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种子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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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长远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种子事业经历了从群众化选育推广到专业化改良普及再到产业化发展转型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种业发展之路,经历了"户户留种""四自一辅""四化一供"、种业产业化发展及种业现代化发展五个阶段.70多年来,我国种子事业发展之路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科技创新,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完善法律法规,提供种业发展制度保障;坚持多元主体,实现多种途径协同推进.
其他文献
巩县石窟寺中存有大量造像题记,其中部分题记的内容为石匠籍贯和姓名,十分珍贵.第1窟外壁第37龛下的同州、河府石匠题记,一般认为是北齐天保九年(558)所刻,文章通过考证“河府”所在之处和设立之年代,认为此题记时代当为唐开元九年(721)以后.同时,还分析了此题记所反映的唐代工匠流动现象,即同州、河中府的工匠会与邻近的工匠集团进行合作,或结伴前往某地进行开窟造像,且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流动性在当时及以后是较为频繁的.
数珠,或称佛珠,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数珠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佛教的法物.人们相信珠子来自佛陀成正觉的菩提树,故其珠称菩提子.大足地区独特的数珠手观音,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数珠大多由观音持捻?本文从印度宗教植物观念入手,讨论数珠的原始意义、进入佛教的时间以及与观音可能存在的关系.通过早期印度教文献,认为数珠最早的使用与湿婆信仰有关,数珠在印度被称为“湿婆之眼”,是称诵神名和咒语的计数器.后来首先被佛教居士所采用,计数称诵三宝名号,进而广泛进入佛教系统,尤其是密教修持当中.
上世纪末碎叶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蹛林”“阴山”等几个古代地名的汉文碑石残片.这些以汉字记录的地名所蕴含的历史学信息表明碑主人并非唐朝内地出身,而是出自漠北铁勒部落.其在唐朝的征调下参加了高宗显庆年间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伊犁道行军.该残碑为唐时期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流动提供佐证材料,反映了唐政府对漠北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羁縻统治.
延鼐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长女.她的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61窟、榆林窟第19、25、33、35、36窟.延鼐的丈夫是慕容言长,他是瓜州刺史慕容归盈之孙,其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256窟、榆林窟第25、35窟.慕容言长出任玉门军使,又是节度使的女婿,当在瓜沙两地颇具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他与家人一起重修慕容家窟——莫高窟第256窟;与延鼐和阎氏两位夫人参与重修榆林窟第35窟;与延鼐参与重修榆林窟第25窟等.
在作者关注和研究新疆龟兹石窟的40余年中,曾承多位前贤学者的关怀与激励,尤其是冯其庸、谭树桐、段文杰、黄心川、金维诺等先生,他们对西北与新疆龟兹石窟长期关注与研究,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对新疆龟兹石窟及相关的佛教思想与艺术、石窟壁画艺术与考古等相关研究都有引领风气、正本清源的作用.作者对新疆佛教研究、龟兹石窟艺术事业的责任与坚守,正是诸位先生激励引导的结果.先贤已逝,后来者自当继承先辈遗志,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