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巴黎评论》的那次长篇采访中，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她当时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子，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她回忆起大女儿两岁时，有一次走到桌子前，而她正在打字，于是她用一只手把女儿赶开，而另一只手还在打。“那时候我的野心比现在多得多。我现在传统得多。有时我想起那个年轻女人—她真是冷酷啊。”
　　尽管如此，三十岁之前，门罗没有写出过太多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的老处女”，她自嘲地回忆，“尽管我早早结婚，有时我想，我心里可能就住了一个老处女。”有时她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早年的贫穷，而对现在所处的阶层抱有太多的敌意？在她的一篇小说《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她写了一对母女，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从乡下试图搬去城里生活。小时候，当爱丽丝·门罗她们家还在乡下养狐狸时，她的姨妈就住在城里，过着那种会邀请女士们来参加午餐聚会的生活。有一年母亲带着门罗，搬到城里，试图融入那个圈子，但是她们失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来自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生在富裕的中产阶层地区，当地所有的男人都在多伦多上班，而且是专业人士。“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有趣得要命。但我猜，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阶层有太多的敌意，以至于没能更了解他们。”她可能有些左倾，沉浸于美国南部作家的作品—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她们和她一样，心永远锁在荒唐的小镇上，写着乡下人，写着那种和世界的主流节奏格格不入的奇怪而边缘化的生活。

完美的简单

　　追寻爱丽丝·门罗写作的真正开端是件有趣的事情。它和她的现任丈夫、地理学家格里·弗兰密林有关。爱丽丝·门罗曾对《巴黎评论》的记者珍妮·麦克克鲁奇讲述这个故事：
　　“我大学时代就认识格里了。他是高年级生，我是新生，他是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我们之间有七岁的差距，那时候我十八岁，极度迷恋他。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他那时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个大学很小，所以你会认识每个人，格里当时属于一个我们称为“波西米亚人”的小团体，他们给文学杂志写诗什么的，他们是危险的，醉酒，还闹事。我写第一篇小说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给他看了，然后我们聊天，他会爱上我，事情会这样开始。结果我把手稿给他的时候，他说，‘约翰·卡尔恩是编辑，他在走廊那头’，就完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交往。”
　　他们再续前缘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中间格里给门罗写过一封信，是门罗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通篇在谈我的小说，但完全没有说到我。”门罗对这封信没有做任何回应，她大概希望保有更多幻想。再后来，她搬回了安大略的克林顿，回到小镇—她熟悉的地方。而他在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他们终于开始约会了。
　　现在，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丈夫住在克林顿镇上格里母亲留下的房子里，他们感到再也不需要离开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门罗却不这么看。她写过一个叫《办公室》的短篇：一个女人为了写作租了间屋子，结果被房东不停地干扰。她自己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担任过驻校作家，对方配了一间面朝大海的时髦办公室给她，“我有大把的时间在那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她需要的就是一座安大略的小镇。比如这里，克林顿。镇上有座小图书馆，但不太像样，像样一点的在五十公里外的另一座镇上。但门罗明白，这里的风景对于她而言太过重要，她的写作是根植于此的。“我无法以同样的感情再拥有其他任何一片风景，一个乡村，一个湖泊或是一个小镇。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了。”
　　只要生活在安大略—爱丽丝·门罗坦言，她就不会遇到寻找素材方面的麻烦。“我等着它们出现，”她说，“它们总会出现的，如何去处理汹涌而来的题材才是我的问题。”
　　爱丽丝·门罗对她的写作兼具着敬畏和自信。“某种程度上，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主流文学那么远。”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作家，对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连个真正的读书人都遇不到—你为了要写下去，必须认定自己拥有罕见的天赋。而她的敬畏存在于她的简单里：一种完美的简单，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反复打磨才能掌握的简单。
　　“她让角色超越时间，读者意识不到时间流逝，事情已经过去了，角色也被改变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评价门罗：这是她罕见的能力和神秘的天赋。他也曾尝试像她这样写一次，毫不意外地失败了，“我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了不起的爱丽丝·门罗这样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