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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去了整整30年，人们仍然无法忘记那既疯狂又充满苦难的年代。
全国各地焚烧大批有用图书，今天来看匪夷所思，当时却被看作是“灭资兴无”，实施“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引自1966年《人民日报》六一社论）的“革命造反行动”。红卫兵声称：“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在现存的一些当时焚书现场的照片上，可以看见横幅上写着：“向四旧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最早说起焚书的，应该是郭沫若了。1966年4月14日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其次是巴金，他在上海作协5月的一次学习会上，说他“写的全是毒草”，“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
他们只是表态，表达的是一种写了“毒草”书籍的忏悔心情。
真正行动起来烧书的，主要是当时被誉为“英雄”的红卫兵，还有一批骄横的造反派。
焚书始于1966年6月，“破四旧”在八、九月达到高潮，至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以后，部分地方仍有焚书现象。
那个时期，红卫兵、造反派将抄家，抄部分文化馆、书店、图书馆、寺庙、教堂和文艺团体所得的大批图书，包括国内外文学名著与美术作品，宗教书籍，还有文稿画稿，教材笔记，家谱族谱，历史照片，民国时期的书画报、政经资料，明清等朝代的书籍、字画，以及戏装、易燃文物等等，除了集中管理和私分的以外，大都进行焚烧、损毁。许多图书被随意抛弃、践踏，有的被当做手卷烟、糊墙的用纸和厕所手纸、垫马桶盖的纸。
这场浩劫，毁灭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被焚毁图书的总数，无法计数，想来达到天文数字。
1967年，北京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孙学海等人，利用通县造纸厂机器突然坏了停工的短暂时间，从正要制作成纸浆的大量线装图书、字画堆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其中包括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缺本、赵孟頫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天津市文物图书清理组的刘光启抢救出了六朝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王羲之的《干呕帖》，宋朝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元朝杨维桢的《梦游海棠城》，明朝王武的花卉扇面、林良的《芦雁图》等等。
北京的焚书
焚书自北京始，大大小小的焚书事件，数不胜数。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不久的一天晚间，包括《燕山夜话》和《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一批图书，在东单被当众焚毁。
至八、九月，伴随“破四旧”的疯狂发展，焚书活动达到高潮。
据武俊平回忆，北京的书店里，除毛著和马列著作外，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被销毁查封。
红卫兵在东单体育场举行大规模焚书活动，场中堆放着小山般的图书。
从西城区福绥境1061户居民家中抄出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八天八夜。
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将抄来的书籍，集中在学校操场上的一个大坑内焚毁。点火前，命令教师们围坑站定，然后举行升火“典礼”。熊熊大火，烤得教师受不了。一个红卫兵头头得意地说：“我们就是要进行革命的焚书烤儒！”
8月23日，北京印刷学校、女八中等校200余名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殿的前院，焚烧市文化局所属各剧院存放在孔庙的大批戏装，其中也有图书。市文化局、文联的作家、艺人、干部，包括萧军、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马富禄等29个“黑帮”，被强迫头杵地跪伏在熊熊燃烧的火堆周围，并被手持演戏用的刀枪棍及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毒打。
24日，梁漱溟家被抄，红卫兵把梁家几代珍藏的图书、字画和旧式衣物，包括梁漱溟正在撰写的《儒佛异同论》手稿及参考资料，统统搬到院子里焚烧。
梁漱溟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25日，历史学家顾颉刚家被抄，数千封信札及数千张照片被烧毁，历时三日。
吴晗被抄家时，“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吴晗养子吴彰语）李维汉写的众多理论文章、学习体会、笔记，除了被抄走做“罪证”的以外，其余被当众烧毁或被撕碎、践踏；章伯钧逾万册藏书，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部分被进驻他家的红卫兵用作烤火取暖的燃料，其它被送到造纸厂做纸浆；田汉整柜整柜的珍版书籍、名家字画，被堆在他居住的四合院里和胡同口焚烧。
俞平伯的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他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冯至的书画，其中有《杜少陵诗详注》，重新校改过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本；老舍托齐白石老人给他画的《匏瓜图》；秦兆阳约一百万字的笔记，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沈从文工作室里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包括明刊本《古今小说》，是在他所在单位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声称“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之后被烧掉的。黄胄数千张速写画稿以及他几十年来创作的、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藏匿的作品，被红卫兵抬到附近的军事博物馆的锅炉房焚烧了，还被训斥：“又是毛驴，毛驴能够驮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吗！”章乃器的全部藏书被堆在院子里焚烧，他被红卫兵架住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当时年仅14岁的陈凯歌被本班同学抄家，他父亲的书被焚。陈凯歌回忆：“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
其他城市的焚书
在“破四旧”的狂飙中，天津、上海两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书堆大火熊熊。
天津。福建路，红卫兵把字画、线装书，以及乾隆年制的瓷瓶，投进猛烈的火焰中。
据姜维群记述，途经此地的艺林阁文物鉴定员刘光启，不敢多看，他觉得，若再看下去自己非得跳进火堆不可。在那些日子里，刘光启常常夜不成寐，一闭眼就火光冲天，那些飞扬的纸灰、破碎的画轴总在眼前晃动；他想哭，又不敢哭……
上海。8月24日，红卫兵将抄自多个收藏家的书刊、字画和文物，堆于人民广场焚烧。
25日，刘海粟被抄家，他的绘画作品、藏画、报纸，包括他从欧洲携回的画册和他跋山涉水记下的大自然山水及名胜速写，焚烧了五个多小时。刘海粟被迫跪在火堆前。看着画品消失在暴虐的火焰中，他泪流满面。
9月2日，傅雷藏书被红卫兵焚毁。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凳子上被批斗。
郑逸梅珍藏的书画文物，包括唐伯虎的山水轴，马湘兰的花卉扇，以及王守仁、文衡山、李日华、屠隆、杨维斗、王渔洋、林则徐、曹寅、袁子才、洪亮吉等人的手札与近人苏曼殊的《莫愁湖图》；三四十种报刊杂志，如《晶报》全份，《上海画报》三日刊全份，都被付之一炬。郑逸梅回忆：“我家的被抄，当时属于毁灭性的，什么都被掠去。我是喜爱书画文物的，尤其名人尺牍，约近万通，……甚至我历年写作的剪贴本二三十册，也遭了秦火，敝帚自珍，欲珍不得了。”
王年一这样描述上海的焚书：“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进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呼和浩特……，焚书的烈焰蔓延，并肆虐于大江南北许多中小城市。
山东省青州、栖霞、招远、泗水、桓台、成武等市县的大批古书古画，近万件戏装、道具，以及崂山等地寺庙的大量佛家典籍被付之一炬。
11月9日至12月7日，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砸三孔的过程中，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山东大学生物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生物标本被焚毁，其中不乏高价进口的珍贵标本。
兰考县随着焦裕禄1967年被批判，他的纪念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均被付之一炬。
苏州市图书馆的一大堆“封资修”图书，被堆在广场上焚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的图书、报纸，苏州木刻画家凌虚积几十年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在滚滚的火焰和浓烟中化为灰烬。
湖南南岳的佛寺在被捣毁的过程中，珍藏千年的54部藏经书，503幅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被焚。沅陵县的许多图书、文物，江永县的“女书”手稿，皆成为灰烬。
甘肃天水市8月底焚毁古书画43万余幅。
其它还有：湖北通城县的10万余册古书（包括14580本民间家族宗谱）；福建沙县图书9000多册及大量族谱；浙江三门县、余姚县的大量书画、古董，常山县退休教授徐恭典十年间写的文稿；陕西三原县法院保存的清朝、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的档案共计73000多册；贵州省文联编印的贵州20多个民族的34册民间绝大多数文学资料；四川彭县、崇庆县的古旧书籍、川剧服装；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资料和全部档案，皆被烧成灰烬。
人们敢怒不敢言
在那种“逆者亡”的情势下，只出现过湘西几位小脚老太太不顾一切进入起火的书堆阻止焚书，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与焚毁古兰经的红卫兵发生过冲突的个别对抗现象。
1967年2月，署名“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份传单紧急呼吁不要烧书，其中写道：“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
在巨大书堆喷射出的烈焰中，这种反对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国外舆论的批评，例如捷通社布拉格1966年8月28日电讯报道当天出版《劳动报》的质疑：“谁将从中古式的刑罚和焚烧书籍——代表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中得到好处呢？”
有良知的人们只能尽力设法去挽救图书，如首都图书馆被红卫兵冲进，还下令在几天之内“把书统统给我烧了！”首图立即用该馆“红卫兵”名义贴出公告，提出“就地封存，等待命令”，使该馆图书避免了火劫；上海博物馆积极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沈阳慈恩寺将一万余册佛经转移到市图书馆；西南美术学院（西师美术系）的一箱箱古字画被用一堆废书废报严实掩盖；上海玉佛寺的和尚在市宗教局干部老黄及国棉一厂工人的协助下，使佛经及其它文物得以保存……
有些人则用笔对焚书暗自表达疑虑、悲哀，甚至愤慨、谴责。
历史学家顾颉刚和诗人流沙河在自己的藏书被红卫兵焚毁以后，分别写道：
“予自问太多历史观念，每一物皆欲保存，以供后人翻览，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之实况（如账簿、礼簿可以识物价之涨落、自由职业者之生计及随时代而有奢俭之不同），而今不能有此观点，以为‘隔年黄历’无丝毫用处，非烧去不快，非除此四旧不能建立四新。然而国家设立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固何为者耶？”
“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海，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
如今这场焚书烈火，已经熄灭30多年了，愿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段痛心的历史。
（据《文史博览》）
全国各地焚烧大批有用图书，今天来看匪夷所思，当时却被看作是“灭资兴无”，实施“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引自1966年《人民日报》六一社论）的“革命造反行动”。红卫兵声称：“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在现存的一些当时焚书现场的照片上，可以看见横幅上写着：“向四旧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最早说起焚书的，应该是郭沫若了。1966年4月14日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其次是巴金，他在上海作协5月的一次学习会上，说他“写的全是毒草”，“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
他们只是表态，表达的是一种写了“毒草”书籍的忏悔心情。
真正行动起来烧书的，主要是当时被誉为“英雄”的红卫兵，还有一批骄横的造反派。
焚书始于1966年6月，“破四旧”在八、九月达到高潮，至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以后，部分地方仍有焚书现象。
那个时期，红卫兵、造反派将抄家，抄部分文化馆、书店、图书馆、寺庙、教堂和文艺团体所得的大批图书，包括国内外文学名著与美术作品，宗教书籍，还有文稿画稿，教材笔记，家谱族谱，历史照片，民国时期的书画报、政经资料，明清等朝代的书籍、字画，以及戏装、易燃文物等等，除了集中管理和私分的以外，大都进行焚烧、损毁。许多图书被随意抛弃、践踏，有的被当做手卷烟、糊墙的用纸和厕所手纸、垫马桶盖的纸。
这场浩劫，毁灭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被焚毁图书的总数，无法计数，想来达到天文数字。
1967年，北京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孙学海等人，利用通县造纸厂机器突然坏了停工的短暂时间，从正要制作成纸浆的大量线装图书、字画堆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其中包括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缺本、赵孟頫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天津市文物图书清理组的刘光启抢救出了六朝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王羲之的《干呕帖》，宋朝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元朝杨维桢的《梦游海棠城》，明朝王武的花卉扇面、林良的《芦雁图》等等。
北京的焚书
焚书自北京始，大大小小的焚书事件，数不胜数。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不久的一天晚间，包括《燕山夜话》和《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一批图书，在东单被当众焚毁。
至八、九月，伴随“破四旧”的疯狂发展，焚书活动达到高潮。
据武俊平回忆，北京的书店里，除毛著和马列著作外，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被销毁查封。
红卫兵在东单体育场举行大规模焚书活动，场中堆放着小山般的图书。
从西城区福绥境1061户居民家中抄出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八天八夜。
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将抄来的书籍，集中在学校操场上的一个大坑内焚毁。点火前，命令教师们围坑站定，然后举行升火“典礼”。熊熊大火，烤得教师受不了。一个红卫兵头头得意地说：“我们就是要进行革命的焚书烤儒！”
8月23日，北京印刷学校、女八中等校200余名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殿的前院，焚烧市文化局所属各剧院存放在孔庙的大批戏装，其中也有图书。市文化局、文联的作家、艺人、干部，包括萧军、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马富禄等29个“黑帮”，被强迫头杵地跪伏在熊熊燃烧的火堆周围，并被手持演戏用的刀枪棍及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毒打。
24日，梁漱溟家被抄，红卫兵把梁家几代珍藏的图书、字画和旧式衣物，包括梁漱溟正在撰写的《儒佛异同论》手稿及参考资料，统统搬到院子里焚烧。
梁漱溟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25日，历史学家顾颉刚家被抄，数千封信札及数千张照片被烧毁，历时三日。
吴晗被抄家时，“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吴晗养子吴彰语）李维汉写的众多理论文章、学习体会、笔记，除了被抄走做“罪证”的以外，其余被当众烧毁或被撕碎、践踏；章伯钧逾万册藏书，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部分被进驻他家的红卫兵用作烤火取暖的燃料，其它被送到造纸厂做纸浆；田汉整柜整柜的珍版书籍、名家字画，被堆在他居住的四合院里和胡同口焚烧。
俞平伯的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他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冯至的书画，其中有《杜少陵诗详注》，重新校改过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本；老舍托齐白石老人给他画的《匏瓜图》；秦兆阳约一百万字的笔记，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沈从文工作室里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包括明刊本《古今小说》，是在他所在单位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声称“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之后被烧掉的。黄胄数千张速写画稿以及他几十年来创作的、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藏匿的作品，被红卫兵抬到附近的军事博物馆的锅炉房焚烧了，还被训斥：“又是毛驴，毛驴能够驮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吗！”章乃器的全部藏书被堆在院子里焚烧，他被红卫兵架住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当时年仅14岁的陈凯歌被本班同学抄家，他父亲的书被焚。陈凯歌回忆：“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
其他城市的焚书
在“破四旧”的狂飙中，天津、上海两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书堆大火熊熊。
天津。福建路，红卫兵把字画、线装书，以及乾隆年制的瓷瓶，投进猛烈的火焰中。
据姜维群记述，途经此地的艺林阁文物鉴定员刘光启，不敢多看，他觉得，若再看下去自己非得跳进火堆不可。在那些日子里，刘光启常常夜不成寐，一闭眼就火光冲天，那些飞扬的纸灰、破碎的画轴总在眼前晃动；他想哭，又不敢哭……
上海。8月24日，红卫兵将抄自多个收藏家的书刊、字画和文物，堆于人民广场焚烧。
25日，刘海粟被抄家，他的绘画作品、藏画、报纸，包括他从欧洲携回的画册和他跋山涉水记下的大自然山水及名胜速写，焚烧了五个多小时。刘海粟被迫跪在火堆前。看着画品消失在暴虐的火焰中，他泪流满面。
9月2日，傅雷藏书被红卫兵焚毁。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凳子上被批斗。
郑逸梅珍藏的书画文物，包括唐伯虎的山水轴，马湘兰的花卉扇，以及王守仁、文衡山、李日华、屠隆、杨维斗、王渔洋、林则徐、曹寅、袁子才、洪亮吉等人的手札与近人苏曼殊的《莫愁湖图》；三四十种报刊杂志，如《晶报》全份，《上海画报》三日刊全份，都被付之一炬。郑逸梅回忆：“我家的被抄，当时属于毁灭性的，什么都被掠去。我是喜爱书画文物的，尤其名人尺牍，约近万通，……甚至我历年写作的剪贴本二三十册，也遭了秦火，敝帚自珍，欲珍不得了。”
王年一这样描述上海的焚书：“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进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呼和浩特……，焚书的烈焰蔓延，并肆虐于大江南北许多中小城市。
山东省青州、栖霞、招远、泗水、桓台、成武等市县的大批古书古画，近万件戏装、道具，以及崂山等地寺庙的大量佛家典籍被付之一炬。
11月9日至12月7日，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砸三孔的过程中，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山东大学生物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生物标本被焚毁，其中不乏高价进口的珍贵标本。
兰考县随着焦裕禄1967年被批判，他的纪念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均被付之一炬。
苏州市图书馆的一大堆“封资修”图书，被堆在广场上焚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的图书、报纸，苏州木刻画家凌虚积几十年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在滚滚的火焰和浓烟中化为灰烬。
湖南南岳的佛寺在被捣毁的过程中，珍藏千年的54部藏经书，503幅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被焚。沅陵县的许多图书、文物，江永县的“女书”手稿，皆成为灰烬。
甘肃天水市8月底焚毁古书画43万余幅。
其它还有：湖北通城县的10万余册古书（包括14580本民间家族宗谱）；福建沙县图书9000多册及大量族谱；浙江三门县、余姚县的大量书画、古董，常山县退休教授徐恭典十年间写的文稿；陕西三原县法院保存的清朝、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的档案共计73000多册；贵州省文联编印的贵州20多个民族的34册民间绝大多数文学资料；四川彭县、崇庆县的古旧书籍、川剧服装；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资料和全部档案，皆被烧成灰烬。
人们敢怒不敢言
在那种“逆者亡”的情势下，只出现过湘西几位小脚老太太不顾一切进入起火的书堆阻止焚书，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与焚毁古兰经的红卫兵发生过冲突的个别对抗现象。
1967年2月，署名“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份传单紧急呼吁不要烧书，其中写道：“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
在巨大书堆喷射出的烈焰中，这种反对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国外舆论的批评，例如捷通社布拉格1966年8月28日电讯报道当天出版《劳动报》的质疑：“谁将从中古式的刑罚和焚烧书籍——代表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中得到好处呢？”
有良知的人们只能尽力设法去挽救图书，如首都图书馆被红卫兵冲进，还下令在几天之内“把书统统给我烧了！”首图立即用该馆“红卫兵”名义贴出公告，提出“就地封存，等待命令”，使该馆图书避免了火劫；上海博物馆积极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沈阳慈恩寺将一万余册佛经转移到市图书馆；西南美术学院（西师美术系）的一箱箱古字画被用一堆废书废报严实掩盖；上海玉佛寺的和尚在市宗教局干部老黄及国棉一厂工人的协助下，使佛经及其它文物得以保存……
有些人则用笔对焚书暗自表达疑虑、悲哀，甚至愤慨、谴责。
历史学家顾颉刚和诗人流沙河在自己的藏书被红卫兵焚毁以后，分别写道：
“予自问太多历史观念，每一物皆欲保存，以供后人翻览，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之实况（如账簿、礼簿可以识物价之涨落、自由职业者之生计及随时代而有奢俭之不同），而今不能有此观点，以为‘隔年黄历’无丝毫用处，非烧去不快，非除此四旧不能建立四新。然而国家设立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固何为者耶？”
“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海，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
如今这场焚书烈火，已经熄灭30多年了，愿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段痛心的历史。
（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