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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评价农村小康的指标有十六项之多，但农民收入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状况，不仅是农民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而且是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与提高的基础和保证。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才可能有充足的经济支撑实现农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实现小康目标。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忻州市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14个县中就有11个县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98.7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2011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35元，而有5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达3500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600元相比，相差2100元。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相比，相差3477元，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实现忻州农民的小康，增加农民收入更具有紧迫性。
一、忻州市农民收入的特征分析
从1978年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间，忻州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元增加到4135元，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总量持续扩张，来源不断扩宽，结构趋于优化，201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53倍，不考虑物价因素等变动，年均递增。通过对忻州市三十多年农民收入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忻州市农民收入有如下特征。
1、阶段性特征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随着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民收入总体上不断提高，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又受自然、市场、政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呈现出阶段发展的特征。忻州市农民收入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
（1）1978～1987年为第一阶段，是农民收入初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的大部分由集体收益分配变为个户收入，是体制变革后的带有释放性质的一种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78元，增长为1987年的296元，年增长15.97%。
（2）1988～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是农民收入平缓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8年的364元增长到1992年的525元，增长161元，年递增速度达到9.59%，这一阶段虽然从数量上看，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工农比价的恶化，农产品买难卖难现象交替出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从实际看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农民普通感到手中的钱“不耐花”。
（3）1993～1998年为第三阶段，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661元增加到1998年的1623.6元，增长962.6元，年递增速度19.69%。这一阶段政府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销售价格两次提价，国家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实行市场调节，又没有遇到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投入持续增加。199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623.6元，是我市农民收入增加的较高阶段。
（4）1999～2002年为第四阶段，是农民收入徘徊阶段。农民收入由1999年的1018.7元增长到2002年的1458.4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村经济受市场和自然因素的约束，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且受卖难影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又因为连续五年旱灾，农业生产大伤元气，返贫人数增加，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
（5）2003～2011年为第五阶段，这近十年间，是农民增收的快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由2003年的1616.5元增长到2011年的4135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央连续下发八个一号文件，注重政策推动，将退耕还林政策、农村减免农业税以及取消三提五统、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等加以认真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我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培育本地优势产业，在三方面大做文章：
一是发展优质高效种植业，重点抓了优质专用玉米、优质小杂粮、优质薯类、特色油料、反季节瓜菜、粮油耕种，特点中药材等七大类特色种植业，特色种植面积达700多万亩，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70%以上，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二是规模健康养殖业，结合退耕还林及全省实施的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主抓了人工种草、舍饲青贮、品种改良、疾病防控等项工作。新增人工种草面积100余万亩，3000亩以上连片草地达160余个，建设青贮窑7000余个，舍饲养殖小区196处，使大部分县市的畜牧业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30%以上。我市岢岚县人工种草面积达到22万亩，建成规模养殖场8个，舍饲养殖小区9处，养羊示范村14个，2011年畜牧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我市神池县人均畜牧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4%，五寨、静乐县也分别占到45%、43%。
三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当地农副产品资源，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基本走上了公司 农户的生产轨道。全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小杂粮、玉米、油料、果品、蔬菜、皮、毛、绒、肉、奶等十大加工系列，开发出了食品、饮料、化工、医药、皮草、被服、饲料等七大加工产品，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正在向上规模、上特色、上绿色方向发展，我市农村经济呈现出了由传统农业种养业向种养加同步发展的转变，为农民收入稳步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区域性特征
忻州市地处晋北、晋西北，是典型的林牧交错区，区内又分忻定盆地区，太行山干石山区，神五岢冷凉干旱丘陵缓坡区，河保偏冷凉沟壑区。忻定盆地及太行山干石山区以种植玉米及杂粮为主，养殖以猪牛为主，神五岢河保偏以马铃薯、油料及杂粮为主，养殖以羊为主，这种种养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民收入上的区域差异。晋西北在畜牧收入上的比例远远高于忻定盆地区，晋西北土地辽阔，在农产品价格较高的时候，很少有人外出打工，而忻定盆地区由于人均土地较少，所以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该区域农民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3、不均衡性特征 农民收入不均衡性一般是出现在收入的较快增长阶段，但是由于我市经济自然条件差异较大，14个县市中就有11个县是贫困县，所以农民收入的不均衡性显得尤为突出，农民收入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地区间、年度间和农户之间。
以五个收入阶段划分，2002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82万人，1000～1500元67.5万人，1500～2000元26.1万人，2000～3000元47.3万人。3000～4000元6.8万人，4000～5000元的1.4万人。有140万人低于全市人均收入1458.4元水平，占到全市农业人口的60%，与全省同年人均收入2150元相比，有175.6万人低于全省水平。2011年农民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的有36.8万人；3000～4000元的有60.7万人；4000～5000元的有57.4万人；5000～10000万元的有73.9万人；表现了农民收入年际间的农户之间上的不平衡性。
而且从区域之间看，这种不平衡性也是长期存在的，以2001年为例，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55元，忻定原农民人均纯收入均超过1500元，定襄县最高为2511元，而其余10个县均未超过900元，最低的河曲县仅为305元，最低与最高相差8倍多。以2011年为例，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35元，忻府、定襄、原平三县区农民均超过5000元，定襄到最高为7020元，而其余11个县均未超过4000元，最低的宁武县仅为2803元，最低与最高相差2.5倍。
经过对忻州市整体农民收入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忻州市农民收入与全国、全省差距是明显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拉大的趋势。197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78元，当时全国和全省分别是133.57元和101.61元。忻州市分别比全国、全省低55.57元、23.61元，而到2002年忻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58.4元，全国、全省的水平分别达到2476元、2149.8元，忻州市分别比全国、全省低1017.6元、691.4元。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1988年以前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未超过100元，1984年与全国差距仅有11元，比全省水平还高5元。但是到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年以后，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1998年与全省相差近200元，1996年、1997年相差超过400元，1999年、2000年相差超过700元。2009年、2010年、2011年与全省相差分别1200元、2500元、2900元。
二、农业增收面临的困难与矛盾
通过以上特征分析，农民增收困难或缓慢，主要体现在以下七方面矛盾。
1、资源条件差与增收风险大的矛盾
资源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是农民收入的最基本的因素条件。由于我市农业资源条件差，在加上产出的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差，使的农业增产难与农民增收难同时存在。我市境内东部六县多位于太行山干石冷凉山区，西部八县全部地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农业生产的立地条件十分恶劣。全市水浇地180万亩，仅占耕地的23%，一寒二早、灾害频发，造成了阶段性的农业减产，农民增收。农业靠天吃饭的依赖性很大，基于这样的资源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民务农不仅要饱受十年九灾的自然风险，而且要经受无情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双重风险造成的不确定因素长期制约着山区农民增收。
2、农民低收入与调产高投入的矛盾
农民面向市场，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如优化品种，搞设施农业建大棚温室，搞舍饲养殖，建圈舍、青贮窖，搞农副产品加工建厂房等。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收入与投入成正比。尤其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投入就谈不上产出与收入。作为贫困地区大市，全市近242万农业人口，其中98.7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处于贫困线以下，农民生活困难，生产投入乏力，扩大再生产能力十分脆弱。
3、农民素质低与现代农业科技含量高的矛盾
农业商品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农业商品化又要求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无论是优质特色种植业，规模健康养殖业，绿色产品加工业，还是外出务工，投向二、三产业，都离不开科技和文化知识。没有一技之长就很难适应市场竞争，而目前我市农民缺文化、少技术的问题尤为突出，神池县小学及文盲数占总农村劳动力50%以上，静乐县占79%，这种低文化结构，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难以在非农产业发展中找到高收入的致富门路，而且受文化素质低的影响，这部分农民受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农业商品意识淡薄，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导致农民的生产行为常常是走在市场需求变动之后，再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转产慢，农民又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常使得农产品需求反差过大。市场价格被动剧烈，反过来又导致市场行为扭曲，影响农民收入。
4、农民小生产与现代大市场的矛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以户经营，分散生产。这种状况，面对现代大市场发展规模化，多样化趋势，显然滞后。我市各级政府虽然在发展龙头企业，培养市场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走向大市场等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从总体看，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从外地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看，显然差距很大。集中表现为，我市农民走向市场仍处于自发分散的无序状态。一是龙头企业少，而且发育慢，与农民利益共享机制建设滞后；二是行业协会少，多是村自为战，乡自为战；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少，四是涉农部门服务体系发育不足；五是供销社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系不紧密，有不少转入非涉农行业。基于这种状况，单家独户的农民在千变万化的市场面前，信息不灵，技术短缺，销路不畅，规模不大的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5、劳力有剩余与就业无门路的矛盾
忻州市有耕地800万亩，以每个劳动力耕种15亩土地计算，有53.3万劳力就可满足，尚剩余劳力64.6万人，目前全市外出务工劳力28.4万人，还有36.2多万劳动力需要转移，但目前我市现状是劳动力转移难，农民外出打工难，还有近一半转移外出打工者（外出打工八个月以内）一年1/3时间在家赋闲。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本地非农产业发育慢，无业可就；二是农民缺文化，少技术，难以竞争上岗；三是思想保守，怕外出吃苦受累不说还担风险；四是农民外出就业环境差，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与域里差别很大，农民工受歧视屡见不鲜，有些行业在用工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违反规定，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侵害农民工正常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全市十四个县市区，务农劳力剩余时间多，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是越贫困的地方，非农产业发育越缓慢，这一问题越突出。如贫困县神池、五寨、河曲、岢岚、宁武、静乐外出务工劳力仅占劳力比例分别是8.6%、5.4%、2.3%、8.6%、2.4%、3.1%而贫困县的忻府区、原平却分别占到31%、28%。 6、体制转换慢与结构调整快的矛盾
市场竞争讲节奏，讲效率，尤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基本建立，快速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经济调整的节奏也相应加快。但是，我市的地域性市场体制、机制转换滞后，一是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不平等地位，如户籍管理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农民和城乡居民就不一样，二是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建设滞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受到制约。三是在县乡机构改革中，涉农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缓慢。所有这些都影响农民增收。
7、农村经济快速发育所需资金支撑与农村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
立足我市农村经济发展现实，存在诸多农村资金供给量不足，金融体系脆弱，金融机构缺位，服务品种单一，信用环境不好等问题和不足，不能很好地支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贷款担保落实难，尽管近年来农行在惠农小额贷款的发放中，推出了公务员担保，3户联保模式，解决了部分农民的资金需求，但担保难以落实，还是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贷款需求。因此，如何实现贷款投放有效担保的对接，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曾对忻州曹张乡令狐村调查了解，该乡现有奶牛1.2万头，大都是家庭式的奶站经营，规模化的养殖小区只有3个。奶站只是把零散饲养的奶牛集中挤奶，集中销售，而养殖小区则统一饲养、防疫，统一挤奶销售，其奶价比奶站的每斤要高出0.3元。现在农民贷款养奶牛的积极性很高，据了解，每头奶牛年平均增加收入5000元，农民要求进入养殖小区的呼声很高，但养殖小区的现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曹张乡规划的养殖小区要达到30个，改建一个养殖小区需投资约180万元，贷款需求100万元，初步测算，预计3年就可收回投资，效益可观，但抵押或担保一直难以落实。
二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结算渠道不畅，农村异地汇款结算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纷纷从乡镇撤离，在乡镇保留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只具有同城、同地汇兑结算功能，而不具备跨市、县，特别是跨省等异地汇兑结算功能，这就为农产品的大量外销，在资金结算上设置了障碍，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三是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现在乡镇的金融机构中，邮政储蓄只吸收农村资金而不发放贷款，吸收的资金统统上划到地市级以上机构，然后转存人民银行获得利息收入；而农村信用社也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往往也把吸收的农村资金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农业银行由于是商业银行，也正在向股份制迈进，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不得不全行统筹、统一调度资金，支持能够带来较大收益的发达地区的大项目；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仅仅限制在政策性粮棉油收购等流通领域贷款，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安排支持资金。
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退位，服务功能弱化。农发行作为目前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太窄，筹资渠道单一，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一些农产品收储机构的“钱袋子”，成了“玉米银行”、“小麦银行”、“水稻银行”、“大豆银行”、“棉花银行”等。农业银行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相背离，支农功能“边缘化”。农村信用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较好地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受自身经营规模和经营体制所限，其资金供给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要求，存在“农信难为农”的严重问题。
三、增加农民收入建议或措施
1、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创新，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
发展现代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汾河、黄河滩涂开发，完善农村退耕还林工程，大搞农业综合开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都离不开资金支持，这方面除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外，农村金融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此，提两点建议：
一是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尽管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多种不同所有制，不同经营范围的金融机构相对建立，但是，由于农村的特点，需要大量的微小金融机构深入农村腹地，这就需要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门槛，积极探寻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以服务农村为主的社区性中小银行，大力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导各类资本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改革的同时，积极培育民间信贷组织，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缓解农村资金供给不足的现状。从而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
二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在政策方面，政府要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等一系列金融惠农政策，体现在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要求上，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积极推进全市县域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从而从政府层面上实实在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2、推进劳务输出
一是突出品牌优势，注重区域特色，依托资源品牌，实行特色转换，发挥地方特色优势，发展本地二、三产业促进就地转移劳力，是符合我市转移劳力的特点，应逐步形成内转外输的十一大方阵，即：以五台县泥瓦匠为主的建筑业方阵；以原平市经纪人为主的销售业方阵；以定襄县游乐业为主的游乐业方阵；以河曲二人台演艺队为主的文化输出方阵；以五寨县饭店业为主的餐饮业方阵；以静乐县保姆、保安为主的家政业方阵；以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黄河流域服务员为主的服务业方阵；以忻州、定襄盆地奶牛集散地为主的畜牧业交易方阵；以定襄县法兰为主的锻造业方阵；以繁峙、代县矿产业为主的农民矿工方阵；以静乐、岢岚县“绣女”为主的手工刺绣业方阵。 二是以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民向第三产业转移。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繁荣农村城镇第三产业，是带动劳动力转移的又一重要途径。原平市近年来沿大运公路经济带和108国道经济带规划了段永堡、轩岗、大牛店、西张、解村等九个小城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离土转移的11个功能区，从事餐饮服务、旅游度假、综合性批发市场等行业的劳动力多达25000人，占到我市全部转移劳动力总数的60%。
三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要围绕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而展开，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要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强化农产品加工环节。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弥补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和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劣势。由于农产品的集散地往往在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又可推动小城镇建设，带动服务业发展，安排更多劳动力就业。我市的西部要大力发展畜产品的综合加工，马铃薯的综合加工和小杂粮的综合加工。而在东部要大力发展玉米的深加工，以此来带动全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事实证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就多，数量就大。
3、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打绿色品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发展绿色食品，注重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绿色食品的潜在市场非常大，即使在发达国家，绿色食品也只有整个食品市场销售额的2%。忻州市应依托山区环境污染少这一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从品种上看，种植业方面以特用玉米、蔬菜、杂粮、药材为主，养殖业方面以羊、猪、肉牛和奶牛为主。从生产角度看，要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人工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从发展视角看，实施全球通行的ISO14000标准，为企业突破绿色壁垒提供有效的“通行证”。从管理角度看，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加强环境教育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全面了解主要贸易国有关绿色壁垒的内容、动态及相关信息。
4、加大国家财力对农业投入，夯实增收基础
要合理增加财政收入，支农资金应重点用于扶贫、农业基础建设、开发研究、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和绿色环保生态农业方面，尤其是培育和扶持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企业。结合忻州市实际情况，重点是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建立产地批发市场，培育经纪人队伍，发展流通组织，扶持产业合作协会。
5、加快交通、信息和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是加快忻州市公路改造和建设进程，迅速扭转交通落后的局面，其次是提供农民需要的生产信息，生产技术，生产资金，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优质服务。特别是要通过微机、报刊、入网获取信息，编辑网刊，发展网员或利用媒介，及时向下传递科技及产品供求信息，架起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引导农民搞好结构调整，力求较多地实现“网上种田”，同时也使我们的信息服务单位逐步向有偿服务信息实业转变。
6、切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农村农民以务农为主。当他转向二、三产业时，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农民。要帮助真正的农民增收，当前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引导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掌握驾驭市场的主动权，即看市场经营，看市场种地。近年来，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抓住退耕还林和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形成的“特色种植业、规模养殖业、绿色加工业”调整思想符合市情，符合市场需求。现在，广大农民对这一调整思路已经认同、实施，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后农业结构调整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思路，要引导农民在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市场农业、创汇农业发展中开拓致富门路。政府要做的是，帮助农民解决调产的启动资金、信息服务、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等问题，提高农民的市场化组织程度，让农民在种养加一体、农工商一体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7、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农民增收不只仅取决于农民素质，还与县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县域经济发展快一些，农民增收的步子也就快一些。近年来，我市以“开放引进、大项带动”为突破，推进“林草牧”、“煤电铝”、“山水关”为特色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经济快速发展。继忻府区、原平之后，河曲、保德、宁武、代县、定襄5县财政收入超亿元，二、三产业在一些县蓬勃发展。代县34座铁矿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5000多人。繁峙县在铁矿业就业的就有1万人。原平4.2万外出务工经商者，除少部分出市外，大多数在本市就业。定襄1.1万人从事锻压业加工，人均纯收入20538元。我们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只有转移农民，才能为农民找到新的致富门路。而转移、减少农民着眼点应首先考虑县域范围。到县外务工经商也可以致富。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刚刚解决温饱的山区农民来说，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的转移致富途径是在本县务工经商。本县就业，一方面，择业成本小，可以兼顾承包地，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国情，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县域经济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另外，从加大政府投入，坚持以工补农的需要来说，发展县域经济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所以，从县情出发，在巩固发展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以“开放引进、大项带动”为突破口的调产战略，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特色规模经济，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农民转移、致富创造条件。
一、忻州市农民收入的特征分析
从1978年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间，忻州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元增加到4135元，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总量持续扩张，来源不断扩宽，结构趋于优化，201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53倍，不考虑物价因素等变动，年均递增。通过对忻州市三十多年农民收入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忻州市农民收入有如下特征。
1、阶段性特征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随着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民收入总体上不断提高，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又受自然、市场、政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呈现出阶段发展的特征。忻州市农民收入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
（1）1978～1987年为第一阶段，是农民收入初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的大部分由集体收益分配变为个户收入，是体制变革后的带有释放性质的一种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78元，增长为1987年的296元，年增长15.97%。
（2）1988～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是农民收入平缓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8年的364元增长到1992年的525元，增长161元，年递增速度达到9.59%，这一阶段虽然从数量上看，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工农比价的恶化，农产品买难卖难现象交替出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从实际看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农民普通感到手中的钱“不耐花”。
（3）1993～1998年为第三阶段，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661元增加到1998年的1623.6元，增长962.6元，年递增速度19.69%。这一阶段政府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销售价格两次提价，国家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和经营，实行市场调节，又没有遇到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投入持续增加。199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623.6元，是我市农民收入增加的较高阶段。
（4）1999～2002年为第四阶段，是农民收入徘徊阶段。农民收入由1999年的1018.7元增长到2002年的1458.4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村经济受市场和自然因素的约束，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且受卖难影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又因为连续五年旱灾，农业生产大伤元气，返贫人数增加，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
（5）2003～2011年为第五阶段，这近十年间，是农民增收的快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由2003年的1616.5元增长到2011年的4135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央连续下发八个一号文件，注重政策推动，将退耕还林政策、农村减免农业税以及取消三提五统、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等加以认真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我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培育本地优势产业，在三方面大做文章：
一是发展优质高效种植业，重点抓了优质专用玉米、优质小杂粮、优质薯类、特色油料、反季节瓜菜、粮油耕种，特点中药材等七大类特色种植业，特色种植面积达700多万亩，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70%以上，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二是规模健康养殖业，结合退耕还林及全省实施的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主抓了人工种草、舍饲青贮、品种改良、疾病防控等项工作。新增人工种草面积100余万亩，3000亩以上连片草地达160余个，建设青贮窑7000余个，舍饲养殖小区196处，使大部分县市的畜牧业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30%以上。我市岢岚县人工种草面积达到22万亩，建成规模养殖场8个，舍饲养殖小区9处，养羊示范村14个，2011年畜牧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我市神池县人均畜牧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4%，五寨、静乐县也分别占到45%、43%。
三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当地农副产品资源，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基本走上了公司 农户的生产轨道。全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小杂粮、玉米、油料、果品、蔬菜、皮、毛、绒、肉、奶等十大加工系列，开发出了食品、饮料、化工、医药、皮草、被服、饲料等七大加工产品，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正在向上规模、上特色、上绿色方向发展，我市农村经济呈现出了由传统农业种养业向种养加同步发展的转变，为农民收入稳步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区域性特征
忻州市地处晋北、晋西北，是典型的林牧交错区，区内又分忻定盆地区，太行山干石山区，神五岢冷凉干旱丘陵缓坡区，河保偏冷凉沟壑区。忻定盆地及太行山干石山区以种植玉米及杂粮为主，养殖以猪牛为主，神五岢河保偏以马铃薯、油料及杂粮为主，养殖以羊为主，这种种养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民收入上的区域差异。晋西北在畜牧收入上的比例远远高于忻定盆地区，晋西北土地辽阔，在农产品价格较高的时候，很少有人外出打工，而忻定盆地区由于人均土地较少，所以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该区域农民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3、不均衡性特征 农民收入不均衡性一般是出现在收入的较快增长阶段，但是由于我市经济自然条件差异较大，14个县市中就有11个县是贫困县，所以农民收入的不均衡性显得尤为突出，农民收入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地区间、年度间和农户之间。
以五个收入阶段划分，2002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82万人，1000～1500元67.5万人，1500～2000元26.1万人，2000～3000元47.3万人。3000～4000元6.8万人，4000～5000元的1.4万人。有140万人低于全市人均收入1458.4元水平，占到全市农业人口的60%，与全省同年人均收入2150元相比，有175.6万人低于全省水平。2011年农民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的有36.8万人；3000～4000元的有60.7万人；4000～5000元的有57.4万人；5000～10000万元的有73.9万人；表现了农民收入年际间的农户之间上的不平衡性。
而且从区域之间看，这种不平衡性也是长期存在的，以2001年为例，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55元，忻定原农民人均纯收入均超过1500元，定襄县最高为2511元，而其余10个县均未超过900元，最低的河曲县仅为305元，最低与最高相差8倍多。以2011年为例，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35元，忻府、定襄、原平三县区农民均超过5000元，定襄到最高为7020元，而其余11个县均未超过4000元，最低的宁武县仅为2803元，最低与最高相差2.5倍。
经过对忻州市整体农民收入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忻州市农民收入与全国、全省差距是明显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拉大的趋势。197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78元，当时全国和全省分别是133.57元和101.61元。忻州市分别比全国、全省低55.57元、23.61元，而到2002年忻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58.4元，全国、全省的水平分别达到2476元、2149.8元，忻州市分别比全国、全省低1017.6元、691.4元。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1988年以前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未超过100元，1984年与全国差距仅有11元，比全省水平还高5元。但是到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年以后，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1998年与全省相差近200元，1996年、1997年相差超过400元，1999年、2000年相差超过700元。2009年、2010年、2011年与全省相差分别1200元、2500元、2900元。
二、农业增收面临的困难与矛盾
通过以上特征分析，农民增收困难或缓慢，主要体现在以下七方面矛盾。
1、资源条件差与增收风险大的矛盾
资源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是农民收入的最基本的因素条件。由于我市农业资源条件差，在加上产出的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差，使的农业增产难与农民增收难同时存在。我市境内东部六县多位于太行山干石冷凉山区，西部八县全部地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农业生产的立地条件十分恶劣。全市水浇地180万亩，仅占耕地的23%，一寒二早、灾害频发，造成了阶段性的农业减产，农民增收。农业靠天吃饭的依赖性很大，基于这样的资源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民务农不仅要饱受十年九灾的自然风险，而且要经受无情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双重风险造成的不确定因素长期制约着山区农民增收。
2、农民低收入与调产高投入的矛盾
农民面向市场，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如优化品种，搞设施农业建大棚温室，搞舍饲养殖，建圈舍、青贮窖，搞农副产品加工建厂房等。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收入与投入成正比。尤其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投入就谈不上产出与收入。作为贫困地区大市，全市近242万农业人口，其中98.7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处于贫困线以下，农民生活困难，生产投入乏力，扩大再生产能力十分脆弱。
3、农民素质低与现代农业科技含量高的矛盾
农业商品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农业商品化又要求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无论是优质特色种植业，规模健康养殖业，绿色产品加工业，还是外出务工，投向二、三产业，都离不开科技和文化知识。没有一技之长就很难适应市场竞争，而目前我市农民缺文化、少技术的问题尤为突出，神池县小学及文盲数占总农村劳动力50%以上，静乐县占79%，这种低文化结构，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难以在非农产业发展中找到高收入的致富门路，而且受文化素质低的影响，这部分农民受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农业商品意识淡薄，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导致农民的生产行为常常是走在市场需求变动之后，再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转产慢，农民又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常使得农产品需求反差过大。市场价格被动剧烈，反过来又导致市场行为扭曲，影响农民收入。
4、农民小生产与现代大市场的矛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以户经营，分散生产。这种状况，面对现代大市场发展规模化，多样化趋势，显然滞后。我市各级政府虽然在发展龙头企业，培养市场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走向大市场等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从总体看，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从外地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看，显然差距很大。集中表现为，我市农民走向市场仍处于自发分散的无序状态。一是龙头企业少，而且发育慢，与农民利益共享机制建设滞后；二是行业协会少，多是村自为战，乡自为战；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少，四是涉农部门服务体系发育不足；五是供销社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系不紧密，有不少转入非涉农行业。基于这种状况，单家独户的农民在千变万化的市场面前，信息不灵，技术短缺，销路不畅，规模不大的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5、劳力有剩余与就业无门路的矛盾
忻州市有耕地800万亩，以每个劳动力耕种15亩土地计算，有53.3万劳力就可满足，尚剩余劳力64.6万人，目前全市外出务工劳力28.4万人，还有36.2多万劳动力需要转移，但目前我市现状是劳动力转移难，农民外出打工难，还有近一半转移外出打工者（外出打工八个月以内）一年1/3时间在家赋闲。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本地非农产业发育慢，无业可就；二是农民缺文化，少技术，难以竞争上岗；三是思想保守，怕外出吃苦受累不说还担风险；四是农民外出就业环境差，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与域里差别很大，农民工受歧视屡见不鲜，有些行业在用工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违反规定，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侵害农民工正常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全市十四个县市区，务农劳力剩余时间多，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是越贫困的地方，非农产业发育越缓慢，这一问题越突出。如贫困县神池、五寨、河曲、岢岚、宁武、静乐外出务工劳力仅占劳力比例分别是8.6%、5.4%、2.3%、8.6%、2.4%、3.1%而贫困县的忻府区、原平却分别占到31%、28%。 6、体制转换慢与结构调整快的矛盾
市场竞争讲节奏，讲效率，尤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基本建立，快速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经济调整的节奏也相应加快。但是，我市的地域性市场体制、机制转换滞后，一是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不平等地位，如户籍管理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农民和城乡居民就不一样，二是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建设滞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受到制约。三是在县乡机构改革中，涉农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缓慢。所有这些都影响农民增收。
7、农村经济快速发育所需资金支撑与农村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
立足我市农村经济发展现实，存在诸多农村资金供给量不足，金融体系脆弱，金融机构缺位，服务品种单一，信用环境不好等问题和不足，不能很好地支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贷款担保落实难，尽管近年来农行在惠农小额贷款的发放中，推出了公务员担保，3户联保模式，解决了部分农民的资金需求，但担保难以落实，还是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贷款需求。因此，如何实现贷款投放有效担保的对接，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曾对忻州曹张乡令狐村调查了解，该乡现有奶牛1.2万头，大都是家庭式的奶站经营，规模化的养殖小区只有3个。奶站只是把零散饲养的奶牛集中挤奶，集中销售，而养殖小区则统一饲养、防疫，统一挤奶销售，其奶价比奶站的每斤要高出0.3元。现在农民贷款养奶牛的积极性很高，据了解，每头奶牛年平均增加收入5000元，农民要求进入养殖小区的呼声很高，但养殖小区的现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曹张乡规划的养殖小区要达到30个，改建一个养殖小区需投资约180万元，贷款需求100万元，初步测算，预计3年就可收回投资，效益可观，但抵押或担保一直难以落实。
二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结算渠道不畅，农村异地汇款结算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纷纷从乡镇撤离，在乡镇保留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只具有同城、同地汇兑结算功能，而不具备跨市、县，特别是跨省等异地汇兑结算功能，这就为农产品的大量外销，在资金结算上设置了障碍，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三是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现在乡镇的金融机构中，邮政储蓄只吸收农村资金而不发放贷款，吸收的资金统统上划到地市级以上机构，然后转存人民银行获得利息收入；而农村信用社也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往往也把吸收的农村资金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农业银行由于是商业银行，也正在向股份制迈进，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不得不全行统筹、统一调度资金，支持能够带来较大收益的发达地区的大项目；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仅仅限制在政策性粮棉油收购等流通领域贷款，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安排支持资金。
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退位，服务功能弱化。农发行作为目前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太窄，筹资渠道单一，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一些农产品收储机构的“钱袋子”，成了“玉米银行”、“小麦银行”、“水稻银行”、“大豆银行”、“棉花银行”等。农业银行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相背离，支农功能“边缘化”。农村信用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较好地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受自身经营规模和经营体制所限，其资金供给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要求，存在“农信难为农”的严重问题。
三、增加农民收入建议或措施
1、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创新，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
发展现代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汾河、黄河滩涂开发，完善农村退耕还林工程，大搞农业综合开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都离不开资金支持，这方面除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外，农村金融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此，提两点建议：
一是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尽管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多种不同所有制，不同经营范围的金融机构相对建立，但是，由于农村的特点，需要大量的微小金融机构深入农村腹地，这就需要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门槛，积极探寻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以服务农村为主的社区性中小银行，大力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导各类资本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改革的同时，积极培育民间信贷组织，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缓解农村资金供给不足的现状。从而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
二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在政策方面，政府要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等一系列金融惠农政策，体现在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要求上，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积极推进全市县域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从而从政府层面上实实在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2、推进劳务输出
一是突出品牌优势，注重区域特色，依托资源品牌，实行特色转换，发挥地方特色优势，发展本地二、三产业促进就地转移劳力，是符合我市转移劳力的特点，应逐步形成内转外输的十一大方阵，即：以五台县泥瓦匠为主的建筑业方阵；以原平市经纪人为主的销售业方阵；以定襄县游乐业为主的游乐业方阵；以河曲二人台演艺队为主的文化输出方阵；以五寨县饭店业为主的餐饮业方阵；以静乐县保姆、保安为主的家政业方阵；以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黄河流域服务员为主的服务业方阵；以忻州、定襄盆地奶牛集散地为主的畜牧业交易方阵；以定襄县法兰为主的锻造业方阵；以繁峙、代县矿产业为主的农民矿工方阵；以静乐、岢岚县“绣女”为主的手工刺绣业方阵。 二是以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民向第三产业转移。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繁荣农村城镇第三产业，是带动劳动力转移的又一重要途径。原平市近年来沿大运公路经济带和108国道经济带规划了段永堡、轩岗、大牛店、西张、解村等九个小城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离土转移的11个功能区，从事餐饮服务、旅游度假、综合性批发市场等行业的劳动力多达25000人，占到我市全部转移劳动力总数的60%。
三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要围绕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而展开，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要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强化农产品加工环节。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弥补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和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劣势。由于农产品的集散地往往在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又可推动小城镇建设，带动服务业发展，安排更多劳动力就业。我市的西部要大力发展畜产品的综合加工，马铃薯的综合加工和小杂粮的综合加工。而在东部要大力发展玉米的深加工，以此来带动全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事实证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就多，数量就大。
3、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打绿色品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发展绿色食品，注重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绿色食品的潜在市场非常大，即使在发达国家，绿色食品也只有整个食品市场销售额的2%。忻州市应依托山区环境污染少这一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从品种上看，种植业方面以特用玉米、蔬菜、杂粮、药材为主，养殖业方面以羊、猪、肉牛和奶牛为主。从生产角度看，要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人工合成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从发展视角看，实施全球通行的ISO14000标准，为企业突破绿色壁垒提供有效的“通行证”。从管理角度看，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加强环境教育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全面了解主要贸易国有关绿色壁垒的内容、动态及相关信息。
4、加大国家财力对农业投入，夯实增收基础
要合理增加财政收入，支农资金应重点用于扶贫、农业基础建设、开发研究、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和绿色环保生态农业方面，尤其是培育和扶持绿色环保生态农业企业。结合忻州市实际情况，重点是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建立产地批发市场，培育经纪人队伍，发展流通组织，扶持产业合作协会。
5、加快交通、信息和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是加快忻州市公路改造和建设进程，迅速扭转交通落后的局面，其次是提供农民需要的生产信息，生产技术，生产资金，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优质服务。特别是要通过微机、报刊、入网获取信息，编辑网刊，发展网员或利用媒介，及时向下传递科技及产品供求信息，架起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引导农民搞好结构调整，力求较多地实现“网上种田”，同时也使我们的信息服务单位逐步向有偿服务信息实业转变。
6、切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农村农民以务农为主。当他转向二、三产业时，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农民。要帮助真正的农民增收，当前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引导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掌握驾驭市场的主动权，即看市场经营，看市场种地。近年来，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抓住退耕还林和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形成的“特色种植业、规模养殖业、绿色加工业”调整思想符合市情，符合市场需求。现在，广大农民对这一调整思路已经认同、实施，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后农业结构调整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思路，要引导农民在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市场农业、创汇农业发展中开拓致富门路。政府要做的是，帮助农民解决调产的启动资金、信息服务、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等问题，提高农民的市场化组织程度，让农民在种养加一体、农工商一体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7、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农民增收不只仅取决于农民素质，还与县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县域经济发展快一些，农民增收的步子也就快一些。近年来，我市以“开放引进、大项带动”为突破，推进“林草牧”、“煤电铝”、“山水关”为特色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经济快速发展。继忻府区、原平之后，河曲、保德、宁武、代县、定襄5县财政收入超亿元，二、三产业在一些县蓬勃发展。代县34座铁矿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5000多人。繁峙县在铁矿业就业的就有1万人。原平4.2万外出务工经商者，除少部分出市外，大多数在本市就业。定襄1.1万人从事锻压业加工，人均纯收入20538元。我们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只有转移农民，才能为农民找到新的致富门路。而转移、减少农民着眼点应首先考虑县域范围。到县外务工经商也可以致富。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刚刚解决温饱的山区农民来说，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的转移致富途径是在本县务工经商。本县就业，一方面，择业成本小，可以兼顾承包地，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国情，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县域经济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另外，从加大政府投入，坚持以工补农的需要来说，发展县域经济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所以，从县情出发，在巩固发展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以“开放引进、大项带动”为突破口的调产战略，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特色规模经济，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农民转移、致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