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使用工具书不像人们平常所说的“查”，而是认认真真地“读”。“读”注重的是日常不断地吸收，而“查”则是要用才去检索，两者虽只一字之差，但对一个人知识的积累所起的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阅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逐条阅读”，其潜心程度跃然纸上。另外，邹文海在《忆钱钟书》中也说过，钱钟书在旅途中“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并正色告人：“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已养成习惯。”读字典有“乐趣”，且“深得”之，这种爱读书的精神岂是那种临渴掘井式的查检能相比的?
　　波德莱尔写有《读泰奥菲尔·戈蒂耶》一文，其中有一段回忆了他这个初入道的诗人往见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戈蒂耶的情景：“他像要考验我，眼中闪着一种非常不信任的神情，问我是否喜欢读词典。他说的时候颇不在意，就像说任何别的事情一样，那口吻就像别人问我是否喜欢读游记更甚于读小说。幸亏我小的时候就染上了词典癖，我看到我的回答为我赢得了尊敬。”细玩文意，体会戈蒂耶的心思，可知他是将读词典视为一种极高雅的爱好，而并非波德莱尔这等乳臭小儿所喜为者。岂料波德菜尔不仅好之，尤且乐之，于是两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遂成忘年之交。
　　列宁更酷爱和善于运用工具书。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曾经侨居国外。其间不仅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阅览室，而且还想方设法配备一套完整的工具书，并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随身带着常用词典作参考之用。一天，列宁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行前，夫人劝他不要再带工具书了，但列宁执意不肯，坚持把一本沉甸甸的词典放进了背包。在列宁的工作室里，几个大书柜存放着各种版本的百科词典等工具书。他办公桌的右边，还放置了一个亲自设计的能转动的书架，放着必不可少的词典和各种资料。列宁在紧张工作后稍事休息时，常常拿起词典阅读，他对各种版本的工具书有什么优点或谬误都了如指掌。列宁借助各种工具书，不仅解决了工作中的许多难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写出了许许多多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章和著作，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