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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就都是文学的描写对象，要反映人的生活，就必须要深入到人的心灵和感情领域，爱情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文学表现的是“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必然”，爱情题材作品最完好最生动地记录了人类爱情发展的历史，显示各种恋爱观，也记录了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轨迹。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对于爱情的态度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也便是人类社会本身的进步过程，大量的文学作品生动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每一阶段的轨迹。
一.《诗经》的浪漫爱情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诗经》中的爱情诗，感情诚挚、热烈、淳朴、健康，因此能起“正风俗”的作用。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情诗，或表追求、言思慕，或叙幽会、寄怀念，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如居于国风之首、三百篇之冠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一位贵族青年爱上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梦寐以求，寝食难安，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坦诚真挚。再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人隔河企望，追寻“伊人”，表达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著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心情。从白露“为霜”、“未已”的变换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推移，“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体现了空间的转移，暗示了追寻对象的飘忽难觅。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空间如何转移，主人公依旧等待着“伊人”，这是一种狂热的行为，一方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朴质率真，对爱情的主动积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浪漫缠绵的爱情的向往。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爱屋及乌。主人公的爱慕之情表现得细腻真挚。再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一首女子唱的恋歌，歌者热恋着一个青年，相约在城阙见面，久等不至，女子望眼欲穿，焦急地来回走动，埋怨情人不来约会，更怪他不捎信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深挚缠绵，如怨如诉。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诗经》时代，男女在爱情婚姻上基本是上是平等的，如《蒹葭》产生的年代处于秦受到周王册封，由秦谷迁入关中，秦谷即甘肃天水，据说天水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有年轻女性头像的器物，这些头像从某种角度反映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在爱情方面应该是享有较大的自由，没有后世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过分约束，有着较开放自由的爱情观念，并且浓厚的巫文化，也使他们非常注重一种浪漫深情的男女关系。虽然也存在“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受父母干涉的情况，但总的来讲，《诗经》时代的爱情观应该是：开放、自由、浪漫、深情的。
二、封建时代的凄美爱情
冯梦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入话开宗明义地指出：“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无枝，不可复合。”封建社会的女性就处于这种可怜的地位上，传统的道德观念把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封建伦理纲常与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包括爱情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这个时代的作品讲述了很多凄美的爱情悲剧。
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嫁到夫家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刘兰芝不得不回娘家，焦仲卿长跪乞求阿母，阿母凶悍蛮横，不答应，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又强迫成婚，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也“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情相悦，不能长相厮守，便有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苍凉，为了摆脱徘徊的悲凉，他们选择了共同徇情，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爭，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而更多的男性，在绝对化的“孝”的观念的主宰下，丝毫也无法保护自己的爱情，如我们熟悉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被称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也无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只能徒然长叹“错！错！错！”，会稽（今绍兴）城南沈园壁上的《钗头凤》记录了他们的真情与无奈。
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学故事：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是没有读书机会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往杭城求学，路遇梁山伯结为兄弟，同窗三年，情谊深厚，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回家，英台行前向师母吐露真情，托媒许婚梁山伯，又在送别时，假托为妹妹做媒，嘱山伯早去迎娶。梁山伯知道真情，赶往祝家，不料祝父已将英台许婚给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梁祝在楼台相叙，见姻缘无望，不胜悲愤，梁山伯回家后病故，英台闻耗，誓以身殉，马家迎娶之日，英台花轿绕道至山伯坟前祭奠，霎间风雷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纵身跃入，一对有情人化作蝴蝶双飞双舞，溶入多彩自由的天空，所往之处，花儿烂漫，梁祝“化碟”象征着高尚的爱情挣脱封建主义的牢笼，以另外的方式获得自由，双宿双飞去。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家往往从悲剧人物的毁灭来达到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东西，升化为精神，刻印在读者心中。
宋以后商品经济相对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次民主思潮，人们开始重视、肯定人性和人欲，于是这种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交织。在宋以后的爱情作品中，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作为六院名妓，杜十娘累财千金，意欲赎身其实易如反掌，然而从良并不简单，她选择了李甲或许出于他的稍显忠厚，见惯纨绔放荡的杜十娘以为寻到了救命稻草，可哪知封建“沃土”上根本生长不出这种稻草，因为地里缺少一种称为男女平等的土壤，当她发现自己被李甲卖了，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言辞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所谓的“爱”女子，如同商贾爱财，农民爱地一般，以女子是否有价值为前提，不外乎娶一位端庄贤淑的正房炫耀于人前，或是纳几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满足私欲，与街市上挑选杂物细细筛选无多大不同，女子被赋予的真正权利是于亭中听琴，于园中扑蝶，于房中等候月钱。
封建的伦理纲常不断地压制个人的欲望、感情、意志。异性相爱，这种本来很正常的、与生俱來的需要，被视作有悖天理而被扼杀。男女之间本能的求偶愿望都被淹没在伦理纲常之中，谁想通过互相了解的恋爱过程去结婚，则一概称之为淫，视之为乱，说成是“钻穴隙相窥，箭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程理学更是极力扼杀人的天然感情，把爱情归入“人欲”之内而认为它与天理不容。缘于中国古代多的是爱情的悲剧，为什么就不能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将触到封建统治的根基，普遍的彻底的个性自由将击破一小群人统治其余人的可能，这恐怕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因而像贾宝玉这样的叛逆者也就显得难能可贵，历代以来，诗词歌赋对叛逆者讴歌赞颂。至于《西厢记》之类看似大圆满的结局也只如同19世纪在一大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出现个安徒生，以童话的美丽反衬现实之丑恶，呼唤未来之幸福。
综合起来讲，中国的婚姻制度至西周时由于“礼”的发达而进化得非常成熟，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婚姻制度的一大原则，并且合理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来完成：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自西周以后，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为后世历代所继承。唐代确立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卑幼必须服从尊长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明代家长主婚权得以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权，中国父母几千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个大权，到明代，不管在法律条文还是社会实际方面，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到哪儿去寻婚姻自主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后，再去读《孔雀东南飞》、《钗头凤》、《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牡丹亭》等文章就容易理解了。
三、新时代的完美爱情
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认为，男女之间建立于性爱基础上的情感之所以成为爱情，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不仅是自然生理需求的冲动和相互需要，更是志趣的相投和心灵的相通，而这一切，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的，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等等。因此，从本质上讲，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对对方的最真挚的仰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稳定的、专一的感情。爱情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相结合的异性间的崇高感情。爱情有着丰富的内容，她通常是由四个要素构成的：一是性欲，二是情感，三是理想，四是义务，这是爱情的社会要求，表现为自觉的道德责任感。上述四要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残缺的或被扭曲的爱情了。
让我们重读舒婷的《致橡树》来看一看新时代的爱情宣言。“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主体意象是“橡树”和“木棉”，“橡树”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木棉”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脱弃了旧式女性的纤柔、妩媚的秉性，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同时借辅助性意象“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日光、春雨”这组形象，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木棉”的独白：“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体现了富有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情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一种平等、独立、相互依存、同甘共苦的新时代的爱情观。这首诗歌写于70年代后期，是人格独立的时代新女性的一次发自内心的爱情宣言。同时也大胆表达了对自我人格的确认，以“我”的所爱显示人格的独立存在。如果不是这一主旨，它也许会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众多爱情诗之中。
爱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总是与妇女被奴役，被压迫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爱情文学关注妇女解放问题。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一般受害者都是女性，而这类故事之所以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正是阶级地位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民族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衡量人类文明和爱情文明的尺度。在语文教学中通过文学作品渗透爱情教育，让新时代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鹰，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2007级教育硕士，山东潍坊工商职业学院教师。
一.《诗经》的浪漫爱情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诗经》中的爱情诗，感情诚挚、热烈、淳朴、健康，因此能起“正风俗”的作用。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情诗，或表追求、言思慕，或叙幽会、寄怀念，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如居于国风之首、三百篇之冠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一位贵族青年爱上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梦寐以求，寝食难安，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坦诚真挚。再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人隔河企望，追寻“伊人”，表达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著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心情。从白露“为霜”、“未已”的变换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推移，“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体现了空间的转移，暗示了追寻对象的飘忽难觅。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空间如何转移，主人公依旧等待着“伊人”，这是一种狂热的行为，一方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朴质率真，对爱情的主动积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浪漫缠绵的爱情的向往。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爱屋及乌。主人公的爱慕之情表现得细腻真挚。再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一首女子唱的恋歌，歌者热恋着一个青年，相约在城阙见面，久等不至，女子望眼欲穿，焦急地来回走动，埋怨情人不来约会，更怪他不捎信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深挚缠绵，如怨如诉。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诗经》时代，男女在爱情婚姻上基本是上是平等的，如《蒹葭》产生的年代处于秦受到周王册封，由秦谷迁入关中，秦谷即甘肃天水，据说天水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有年轻女性头像的器物，这些头像从某种角度反映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在爱情方面应该是享有较大的自由，没有后世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过分约束，有着较开放自由的爱情观念，并且浓厚的巫文化，也使他们非常注重一种浪漫深情的男女关系。虽然也存在“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受父母干涉的情况，但总的来讲，《诗经》时代的爱情观应该是：开放、自由、浪漫、深情的。
二、封建时代的凄美爱情
冯梦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入话开宗明义地指出：“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无枝，不可复合。”封建社会的女性就处于这种可怜的地位上，传统的道德观念把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封建伦理纲常与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包括爱情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这个时代的作品讲述了很多凄美的爱情悲剧。
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嫁到夫家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刘兰芝不得不回娘家，焦仲卿长跪乞求阿母，阿母凶悍蛮横，不答应，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又强迫成婚，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也“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情相悦，不能长相厮守，便有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苍凉，为了摆脱徘徊的悲凉，他们选择了共同徇情，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爭，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而更多的男性，在绝对化的“孝”的观念的主宰下，丝毫也无法保护自己的爱情，如我们熟悉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被称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也无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只能徒然长叹“错！错！错！”，会稽（今绍兴）城南沈园壁上的《钗头凤》记录了他们的真情与无奈。
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学故事：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是没有读书机会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往杭城求学，路遇梁山伯结为兄弟，同窗三年，情谊深厚，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回家，英台行前向师母吐露真情，托媒许婚梁山伯，又在送别时，假托为妹妹做媒，嘱山伯早去迎娶。梁山伯知道真情，赶往祝家，不料祝父已将英台许婚给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梁祝在楼台相叙，见姻缘无望，不胜悲愤，梁山伯回家后病故，英台闻耗，誓以身殉，马家迎娶之日，英台花轿绕道至山伯坟前祭奠，霎间风雷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纵身跃入，一对有情人化作蝴蝶双飞双舞，溶入多彩自由的天空，所往之处，花儿烂漫，梁祝“化碟”象征着高尚的爱情挣脱封建主义的牢笼，以另外的方式获得自由，双宿双飞去。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家往往从悲剧人物的毁灭来达到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东西，升化为精神，刻印在读者心中。
宋以后商品经济相对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次民主思潮，人们开始重视、肯定人性和人欲，于是这种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交织。在宋以后的爱情作品中，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作为六院名妓，杜十娘累财千金，意欲赎身其实易如反掌，然而从良并不简单，她选择了李甲或许出于他的稍显忠厚，见惯纨绔放荡的杜十娘以为寻到了救命稻草，可哪知封建“沃土”上根本生长不出这种稻草，因为地里缺少一种称为男女平等的土壤，当她发现自己被李甲卖了，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言辞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所谓的“爱”女子，如同商贾爱财，农民爱地一般，以女子是否有价值为前提，不外乎娶一位端庄贤淑的正房炫耀于人前，或是纳几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满足私欲，与街市上挑选杂物细细筛选无多大不同，女子被赋予的真正权利是于亭中听琴，于园中扑蝶，于房中等候月钱。
封建的伦理纲常不断地压制个人的欲望、感情、意志。异性相爱，这种本来很正常的、与生俱來的需要，被视作有悖天理而被扼杀。男女之间本能的求偶愿望都被淹没在伦理纲常之中，谁想通过互相了解的恋爱过程去结婚，则一概称之为淫，视之为乱，说成是“钻穴隙相窥，箭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程理学更是极力扼杀人的天然感情，把爱情归入“人欲”之内而认为它与天理不容。缘于中国古代多的是爱情的悲剧，为什么就不能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将触到封建统治的根基，普遍的彻底的个性自由将击破一小群人统治其余人的可能，这恐怕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因而像贾宝玉这样的叛逆者也就显得难能可贵，历代以来，诗词歌赋对叛逆者讴歌赞颂。至于《西厢记》之类看似大圆满的结局也只如同19世纪在一大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出现个安徒生，以童话的美丽反衬现实之丑恶，呼唤未来之幸福。
综合起来讲，中国的婚姻制度至西周时由于“礼”的发达而进化得非常成熟，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婚姻制度的一大原则，并且合理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来完成：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自西周以后，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为后世历代所继承。唐代确立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卑幼必须服从尊长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明代家长主婚权得以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权，中国父母几千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个大权，到明代，不管在法律条文还是社会实际方面，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到哪儿去寻婚姻自主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后，再去读《孔雀东南飞》、《钗头凤》、《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牡丹亭》等文章就容易理解了。
三、新时代的完美爱情
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认为，男女之间建立于性爱基础上的情感之所以成为爱情，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不仅是自然生理需求的冲动和相互需要，更是志趣的相投和心灵的相通，而这一切，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的，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等等。因此，从本质上讲，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对对方的最真挚的仰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稳定的、专一的感情。爱情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相结合的异性间的崇高感情。爱情有着丰富的内容，她通常是由四个要素构成的：一是性欲，二是情感，三是理想，四是义务，这是爱情的社会要求，表现为自觉的道德责任感。上述四要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残缺的或被扭曲的爱情了。
让我们重读舒婷的《致橡树》来看一看新时代的爱情宣言。“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主体意象是“橡树”和“木棉”，“橡树”象征着刚硬的男性之美，“木棉”体现着具有新的审美气质的女性人格，她脱弃了旧式女性的纤柔、妩媚的秉性，充溢着丰盈、刚健的生命气息。同时借辅助性意象“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日光、春雨”这组形象，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木棉”的独白：“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体现了富有人文精神的现代性爱情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一种平等、独立、相互依存、同甘共苦的新时代的爱情观。这首诗歌写于70年代后期，是人格独立的时代新女性的一次发自内心的爱情宣言。同时也大胆表达了对自我人格的确认，以“我”的所爱显示人格的独立存在。如果不是这一主旨，它也许会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众多爱情诗之中。
爱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总是与妇女被奴役，被压迫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爱情文学关注妇女解放问题。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一般受害者都是女性，而这类故事之所以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正是阶级地位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民族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衡量人类文明和爱情文明的尺度。在语文教学中通过文学作品渗透爱情教育，让新时代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鹰，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2007级教育硕士，山东潍坊工商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