBS）上映的纪录片《美国大师：解码沃森》所引发新的争议。在片中，主持人问沃森对“种族智力论”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观。沃森的回答十分坚定：“不，完全没有。在智商测试中，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水平是不同的。我想说的区别是，它是遗传的。”
　　智商是人们敏感的话题，对智商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所谓智力，可以定义为一种“一般心智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智力可以被间接测量，但所有测量都有侧重，也就是所谓的“偏见”。沃森的言论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首先，科学家们对“智力”的含义各执一词。据2012年一篇学术期刊统计，过去一百多年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智力界定至少有12种。其次，单纯从科学角度来看，智商测试并不能真实反映智力。智商测试有很多版本，沃森也并未指明他所谓的差异来自于哪种测试。第三，治理与基因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
　　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不同版本的智商测试得分之间往往是正相关的。韦氏智力量表（Weschslerintelligence scale），测的是一个人在同龄人中心智能力排位如何，也就是最常用的平均智商为100的智商值（IQ）。心理学家特曼修订的斯坦福一比奈测试题，测的是一个人“心智年龄（mental age）除以实际年龄（physical age）的智力商数”，又称T分数。比奈一西蒙测试题，测的是B分数。心理学家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测的是“一般智力因素（general intelligence factor，GMA）”，简称g因子。
　　智商测试无疑也面临着困扰。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反驳“黑人先天智力低下”的种族主义观点，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开始跟踪美国军队的征兵记录。他发现，随着教育机会的逐漸均等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商差异也在缩小，同时每一代年轻人总是比上代年轻人表现更优异。1983年，弗林声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IQ指数都出现了持续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弗林效应（The FlynnEffect）”。这个发现对种族主义的“遗传决定论”形成了很大挑战。
　　对智商的测试和量表是一回事，但对智商差异的解释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的“科学测量”难以避免一定的主观性和研究预设。另外，比智力本身更重要的是对智力的使用。今天，人们手握计算能力强大的智能手机，用来刷微博和微信，经常让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撞上了野猪，飞扬的小鸟（flappybird）撞上了柱子。负责美国登月计划的计算机工程师杰克·加曼曾说：“我们地面控制中心所有设备的总处理能力，只相当于一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阿波罗11号’飞船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大约在一块电子表和一部手机之间。”但正是这样一台不如手机的计算机帮助人类实现了第一次登月。

智商测试历史上的教训

　　在对智商的各种解释中，与基因有关的种族主义解释颇有市场，当然也饱受批评。人类百年智力测试的历史与种族主义、优生学绑定在一起，留下了很多深刻教训。当代智力测验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心理测量学先驱之一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hon）。他调查了1768年至1868年百年间977名英国首相、将军、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家谱，断言人的“普通能力”“特殊能力”和心理都是遗传的，并于1883年首创“优生学”这一术语。高尔顿认为，既然身体特征可以代代相传，那么智力的高低也应该可以。他坚信遗传能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进而主张应该只允许那些继承了高等智商和勤劳品质同时积累了相当财富的人生育后代。
　　高尔顿最狂热的粉丝之一、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将人体测量学带回了美国。他早期的兴趣在于测量简单的心智历程，后来首创了心理测验研究个别差异，主要沿用了高尔顿的测量方式，使得家庭作坊式的智商测试实验室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人艾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将孩子和成人的智商测试区分开来。为了有针对性地教学，1905年比奈和希奥多·西蒙制定了当代第一套智力测试题，即比奈一西蒙测试题。
　　一次在欧洲旅行时，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赫伯特·戈达德无意发现了比奈的智力测试题，开始在美国推广并广泛使用。1912年，他发表著作《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之研究》，历数该家族的智力低下如何代代相传以至于祸害数千人。如何阻断智力低下者生育，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热议话题。戈达德主张把“智力低下者”从每个角落找出来进行看管，以确保不再繁衍后代。在20世纪初的美国，看管“智力低下”人群的收容机构越来越多，并强制这些人绝育。无论家长反对与否，得分低的孩子都有可能被送进这些扼杀灵魂的场所。 　　至少超过6万美国人被强制施以“合法”的绝育手术。所谓的“智力测试”的问题包括被问“水管结冰后为什么会破”。卡丽·巴克（Carrie Buck）就是一个悲惨故事的主人公。她父亲早逝，母亲艾玛·巴克（Emma Buck）没有受过教育。在卡丽很小的时候，母亲被当局认定为智力低下者送进了收容所。3岁开始，卡丽与养父母一同生活，上了五年小学后辍学。17岁时遭到养父的侄子强奸，养父母遂指其智力低下，将其送进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她被智商测验鉴定为智商低下，强制施以绝育手术。事实上，辍学前，老师给她的评语是“品德和学习两方面都非常好”。
　　受此影响，美国移民局开始推行所谓的“智力测验”，拒绝智力低下者入境。1917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莫恩斯·耶克斯和测试员们自制智力测试卷，测试了一战期间170万前去应征的新兵。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智商测试，由当时的美国军事当局主办。此后，这套测试卷中的A卷被改成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这也成为高中生升人大学的门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分子掌握德国政权，智力测试与强制绝育的结合达到顶峰。他们以智力缺陷的名义，屠杀了大多数做过智商测试的残疾人。1934年到1936年，提交到德国遗传病法庭的个案有84%-92%被判定为执行强制绝育，判决总数达到令人震惊的38.8万件。到二战结束时，约有40万德国人被强制绝育，大约100个生育人口（15-50岁）里，就有1个被强制绝育。所谓的“智力测验”问题比如“谁发现了美洲”这类问题，测的其实只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答错者却被定性为智力低下者。
　　尴尬的是，各种智力测验将“智力低下者”不断送到手术台甚至炼尸炉的同时，心理学家百年来对所谓“智力”仍然众说纷纭，对自己的智力测验究竟能测出什么也难有定论。韦氏智力测验的创制者大卫·威克斯勒（David Wechsler）曾说过：“测出的肯定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能够表示清楚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人们常说的词汇进行定义，例如智能、演绎能力、智慧因素等等，更不用说常规智力指数了。智力可能是这个东西，也可能是其他东西。”
　　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智力测验可以真正测出人的先天智力。这是因为，智力测验更多地是在测试人对知识的掌握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只是人的“智力”的一小部分，且多属于后天习得。比如，韦氏测验里的“谁发现了美洲”这类问题，瑞文测评里的填补图片。历史经验说明，智力研究的发展也从来没有脱离它自身的环境因素。犹太裔的进化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明确指出：“IQ遗传理论是美国本土的产物。”这个领域的诞生受到19世纪奴隶贸易和殖民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又为优生学、战争和商业所利用，这些也许正是它从未摆脱预设偏见的重要原因。

智商是一种选择偏向的产物

　　客观来说，智力测验更多测的是后天环境的重要影响，不过有些研究会“习惯性地”剔除这些对于测试基因或种族与智商相关性不显著的结论和数据。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Scarr）和理查德·温伯格（Richard Weinberg）进行过一场跨种族收养研究，证明遗传因素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与其家庭收入有关。实验结果发现，由白人家庭抚养的非裔孩子所获得的智商测验分数（约110），高出了白人的平均智商（106）。斯卡尔和温伯格的解释是，智商测验无法测出人的先天智力，智商分数的高低不等于智力高低。非裔儿童智商测验分数提高，并不是白人或中产阶级的环境让非裔儿童变得更聪明，而是智商测验本身偏向白人文化背景，被白人抚养的非裔儿童，获得了回应智商测试的更好的外部环境。
　　智商真正有种族差异吗？为什么犹太人会显得特别聪明？2005年，犹他大学的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Harpending）提出了一个惊人观点：犹太人的智力优势是犹太民族在近千年严酷选择压力下的进化结果。他们在2009年出版的《万物大爆炸》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介绍“犹太人的智力优势有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理论。科克伦和哈本丁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阿什肯纳兹人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9至11世纪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据保守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110，比美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个点。
　　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将这样一个重大优势归因于短短1000年内的进化过程，很难让人接受。通常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改变时，时间尺度至少是几十万年。即便是农业起源后，人类发生的显著且意义重大的改变也经历了1万年。经济学家马里斯泰拉·波第西尼（MaristellaBotticini）和泽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则提供了另外的经济学思路。对于公元70年至650年犹太人人口的严重下降，他们的解释是对读写能力的要求只能在宗教领域而非世俗生活中受益，那些作为农民的犹太人不再给孩子的犹太教育投资，他们的大部分后代都融入了周围基督教人群。那些自我选择做犹太人的人，要么对犹太教有强烈偏好，要么具有很高的读写能力。
　　在美国医生这个精英群体中，哪个族群的相对代表率最高？在2014年发表的《儿子照样升起》（TheSon Also Rises）里，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国社会中一些少数族群的精英化程度，来自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高居榜首。科普特人血缘上属于埃及土著，在罗马后期皈依基督教，直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是埃及人的多数。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科普特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精英”完全无缘，但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基于个人禀赋差异的不同自我选择将它从一个底层多数群体改造成了少数精英族群。这一筛选过程在他们向美国的移民中再次重演，他们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
　　无论是阿什肯纳兹人在基督教世界，还是科普特人在美国医生里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不同的自我选择在塑造少数族群的遗传特质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克拉克的分析也显示，不是所有移民群体都有着较高的精英化程度，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Hmong，即越南苗族）在医生中的代表率皆远低于基准水平。造成这一差别的关键是移民机会和移民通道。拉美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则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的战争移民，对个人禀赋并无特别要求。但是，上大学、工作签证、投资移民、政治避难、杰出人士签证都有着强烈的选择偏向。

不要对智商基因抱有偏见

　　近日被冷泉港实验室“扫地出门”的沃森接受PBs采访是去年夏天。不幸的是，10月他就遭遇车祸，目前仍未脱离医疗护理。据BBC报道，沃森的儿子表示，“这只是父亲对基因命运的相对狭隘的解释，并不意味着父亲就是一个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人。”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接受生物探索采访时说，“我跟詹姆斯·沃森相处已有18年，他并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他认为，在西方，这一事情远比我们了解的棘手和复杂，冷泉港實验室是不得不为之。可见，西方文明圈里的人对“种族主义”十分敏感和警惕。
　　人类不同个体的智力水平确实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可能分布于不同的地域或人种中。更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些差异来自于资源、环境和教育。1990年，美国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其成功进展使人们看到了基因的重要作用。不过，目前科学界对遗传因子与智力关系的研究还很初级，至于环境与基因哪个因素更重要则更加无定论。本质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个体之间基因的相似度达99.999%，远远高于0.001%的差异。所谓“基因决定论”“种族决定论”或“生物决定论”，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分析，不如说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偏见、文化的保守和价值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