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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山西省兴县是我党创建的晋绥解放区首府。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兴县籍的牛荫冠、刘少白、牛友兰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名誉全区。近些年来，在一些历史著述、传记及报刊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他们均有介绍，从正面肯定其业绩。不过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之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上个世纪前期的事情，许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不详，也难免有些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记述。2001年8月23日，南方某报刊出智效民同志撰写的《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先生由于志同道合，青年时即结为金兰之谊，友情保持到晚年。1942年初我到延安之前，一直生活在父亲牛友兰身边，也经常见到刘少白先生，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几十年来，我和长兄牛荫冠接触甚多，对他的情况更为了解。为了对历史负责，我想就几个具体问题，以个人所知谈些情况与说明，以供研究晋绥历史作参考。
一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负责总会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述》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牛荫冠同志的简况是：1912年于兴县出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干事。1937年1月受党的派遣回到太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先为太原市牺盟会负责人，在薄一波同志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将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交由牛荫冠负责。同年9月27日，牛荫冠主持召开了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委。太原失守后，牛荫冠率牺盟总会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经临汾撤退到吉县。从1937年下半年到"晋西事变"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同阎锡山面对面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我党控制山西地方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开展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西事变"后，牛荫冠出任晋西北行署(即晋绥行署前身)副主任并党组书记，直到1942年冬晋西北临参会选他为副议长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是晋绥解放区初创时期的政府实际负责人。1948年，牛荫冠被调任晋中行署主任并党组书记。建国后，他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飞机制造厂厂长、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92年在北京去世。
1943年以后，牛荫冠同志除担任参议会副议长外，还兼任晋绥贸易总局局长，并负责晋绥银行工作，统管财贸。1947年晋绥进行土地改革时，由于晋绥分局领导工作中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牛荫冠同志受到了很大冲击。在晋绥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集中批判了他的所谓右倾错误，把他主张扶植私人工商业的正确做法，说成是丧失阶级立场。会后即撤销了他的职务，将他送到晋绥党校学习检查。同年秋天，土地改革进入高潮时，在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同志直接授意下，由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同志主持，在兴县蔡家崖村召开了大规模群众"斗牛大会"，斗争牛友兰先生，牛家其他人作陪斗。这时把正在党校学习的牛荫冠同志也叫回蔡家崖参加大会陪斗。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两三个二流子突然从人群中窜出，顺手在身边一妇女头上拔下发簪，横穿在牛友兰先生的鼻梁上，拴上绳子逼着牛荫冠牵着游斗。牛荫冠同志出于内心义愤，使劲一抻，绳子断了，也就没有游斗起来。当时会场有些骚动，多数群众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主持会议的同志当即把动手穿鼻孔的二流子拘了起来。适逢这时来了一场大雨，大会在一片混乱中散去。牛友兰先生被押解回关押的窑洞，不久即去世。牛荫冠同志也回到了党校。在整个土改期间，牛荫冠同志是处于被撤职、接受审查批判的境地，他从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动手给牛友兰先生穿鼻孔的并不是牛荫冠同志所为。游街示众也不是事实。这一基本情况当地群众和山西史学界的同志是一清二楚的。对智效民文中不实的记述，必须加以澄清。
二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的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
这段记述极不准确。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访延的并不是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的，而是由牛友兰先生发起倡议的。抗战以来，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牛友兰先生就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他把两个亲生儿子和侄儿、侄女等多人此前就送往延安学习，自己也经常阅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久有访延安意愿。这时刘少白先生的女儿刘汝苏、刘鉴先生的儿子刘克宽等均在延安，经牛友兰先生提出酝酿，立即得到诸位先生的赞同，大家都想到延安参观访问，拜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向党中央表达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态度，学习延安的经验，顺便也看望自己在延安的子女。于是牛友兰先生就向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和行署负责人牛荫冠同志提出组团访延的建议，得到了党政领导的支持。抗战前，林枫同志是北平市委负责人，牛荫冠同志也在北平市委工作，两人那时就认识。由牛友兰先生出面提此倡议，是有其便利条件的。
关于是谁提出访延倡议之事，当时的报界是有明确记载的。1942年4月9日，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刊出题为"牛友兰发动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边区经济建设"的一则消息，内称："(特讯)兴县士绅牛友兰先生，近日来发动晋西北各地士绅组织参观团，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吸取经验，作为发展晋西北生产的借鉴。参观团现正在组织中，不久就可以动身。"同年5月20日，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介绍团长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牛先生对边区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仰慕已久，此次倡导来延参观，立即获得当地党政机关及地方绅士的热烈赞同。"这是当时的历史真实记载。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期，牛友兰先生倡议并率团访延，表明了敌后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这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仅有的一次以党外人士组团的访延活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给予了最高礼遇，毛主席、朱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宴请接见，也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
三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离开延安之前，刘少白先生赋诗《颂毛主席》，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诗文为：堂堂华胄，历史永久，开化最早，进化最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今英雄，谁知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实际情况是：这首诗并不是刘少白先生个人写给毛主席的，而是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写给毛主席的献词。与此同时，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还给朱总司令写了献词，当时我正在延安，知道这个情况。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延期间，晋西区党委专派《抗战日报》记者师海云同志从始至终陪团访延，并负责参观团的一些联络事务。师海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具体介绍，他在《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追记》一文中写道：
"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临别延安时，曾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作纪念。题为致‘毛主席同志‘的献词是：堂堂中华，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较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代英雄，谁识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献旗上写的是‘东方列斯‘四个大字。"
题为"致朱总司令"的献词是：古多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而今世变兮革命风行。我民族之解放兮，为正义而战。谋国民幸祸兮，图世界之和平。巍巍乎一千八百之抗战，荡荡乎二万五千里之长征。献旗颂，旷世英名。献旗上写的是"旷世英名"四个大字。智文把参观团集体的献词说成是刘少白先生个人的赠诗，是不对的。
四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38年端午节前后，刘少白先生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从延安回来后，受命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同志保持单线联系，每20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
这是一段令人质疑的文字。众所周知，1938年时晋绥分局尚未建立，林枫同志也不在晋西北地区。1939年冬"晋西事变"以前，林枫同志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住隰县地区，他是"晋西事变"后出任晋西区党委书记时才来到晋西北的，这之前刘先生怎么和林枫同志单线联系呢？又怎么能步行数十里去汇报工作，而且是每隔20天汇报一次呢！刘少白先生在抗战初在太原加入共产党，回到兴县后始终没有过上组织生活，这是生前一直困扰他的事。1940年，晋西北行署成立，牛荫冠同志任行署党组书记，当时刘少白先生是晋西北银行的行长(这时银行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狄景襄)，直属行署领导。据牛荫冠同志讲，这时刘少白先生党的关系没有在行署，当时是以党外人士看待他的。1948年10月，毛主席在写给刘少白先生的信中讲："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关于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可见直至这时他的党籍问题尚未解决。刘银厚同志写的《兴县近代的第一座丰碑》一文中说："刘少白同志去世后，当时有关部门拒不承认他的党籍，其骨灰只好暂放人民公墓。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才批准其骨灰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骨灰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这里所讲的有关部门是指中央组织部。刘少白先生的党籍在他逝世数年后最终得到了党的认可，这是对九泉之下刘先生英灵的最大慰藉。
五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
实际情况是：刘少白先生从来没有在兴县办过纺织厂。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先生是我行署委任的晋西北纺织厂厂长、晋绥贸易总局顾问、边区参议员，属政府公职人员。日本投降后，为发展解放区经济，他曾联络富家，集私人资本一度办过蔚汾纺织厂。关于蔚汾纺织厂的情况，1946年10月的《晋绥日报》有一则报道，题为"兴县牛友兰王秀等集资创办蔚汾纺织厂"，内称："(本报讯)士绅牛友兰先生阴历八月一日于兴县城内发起创办私人纺织厂，计划以价值1000石小米的资本置备20至30架快机。前后不及两个月，有十多家地主富农投资1000多万元，共合500多石小米，已正式成立蔚汾纺织厂，分设工业和营业两部。营业部专门向外推销成品，购买原料，已从碛口买回700斤土纱，买好数千斤棉花；工业部已制起7架快机，每月平均以一石小米雇一个工人，已找到11个本地工人，日内正式开工。其中最积极的是碧村地主王秀先生，......他出60石米修好房子，另外还投资51万元(合20石小米)。"这里完全没有提及刘少白先生，少白先生当时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即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延续)副议长，如果他参与此事，报界绝对不会不报道的。说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共同创办蔚汾纺织厂，是没有根据的。
此前，在1937年下半年，牛友兰先生受兴县抗日政府委托，自筹资金，停办牛家合股商号"复庆永"，以此为基础创办"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出任经理，孙良臣先生任协理。产销合作社设营业部与生产部，该生产部后扩建为"兴县纺织厂"，牛友兰任厂长，住兴县孔家沟村。1939年底"晋西事变"后，这个工厂改称"晋西北纺织厂"，搬迁到黄河以西的神木县阎家堡村办厂，牛友兰继续担任厂长，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以后工厂更名为"晋绥纺织厂"，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刘少白先生从太原回到兴县，出任兴县动委分会的经济部长。1937年底，兴县抗日政府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刘少白先生出任行长。银行初创时3万多银元准备基金中的2.3万银元是牛友兰先生提供的。"晋西事变"后，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扩建为"西北农民银行"，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刘先生继续担任行长。
在《兴县志》和一些撰文中讲，兴县纺织厂是兴县农民银行提供资金创办的，甚至把这个工厂说成是兴县农民银行开办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牛家是兴县的首富，经济实力最强，牛友兰先生不仅独立筹资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含生产部)，而且兴县农民银行的组建，还是他提供了大部分准备基金。关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1942年5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解放日报》在介绍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货物来源困难，牛先生下决心发展农村纺织业，筹款一万元，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两年来辛苦经营已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先生担任厂长兼贸易局顾问。"这是真实历史的记载。兴县农民银行和兴县产销合作社大体是同期建立的，那时银行业务尚未开展，是1938年上半年刘少白先生从西安购回石印机后才印制发行纸币的，此前尚无条件提供资金。兴县产销合作社生产部及随后的兴县纺织厂的机具及原料(主要是细纱)，除利用原兴县纺织所的旧机具外，许多是从敌占区购进的。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敌占区是不能使用的，以后也没有为纺织厂提供过资金。兴县农民银行与兴县纺织厂，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单位，均属兴县抗日政府领导，彼此没有从属关系。刘少白先生没有参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工作，也从来没有过问兴县纺织厂的事务。这些是需要澄清的。
六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与牛友兰一起回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这个讲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辛亥革命前兴县只有旧式书院和私塾，尚无新学。1906年，牛友兰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就读，在京城的近四年中受到变法维新思潮的熏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返乡后，抱着教育救国的宏愿，积极筹办新学。辛亥革命当年，县府将城内原嵋山小学堂改为兴县国民小学，即第一高级小学，逐步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牛友兰先生在北坡村创建兴县第二高级小学，任校长。后为扩大学校规模，他又到刘少白先生的家乡兴县黑峪口毁庙修建新的校址，扩大招生，随即将北坡的二高搬迁到了黑峪口。牛友兰继续任二高校长，并在此住校办学多年。一高和二高是兴县历史上最早并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校。民国以后，当时的县知事石荣嶂比较重视教育，在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在魏家滩等地办起包括女子小学在内的一批小学，出现了新学教育的新局面。后来因招收女生困难，女子小学即停办。1925年，在牛映台、贾克明等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支持下，牛友兰先生在兴县城毁庙创建兴县中学，出任校长11年，并兼任过兴县城第一高小校长。原女子小学校长邢肇迁先生任兴县中学学监，王忱、蔡尚仁、孙良臣相继任中学的庶务主任。当时兴县周边各县都没有中学，兴县中学即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
刘少白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即离开兴县，先在太原就读，后在太原地区任教。辛亥革命期间当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并参加了黎元洪的共和党。后出任河北省建设厅科长、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绥远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副主任等职，一直是在外地供职的。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回到兴县，从事救亡工作，后在晋绥解放区担任重要职务。在抗战前的30多年间，刘少白先生除有时返里短住外，基本上是携眷住在外地的。他在返里短住时，对牛友兰在黑峪口办学给过帮助，也到兴县中学讲过三民主义，对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过些贡献。但刘少白先生并没有在家乡专门办过学，也没有在兴县学界任过职。牛友兰先生1909年从北京回乡后，一直到去世，再没有离开过兴县。所以说刘先生和牛先生一起回到兴县创办多所中小学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七
八路军一二O师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一书中写道："兴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创办西北农民银行捐助2.3万，粮食150石。在‘四大动员‘中，他又主动献出8000银元，粮食125石，并再次说服‘复庆永‘商号股东们(刘是其中大股东之一)，将商号库存的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
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谈的捐献事绩全部存在，不过这些都是牛友兰先生的事绩，把它错写到刘少白先生的名下，是严重的失实。刘少白先生并不是"复庆永"的股东，他的家庭也没有作出上述捐献的经济实力。1937年下半年，山西牺盟会派出张干丞等地下共产党员来到兴县建立抗日政府；不久八路军挺进山西，来到晋西北地区。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1940年初，晋西北建立了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牛友兰先生陆续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除一二O师战史中讲到的上述捐献事绩全是牛友兰先生作出的贡献外，现在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址，也是抗战时牛友兰献出的家宅。史学界称他为"毁家纾难"，薄一波同志誉之为"倾囊救国"，是不为过分的。牛友兰先生是晋绥地区在战争时期给过我党实际帮助最大的党外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同志曾批语："像牛友兰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中共很好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应给予大力宣传。"关于《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中存在的问题，我给该书主编同志写信提出意见后，他表示接受批评，说这是由于编辑同志不了解当时历史和审稿时疏漏而产生的错误，并以负责的态度随后印发了勘误，加以改正。考虑到该书具有很大权威性，在此顺便加以说明。
南方某报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报，看到智效民同志的文章后，我感到十分不安，特别是其中有污损牛荫冠同志人格的文字，难以沉默。若再不出面说明历史真相，将会继续以讹传讹，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写历史人物是件十分严肃的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准确地记述人物事迹，重要引文亦应核实方可使用。东汉哲学家王充有句名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一古训对后人仍是有深刻教益的。
(作者牛荫西，现任解放军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
(责编 东曙)
一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负责总会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述》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牛荫冠同志的简况是：1912年于兴县出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干事。1937年1月受党的派遣回到太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先为太原市牺盟会负责人，在薄一波同志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将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交由牛荫冠负责。同年9月27日，牛荫冠主持召开了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委。太原失守后，牛荫冠率牺盟总会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经临汾撤退到吉县。从1937年下半年到"晋西事变"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同阎锡山面对面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我党控制山西地方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开展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西事变"后，牛荫冠出任晋西北行署(即晋绥行署前身)副主任并党组书记，直到1942年冬晋西北临参会选他为副议长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是晋绥解放区初创时期的政府实际负责人。1948年，牛荫冠被调任晋中行署主任并党组书记。建国后，他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飞机制造厂厂长、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92年在北京去世。
1943年以后，牛荫冠同志除担任参议会副议长外，还兼任晋绥贸易总局局长，并负责晋绥银行工作，统管财贸。1947年晋绥进行土地改革时，由于晋绥分局领导工作中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牛荫冠同志受到了很大冲击。在晋绥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集中批判了他的所谓右倾错误，把他主张扶植私人工商业的正确做法，说成是丧失阶级立场。会后即撤销了他的职务，将他送到晋绥党校学习检查。同年秋天，土地改革进入高潮时，在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同志直接授意下，由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同志主持，在兴县蔡家崖村召开了大规模群众"斗牛大会"，斗争牛友兰先生，牛家其他人作陪斗。这时把正在党校学习的牛荫冠同志也叫回蔡家崖参加大会陪斗。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两三个二流子突然从人群中窜出，顺手在身边一妇女头上拔下发簪，横穿在牛友兰先生的鼻梁上，拴上绳子逼着牛荫冠牵着游斗。牛荫冠同志出于内心义愤，使劲一抻，绳子断了，也就没有游斗起来。当时会场有些骚动，多数群众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主持会议的同志当即把动手穿鼻孔的二流子拘了起来。适逢这时来了一场大雨，大会在一片混乱中散去。牛友兰先生被押解回关押的窑洞，不久即去世。牛荫冠同志也回到了党校。在整个土改期间，牛荫冠同志是处于被撤职、接受审查批判的境地，他从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动手给牛友兰先生穿鼻孔的并不是牛荫冠同志所为。游街示众也不是事实。这一基本情况当地群众和山西史学界的同志是一清二楚的。对智效民文中不实的记述，必须加以澄清。
二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的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
这段记述极不准确。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访延的并不是刘少白根据上级指示倡议的，而是由牛友兰先生发起倡议的。抗战以来，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牛友兰先生就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他把两个亲生儿子和侄儿、侄女等多人此前就送往延安学习，自己也经常阅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久有访延安意愿。这时刘少白先生的女儿刘汝苏、刘鉴先生的儿子刘克宽等均在延安，经牛友兰先生提出酝酿，立即得到诸位先生的赞同，大家都想到延安参观访问，拜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向党中央表达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态度，学习延安的经验，顺便也看望自己在延安的子女。于是牛友兰先生就向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和行署负责人牛荫冠同志提出组团访延的建议，得到了党政领导的支持。抗战前，林枫同志是北平市委负责人，牛荫冠同志也在北平市委工作，两人那时就认识。由牛友兰先生出面提此倡议，是有其便利条件的。
关于是谁提出访延倡议之事，当时的报界是有明确记载的。1942年4月9日，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刊出题为"牛友兰发动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边区经济建设"的一则消息，内称："(特讯)兴县士绅牛友兰先生，近日来发动晋西北各地士绅组织参观团，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吸取经验，作为发展晋西北生产的借鉴。参观团现正在组织中，不久就可以动身。"同年5月20日，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介绍团长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牛先生对边区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仰慕已久，此次倡导来延参观，立即获得当地党政机关及地方绅士的热烈赞同。"这是当时的历史真实记载。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期，牛友兰先生倡议并率团访延，表明了敌后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这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仅有的一次以党外人士组团的访延活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给予了最高礼遇，毛主席、朱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宴请接见，也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
三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离开延安之前，刘少白先生赋诗《颂毛主席》，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诗文为：堂堂华胄，历史永久，开化最早，进化最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今英雄，谁知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实际情况是：这首诗并不是刘少白先生个人写给毛主席的，而是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写给毛主席的献词。与此同时，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还给朱总司令写了献词，当时我正在延安，知道这个情况。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延期间，晋西区党委专派《抗战日报》记者师海云同志从始至终陪团访延，并负责参观团的一些联络事务。师海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具体介绍，他在《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追记》一文中写道：
"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临别延安时，曾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作纪念。题为致‘毛主席同志‘的献词是：堂堂中华，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较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代英雄，谁识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献旗上写的是‘东方列斯‘四个大字。"
题为"致朱总司令"的献词是：古多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而今世变兮革命风行。我民族之解放兮，为正义而战。谋国民幸祸兮，图世界之和平。巍巍乎一千八百之抗战，荡荡乎二万五千里之长征。献旗颂，旷世英名。献旗上写的是"旷世英名"四个大字。智文把参观团集体的献词说成是刘少白先生个人的赠诗，是不对的。
四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1938年端午节前后，刘少白先生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从延安回来后，受命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同志保持单线联系，每20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
这是一段令人质疑的文字。众所周知，1938年时晋绥分局尚未建立，林枫同志也不在晋西北地区。1939年冬"晋西事变"以前，林枫同志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住隰县地区，他是"晋西事变"后出任晋西区党委书记时才来到晋西北的，这之前刘先生怎么和林枫同志单线联系呢？又怎么能步行数十里去汇报工作，而且是每隔20天汇报一次呢！刘少白先生在抗战初在太原加入共产党，回到兴县后始终没有过上组织生活，这是生前一直困扰他的事。1940年，晋西北行署成立，牛荫冠同志任行署党组书记，当时刘少白先生是晋西北银行的行长(这时银行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狄景襄)，直属行署领导。据牛荫冠同志讲，这时刘少白先生党的关系没有在行署，当时是以党外人士看待他的。1948年10月，毛主席在写给刘少白先生的信中讲："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关于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可见直至这时他的党籍问题尚未解决。刘银厚同志写的《兴县近代的第一座丰碑》一文中说："刘少白同志去世后，当时有关部门拒不承认他的党籍，其骨灰只好暂放人民公墓。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才批准其骨灰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骨灰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这里所讲的有关部门是指中央组织部。刘少白先生的党籍在他逝世数年后最终得到了党的认可，这是对九泉之下刘先生英灵的最大慰藉。
五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
实际情况是：刘少白先生从来没有在兴县办过纺织厂。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先生是我行署委任的晋西北纺织厂厂长、晋绥贸易总局顾问、边区参议员，属政府公职人员。日本投降后，为发展解放区经济，他曾联络富家，集私人资本一度办过蔚汾纺织厂。关于蔚汾纺织厂的情况，1946年10月的《晋绥日报》有一则报道，题为"兴县牛友兰王秀等集资创办蔚汾纺织厂"，内称："(本报讯)士绅牛友兰先生阴历八月一日于兴县城内发起创办私人纺织厂，计划以价值1000石小米的资本置备20至30架快机。前后不及两个月，有十多家地主富农投资1000多万元，共合500多石小米，已正式成立蔚汾纺织厂，分设工业和营业两部。营业部专门向外推销成品，购买原料，已从碛口买回700斤土纱，买好数千斤棉花；工业部已制起7架快机，每月平均以一石小米雇一个工人，已找到11个本地工人，日内正式开工。其中最积极的是碧村地主王秀先生，......他出60石米修好房子，另外还投资51万元(合20石小米)。"这里完全没有提及刘少白先生，少白先生当时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即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延续)副议长，如果他参与此事，报界绝对不会不报道的。说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共同创办蔚汾纺织厂，是没有根据的。
此前，在1937年下半年，牛友兰先生受兴县抗日政府委托，自筹资金，停办牛家合股商号"复庆永"，以此为基础创办"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出任经理，孙良臣先生任协理。产销合作社设营业部与生产部，该生产部后扩建为"兴县纺织厂"，牛友兰任厂长，住兴县孔家沟村。1939年底"晋西事变"后，这个工厂改称"晋西北纺织厂"，搬迁到黄河以西的神木县阎家堡村办厂，牛友兰继续担任厂长，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以后工厂更名为"晋绥纺织厂"，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刘少白先生从太原回到兴县，出任兴县动委分会的经济部长。1937年底，兴县抗日政府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刘少白先生出任行长。银行初创时3万多银元准备基金中的2.3万银元是牛友兰先生提供的。"晋西事变"后，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扩建为"西北农民银行"，直属晋西北行署领导，刘先生继续担任行长。
在《兴县志》和一些撰文中讲，兴县纺织厂是兴县农民银行提供资金创办的，甚至把这个工厂说成是兴县农民银行开办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牛家是兴县的首富，经济实力最强，牛友兰先生不仅独立筹资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含生产部)，而且兴县农民银行的组建，还是他提供了大部分准备基金。关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1942年5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解放日报》在介绍牛友兰的简历中写道："......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货物来源困难，牛先生下决心发展农村纺织业，筹款一万元，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两年来辛苦经营已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先生担任厂长兼贸易局顾问。"这是真实历史的记载。兴县农民银行和兴县产销合作社大体是同期建立的，那时银行业务尚未开展，是1938年上半年刘少白先生从西安购回石印机后才印制发行纸币的，此前尚无条件提供资金。兴县产销合作社生产部及随后的兴县纺织厂的机具及原料(主要是细纱)，除利用原兴县纺织所的旧机具外，许多是从敌占区购进的。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敌占区是不能使用的，以后也没有为纺织厂提供过资金。兴县农民银行与兴县纺织厂，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单位，均属兴县抗日政府领导，彼此没有从属关系。刘少白先生没有参与兴县纺织厂的创建工作，也从来没有过问兴县纺织厂的事务。这些是需要澄清的。
六
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刘少白与牛友兰一起回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这个讲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辛亥革命前兴县只有旧式书院和私塾，尚无新学。1906年，牛友兰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就读，在京城的近四年中受到变法维新思潮的熏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返乡后，抱着教育救国的宏愿，积极筹办新学。辛亥革命当年，县府将城内原嵋山小学堂改为兴县国民小学，即第一高级小学，逐步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牛友兰先生在北坡村创建兴县第二高级小学，任校长。后为扩大学校规模，他又到刘少白先生的家乡兴县黑峪口毁庙修建新的校址，扩大招生，随即将北坡的二高搬迁到了黑峪口。牛友兰继续任二高校长，并在此住校办学多年。一高和二高是兴县历史上最早并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校。民国以后，当时的县知事石荣嶂比较重视教育，在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在魏家滩等地办起包括女子小学在内的一批小学，出现了新学教育的新局面。后来因招收女生困难，女子小学即停办。1925年，在牛映台、贾克明等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支持下，牛友兰先生在兴县城毁庙创建兴县中学，出任校长11年，并兼任过兴县城第一高小校长。原女子小学校长邢肇迁先生任兴县中学学监，王忱、蔡尚仁、孙良臣相继任中学的庶务主任。当时兴县周边各县都没有中学，兴县中学即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
刘少白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即离开兴县，先在太原就读，后在太原地区任教。辛亥革命期间当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并参加了黎元洪的共和党。后出任河北省建设厅科长、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绥远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副主任等职，一直是在外地供职的。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回到兴县，从事救亡工作，后在晋绥解放区担任重要职务。在抗战前的30多年间，刘少白先生除有时返里短住外，基本上是携眷住在外地的。他在返里短住时，对牛友兰在黑峪口办学给过帮助，也到兴县中学讲过三民主义，对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过些贡献。但刘少白先生并没有在家乡专门办过学，也没有在兴县学界任过职。牛友兰先生1909年从北京回乡后，一直到去世，再没有离开过兴县。所以说刘先生和牛先生一起回到兴县创办多所中小学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七
八路军一二O师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一书中写道："兴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创办西北农民银行捐助2.3万，粮食150石。在‘四大动员‘中，他又主动献出8000银元，粮食125石，并再次说服‘复庆永‘商号股东们(刘是其中大股东之一)，将商号库存的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
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谈的捐献事绩全部存在，不过这些都是牛友兰先生的事绩，把它错写到刘少白先生的名下，是严重的失实。刘少白先生并不是"复庆永"的股东，他的家庭也没有作出上述捐献的经济实力。1937年下半年，山西牺盟会派出张干丞等地下共产党员来到兴县建立抗日政府；不久八路军挺进山西，来到晋西北地区。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1940年初，晋西北建立了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牛友兰先生陆续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除一二O师战史中讲到的上述捐献事绩全是牛友兰先生作出的贡献外，现在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址，也是抗战时牛友兰献出的家宅。史学界称他为"毁家纾难"，薄一波同志誉之为"倾囊救国"，是不为过分的。牛友兰先生是晋绥地区在战争时期给过我党实际帮助最大的党外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同志曾批语："像牛友兰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中共很好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应给予大力宣传。"关于《八路军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中存在的问题，我给该书主编同志写信提出意见后，他表示接受批评，说这是由于编辑同志不了解当时历史和审稿时疏漏而产生的错误，并以负责的态度随后印发了勘误，加以改正。考虑到该书具有很大权威性，在此顺便加以说明。
南方某报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报，看到智效民同志的文章后，我感到十分不安，特别是其中有污损牛荫冠同志人格的文字，难以沉默。若再不出面说明历史真相，将会继续以讹传讹，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写历史人物是件十分严肃的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准确地记述人物事迹，重要引文亦应核实方可使用。东汉哲学家王充有句名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一古训对后人仍是有深刻教益的。
(作者牛荫西，现任解放军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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