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新华社报道，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10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规定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中共党的工作，加强中共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通过修改党章确立中共新时期新的战略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章的每一次修改，往往是对当时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回答，它反映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演进。”
为改革发展定调
从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15次制定和修改党章。党章的修改和完善，反映了中共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索的情况，记录着党的历史发展进程。
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计算，中共党章共修改了六次。谢春涛认为这都是在“历史上若干个重大的关头”，关系到中共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
由于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一系列重大决策需要以党的总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中共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很多内容都是首次提出，并对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如，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共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中共党章通过修改，确认了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现阶段的总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二大党章第一次做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另一处首次出现的内容是，明确规定中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共元老彭真主持了82宪法的修订，并针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提出“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
彭真之子、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认为，这一原则被写入党章，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中国自己的宪政原则。
中共十二大党章由于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被认为是七大党章之后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党章的通过，标志着中共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轨道。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此次会议对党章的部分条文内容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的特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党建问题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依靠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新路子。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被写入党章。“报道评价这个决策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这个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但是我觉得恰如其分。”谢春涛认为，十四大在党章中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十五大修改党章，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去。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问题作出新的论断。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接替，此次会议修改的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令人关注的是，这次修改党章，对中共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前的党章从未上升到后者的高度。比如，中共七大党章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十六大的党章修改，亦补充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并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
作为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被写入十七大的党章。谢春涛认为，“提出这样新的发展思路，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中央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快速发展，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瓶颈。”
回应重大社会关切
在谢春涛看来，每一次中共党章的修改，都回应着重大的社会关切。党章修改的背后，是对禁锢改革发展过程中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回应。
以中共十六大党章写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这并非简单的词语上的描述，背后是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前困扰执政党很长时间，一直到中共十六大通过修改党章才彻底解决。
早在建国前夕，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调动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
但争论并未平息，富农党员在当时甚至被要求退党。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八大。这次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八大”党章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才能成为本党党员。
“文革”期间，50年代“红色资本家” 之说遭批判，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员的定息被取消。
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应运而生，私营企业亦蓬勃发展。一方面，大量从事个体经营的中共党员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带头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使得他们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开除党籍。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一直被送到最高决策层。
中纪委为此连开六次会议，决定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上报中央书记处。最后，开除雇工党员党籍问题按照邓小平“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和“看两年再说”的指示获得妥善解决。 此后由于政治风波的发生，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提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在此后十年直接影响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
十五大之后，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到2000年前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群体已经不容忽视。由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这个禁区存在，而背后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要放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应。”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企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后来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这六种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肯定没有，改革开放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能耐肯定比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得多！他们拥护你是一种效果，不拥护你又是另一种效果，而拥护不拥护取决于共产党对他们是什么政策。”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谢春涛受命参与到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我们遍查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献，最后发现，瓦窑堡会议在对待什么人可以入党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
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否定“唯出身论”的入党标准，既然如此，限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当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阶层。”谢春涛说，“‘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统的阶层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但新阶层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都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不是‘异己’。”
新的政策还规定，符合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1989年的老规定就直接废除了。谢春涛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毫无疑问，包含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在里面。”
同样，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前夕，关于“市场”还是“计划”的争论亦非常激烈。
谢春涛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为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基础。但在中共十四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围绕着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党内仍有争议。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回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
更为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曾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
陈锦华回忆，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90年9月30日，根据他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陈锦华说，“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江泽民打电话给陈锦华，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4月15日，国家体改委选择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北京专门座谈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开了3个半天。会上，五个省一致表示，希望中共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后，陈锦华立即给江泽民和李鹏写报告。
很显然，理论上的准备对此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谢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战略思想的写入，每一次都意味着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禁锢，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修改中共党章，和即将写入党章的重大战略思想，亦将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给予回应。”
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规定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中共党的工作，加强中共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通过修改党章确立中共新时期新的战略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章的每一次修改，往往是对当时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回答，它反映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演进。”
为改革发展定调
从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15次制定和修改党章。党章的修改和完善，反映了中共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索的情况，记录着党的历史发展进程。
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计算，中共党章共修改了六次。谢春涛认为这都是在“历史上若干个重大的关头”，关系到中共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
由于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一系列重大决策需要以党的总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中共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很多内容都是首次提出，并对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如，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共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中共党章通过修改，确认了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现阶段的总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二大党章第一次做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另一处首次出现的内容是，明确规定中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共元老彭真主持了82宪法的修订，并针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提出“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
彭真之子、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认为，这一原则被写入党章，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中国自己的宪政原则。
中共十二大党章由于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被认为是七大党章之后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党章的通过，标志着中共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轨道。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此次会议对党章的部分条文内容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的特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党建问题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依靠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新路子。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被写入党章。“报道评价这个决策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这个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但是我觉得恰如其分。”谢春涛认为，十四大在党章中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十五大修改党章，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去。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问题作出新的论断。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接替，此次会议修改的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令人关注的是，这次修改党章，对中共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前的党章从未上升到后者的高度。比如，中共七大党章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十六大的党章修改，亦补充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并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
作为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被写入十七大的党章。谢春涛认为，“提出这样新的发展思路，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中央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快速发展，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瓶颈。”
回应重大社会关切
在谢春涛看来，每一次中共党章的修改，都回应着重大的社会关切。党章修改的背后，是对禁锢改革发展过程中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回应。
以中共十六大党章写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这并非简单的词语上的描述，背后是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前困扰执政党很长时间，一直到中共十六大通过修改党章才彻底解决。
早在建国前夕，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调动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
但争论并未平息，富农党员在当时甚至被要求退党。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八大。这次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八大”党章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才能成为本党党员。
“文革”期间，50年代“红色资本家” 之说遭批判，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员的定息被取消。
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应运而生，私营企业亦蓬勃发展。一方面，大量从事个体经营的中共党员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带头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使得他们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开除党籍。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一直被送到最高决策层。
中纪委为此连开六次会议，决定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上报中央书记处。最后，开除雇工党员党籍问题按照邓小平“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和“看两年再说”的指示获得妥善解决。 此后由于政治风波的发生，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提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在此后十年直接影响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
十五大之后，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到2000年前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群体已经不容忽视。由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这个禁区存在，而背后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要放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应。”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营企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后来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这六种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肯定没有，改革开放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能耐肯定比我们的工人农民大得多！他们拥护你是一种效果，不拥护你又是另一种效果，而拥护不拥护取决于共产党对他们是什么政策。”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谢春涛受命参与到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我们遍查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献，最后发现，瓦窑堡会议在对待什么人可以入党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
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谢春涛说，这个规定否定“唯出身论”的入党标准，既然如此，限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当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阶层。”谢春涛说，“‘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统的阶层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但新阶层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都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不是‘异己’。”
新的政策还规定，符合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1989年的老规定就直接废除了。谢春涛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毫无疑问，包含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在里面。”
同样，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前夕，关于“市场”还是“计划”的争论亦非常激烈。
谢春涛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为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基础。但在中共十四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围绕着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党内仍有争议。
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回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
更为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曾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
陈锦华回忆，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90年9月30日，根据他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陈锦华说，“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江泽民打电话给陈锦华，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4月15日，国家体改委选择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北京专门座谈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开了3个半天。会上，五个省一致表示，希望中共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后，陈锦华立即给江泽民和李鹏写报告。
很显然，理论上的准备对此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谢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战略思想的写入，每一次都意味着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禁锢，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修改中共党章，和即将写入党章的重大战略思想，亦将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给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