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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凭借一首现代诗《乡愁》而闻名于世，余秋雨则凭借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而广为人知，两位余先生被合称为“海峡二余”。余光中和余秋雨相交多年，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相互感知，成就了一段惺惺相惜的友情。
余光中写《乡愁》时已经43岁。好友、诗人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他在自己创办的《星星》诗刊上刊载《乡愁》后，很快风靡开来。当时，余秋雨赞叹说：“余光中先生是20世纪把中华文字用到最简洁、最高妙程度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是不多的。如今在中国大陆，背得最多的诗是谁的诗？我相信是余光中先生的诗。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他所达到的文字高度。”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台湾受到欢迎，余光中也因此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他在通读《文化苦旅》后，发现余秋雨引用了他的3行诗。对此，余光中说：“余秋雨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他引用了3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因为他们都姓余，早期的时候还引起很多人的联想，外界称余光中是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他的引荐下，余秋雨的散文才被台湾读者熟知，余光中曾对此辟谣过，说自己并不敢当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白先勇的引荐下，我才认识了余秋雨。他当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相比，我们最大的相同点是作品篇幅过长，不同之处就是他的散文从历史文化介入，概论性的东西多，而我的作品则是从人们的生活出發，以小见大的东西多。后来，在一次重大文化活动中，余光中更是高度评价余秋雨：“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1992年后，余光中开始被大陆很多地方邀请前来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他与余秋雨关系好，总是以余秋雨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同时，又以余光中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余秋雨，几乎每次都成功，使得两人经常在各种文化活动上碰面，有了一场场的“两余会讲”。有一次，“会讲”到最后，当地记者问余光中：“《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余光中优雅地回答：“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余秋雨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余光中笑意盈盈地向着余秋雨点头，表示感谢。
有一次，余光中和余秋雨共同出席椰城一个互联网旅游文化活动，当主持人转述网上有报道说虽然余光中不上互联网，但他会请助手阅读网络文章时，余光中立即予以否认，并解释说，不上网是因为他很忙碌，拥有的“战场”已很多，不能再开辟新“战场”了，故至今没有“落网”。说完，余光中转向余秋雨，幽默地说：“余秋雨和我一样，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我们两个都姓余，是互联网的两条‘漏网之鱼’。”余秋雨笑着附和道：“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引得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有一年秋天，余光中应邀来长沙岳麓书院演讲，其时不幸遭遇了大风呼啸、大雨滂沱之境，底下听众只得披着雨衣，场面颇为扫兴。此前一年余秋雨在此演讲时也为风雨所困，不过，只听余光中借题发挥道：“去年余秋雨来做演讲，也下雨了，不过他不能怪老天爷，因为他叫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叫光中，我应该是阳光之中。但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未免有点冤枉，上天多少有点不配合。辛苦各位在下面听我演讲，真是风也听见，雨也听见。”一席风趣调侃老友的话，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多年来，“两余会讲”都是其乐融融的，但也有严峻的时候。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请了余秋雨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请来余光中，“以余克余”，一争高低。但余光中和余秋雨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两人从报纸上看到对方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都不禁倒抽冷气。因为两人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于是，余光中通过在马友人，不让两报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趁着午夜之后，偷偷去和余秋雨见面，商定共同立场，终未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这段佳话反映了他们磊落不羁，不屑明争暗斗，不争你我高低，肝胆相照的友谊。
更有意思的是，余光中先后回大陆50多次，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地，他都会写一些散文，称之为“甘旅”，譬如他在《收获》杂志发表2万字的长文，题目直接就是《山东甘旅》。为什么要用“甘旅”二字呢？余光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我而言，每一次回大陆，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都是还乡，都是一种甘旅。因为已经能回乡了，当然就没有隔绝的那种哀愁了。我的‘文化甘旅’就是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对、抬杠，当然这是和余秋雨开个玩笑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余秋雨缅怀余光中说：“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是从白先勇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余秋雨对余光中的仰望之情，溢于言表。
（编辑/张金余）
余光中写《乡愁》时已经43岁。好友、诗人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他在自己创办的《星星》诗刊上刊载《乡愁》后，很快风靡开来。当时，余秋雨赞叹说：“余光中先生是20世纪把中华文字用到最简洁、最高妙程度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是不多的。如今在中国大陆，背得最多的诗是谁的诗？我相信是余光中先生的诗。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他所达到的文字高度。”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台湾受到欢迎，余光中也因此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他在通读《文化苦旅》后，发现余秋雨引用了他的3行诗。对此，余光中说：“余秋雨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他引用了3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因为他们都姓余，早期的时候还引起很多人的联想，外界称余光中是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他的引荐下，余秋雨的散文才被台湾读者熟知，余光中曾对此辟谣过，说自己并不敢当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白先勇的引荐下，我才认识了余秋雨。他当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相比，我们最大的相同点是作品篇幅过长，不同之处就是他的散文从历史文化介入，概论性的东西多，而我的作品则是从人们的生活出發，以小见大的东西多。后来，在一次重大文化活动中，余光中更是高度评价余秋雨：“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1992年后，余光中开始被大陆很多地方邀请前来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他与余秋雨关系好，总是以余秋雨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同时，又以余光中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余秋雨，几乎每次都成功，使得两人经常在各种文化活动上碰面，有了一场场的“两余会讲”。有一次，“会讲”到最后，当地记者问余光中：“《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余光中优雅地回答：“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余秋雨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余光中笑意盈盈地向着余秋雨点头，表示感谢。
有一次，余光中和余秋雨共同出席椰城一个互联网旅游文化活动，当主持人转述网上有报道说虽然余光中不上互联网，但他会请助手阅读网络文章时，余光中立即予以否认，并解释说，不上网是因为他很忙碌，拥有的“战场”已很多，不能再开辟新“战场”了，故至今没有“落网”。说完，余光中转向余秋雨，幽默地说：“余秋雨和我一样，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我们两个都姓余，是互联网的两条‘漏网之鱼’。”余秋雨笑着附和道：“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引得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有一年秋天，余光中应邀来长沙岳麓书院演讲，其时不幸遭遇了大风呼啸、大雨滂沱之境，底下听众只得披着雨衣，场面颇为扫兴。此前一年余秋雨在此演讲时也为风雨所困，不过，只听余光中借题发挥道：“去年余秋雨来做演讲，也下雨了，不过他不能怪老天爷，因为他叫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叫光中，我应该是阳光之中。但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未免有点冤枉，上天多少有点不配合。辛苦各位在下面听我演讲，真是风也听见，雨也听见。”一席风趣调侃老友的话，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多年来，“两余会讲”都是其乐融融的，但也有严峻的时候。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请了余秋雨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请来余光中，“以余克余”，一争高低。但余光中和余秋雨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两人从报纸上看到对方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都不禁倒抽冷气。因为两人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于是，余光中通过在马友人，不让两报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趁着午夜之后，偷偷去和余秋雨见面，商定共同立场，终未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这段佳话反映了他们磊落不羁，不屑明争暗斗，不争你我高低，肝胆相照的友谊。
更有意思的是，余光中先后回大陆50多次，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地，他都会写一些散文，称之为“甘旅”，譬如他在《收获》杂志发表2万字的长文，题目直接就是《山东甘旅》。为什么要用“甘旅”二字呢？余光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我而言，每一次回大陆，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都是还乡，都是一种甘旅。因为已经能回乡了，当然就没有隔绝的那种哀愁了。我的‘文化甘旅’就是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对、抬杠，当然这是和余秋雨开个玩笑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余秋雨缅怀余光中说：“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是从白先勇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余秋雨对余光中的仰望之情，溢于言表。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