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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序具有重要的传播作用，以北宋诗文集序为对象考察，书序作者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因素时，对作品艺术性、知识性等文本因素的关注不如对作家身份、生平轶事等非文本因素普遍。其中原因，从书序作者的操作层面来看，是因为在书序中进行文艺批评是很难把握的；从面对读者的传播效果层面来分析，是因为非文本因素较之文本相关的评论因素可以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于是，非文本因素在文学传播中变成了一位无形的操纵者，虽然它不是长远的传播之道，但却常常起着奇妙的传播作用，从而给书序这一文体增加活力。
关键词：北宋；书序；传播效果；文本因素；非文本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8505
在书坊广告尚未形成风气的北宋时代，书序也就充当了一书之广告和海报的作用，也便是文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北宋人对于书序的传播作用是十分看重的：“曷不为我序而流通之？”（晁说之《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1]第130册 P68 “久不以视人，宜为序以布露之。”（晁说之《不二门指归叙》）[1]第130册 P69书序可以帮助流布，直到现在仍是人之共识。那么在一篇书序中尤其是他序的情况下，选择什么书写内容能够更好地帮助传播呢？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实际上却是很值得讨论的。
据笔者以北宋他序中的诗文集序为对象考察，书序作者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因素时，对作品艺术性、知识性等文本因素的关注不如作家身份、生平轶事等非文本因素普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种做法，又具有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呢？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分析。
一、文本价值为文学传播的核心因素
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如果离开了传播，文学存在的链条就会中断，如果缺少了传播，任何文学都将终止和消亡。所谓文学传播，就是指文学生产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赋予文学信息的物质载体，将文学信息或文学作品传递给文学接受者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自身的价值便是其核心要素。
文学活动的根本只在作品，作品是文学活动的核心。所以，文学传播的核心内容也是作品。关于推动文学传播的动因，有学者论述道：“文学的性质和审美价值决定着其传播的性质和方向，直接决定其传播动因。”“传播主体接受并传播文学，其动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就总体而言，主要取决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质、审美价值。”[2]实际上，这个论述还是有点不够严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表明，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认识属性、审美属性、文化属性三大因素，应当是最重要的核心文学接受的客体。[3]286也就是说，文本本身所包含的三大因素的水平越高，传播受众就会越广泛，传播的生命力就会越长。
结合北宋书序来说，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内容时，不少书序体现了对文本因素的重视，例如下面这两篇书序作品，或者谈其审美属性，或者谈其认识属性，或者谈其文化属性，总之都是紧密地结合书籍文本本身来向读者进行推介：
元祐间，天下论文多曰“晁张”。晁，余伯舅无咎；而张，则文潜也。文潜之文，殆所谓“若将为之，而不见其为”者欤？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君与秦少游同学于翰林苏子瞻。子瞻以为“秦得吾工，张得吾易”。而世谓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为难云。又曰：“无咎雄健峻拔，笔力欲挽千钧；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二公各以所长名家。（叶梦得《张文潜柯山集序》）[1]第147册 P302
文莹师自荆州访我于郧溪之上，出其所为歌诗一巨轴。方予之躬事先垄，揽涕松下，而未能尽阅也。及兹北归，道出白雪关，苍山峭立左右如连壁，溪流其下，声不绝耳。行之凡三日，累一百七十里乃尽，因得马上尽观莹师之诗，得其佳句，则必回复而长吟，窈若么弦，瞥若孤翻，遂与夫溪山之灵气相扶摇乎云霞缥缈之间，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渊之为行役之劳也。浮屠师之善于诗，自唐以来，其遗篇之传于世者班班可见，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予尝评其诗如平山远水，而无豪放飞动之意。若莹师则不然，语雄气逸，而致思深处，往往似杜紫微，绝不类浮屠师之所为者。少之时，苏子美尝称之，欲挽致于欧阳永叔以发其名，而莹辞不肯往，遂南游湖湘间。今已老矣，其诗比旧愈遒愈健，穷之而不顿，使子美而在，则其叹服之又何如也！（郑獬《文莹师诗集序》）[1]第67册 P111
在第一则例子中，叶梦得首先以元祐间天下论文首称“晁张”，从而引出张耒之文学成就。接着叶梦得便自己概括出了张耒为文的艺术特色：“若将为之，而不见其为。”他又进一步解释这一特色的具体所指：“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最后，叶梦得又引用苏轼对张耒的评价——“秦得吾工，张得吾易”、“无咎雄健峻拔，笔力欲挽千钧；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来印证他之前的评论。于是，这则书序就牢牢抓住张耒的文学特色，来吸引读者、推动传播。
在第二个例子中，郑獬先说自己读文莹诗集而忘行旅之劳，概括其诗文特点为：“窈若么弦，瞥若孤翻，遂与夫溪山之灵气相扶摇乎云霞缥缈之间。”接着又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文莹的诗文特色，认为古今诗僧“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而文莹“语雄气逸”，其所作“绝不类浮屠师之所为”。最后引苏舜卿对文莹的推崇来继续说服读者，这也是把文本因素作为书序传播的核心内容。
但是，这种把推介的注意力放在文本上的书序作品并不是数量很多。文学传播不单单受作品中所蕴含因素的影响，也受作家、时代、读者反映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对此，王兆鹏论述道：文学作品传播效果的大小和影响力的高低，既取决于作品文学性的强弱高低等艺术因素，也会受到作家社会政治地位、文坛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份等非文本因素的影响。（2）
二、书序作者对非文本传播因素的 重视通过对北宋近四百篇诗文集他序文章的考察，笔者发现，书序作者对非文本的传播因素更感兴趣。结合北宋书序传播的特点，这些非文本因素多集中在作家方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作家的政治功业吸引士人；或者卓越的个性才华获得人们的青睐；或者是他们不幸遭遇吸引后世的同情和关照；或者他们的传奇经历甚至是风流韵事的吸引力量等。例如：
（一）作家的政治地位高显
公与李江南有布衣旧，因以渊谟大才，弼成宏业。江南有国，以其勋贤，遂登台辅。与弟文昌左相延鲁，俱竭虑于国，庸功日著，时称“二冯”焉。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远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丝竹倚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观其思深辞丽，均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噫，公以远图长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辅之任，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性情，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于身，何其贤也。（陈世修《阳春集序》）[1]第76册 P144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惟简肃公在真宗时，以材能为名臣；仁宗母后时，以刚毅正直为贤辅。其决大事，定大议，嘉谋谠论，著在国史，而遗风余烈，至今称于士大夫。公，绛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于乡里，既举进士，献其文百轴于有司，由是名动京师。其平生所为文至八百余篇，何其盛哉！可谓兼于两得也。公之事业显矣，其于文章，气质纯深而劲正，盖发于其志，故如其为人。（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1]第34册 P66
陈世修在为其外祖冯延巳词集作序时，极力拔高其南唐宰相的政治形象；欧阳修也在反复强调薛奎的事业之显，政治与文学“兼于两得”。
（二）作家的学问背景深厚
懃师证法于德山远公，印可于三角澄公，澄、远皆云门匡真大师之法孙也。云门秉云峰存禅师，云峰承德山宣鉴，德山续龙潭信，龙潭嗣天皇悟，天皇继石头大师，石头绍庐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于第六祖大鉴禅师。广菩提达磨所传之道，故天下学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尧舜之道。圣人举其用，所以谓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为诣。洎乎种智差别，法门万殊，复惧后世多闻者过，困学者不及，故释迦如来直以正法授大迦叶，虽示有言说，而不迹文字。菩提达磨去如来二十九代，受之东来。人始莫晓。时皆摈弃。及其传至大鉴，世且大信，趋学者犹水之沛然就下。（释契嵩《原宗集叙》）[1]第36册 P177
释契嵩通过历数懃禅师的佛学渊源，以证明懃禅师出身正宗，佛法深厚。
（三）作者的性情之美
兰陵萧君，江左之英，诗苑之精。其为人也乐易，其处世也静默。忘形衡泌之下，苦节戎马之间。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诸侯虚左，五府交辟。今晋王殿下，树藩作相，乐善爱才。幕府初开，君实首冠。由典校书至仪曹郎。出入两宫，官无虚授。优游多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远，适莫不存于心府，势利不及于笑谈。含毫授简，唱予和汝。其性淡，故略淫靡之态。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词。大雅之士，何以过此。铉与君为友，几将二纪。其间聚散穷达，罕或宁居。淡成之怀，终始若一。静言投分，想见古人。（徐铉《萧庶子诗序》）[1]第2册 P188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黄庭坚《小山词序》）[1]第106册 P150
西京僧官凡六员，曰録，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衔各有一，缺则选僧之有行业者补之，有缺则以次上迂。逮左録而止。崇德僧绍鉴既为左首座矣，会足有微疾，乃叹曰：“吾弃家为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犹自勤于僧职，岂吾本心哉？”既投牒自请解去，时左録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为宜待次补，鉴不听，既解去。明日，右録亦物故，补其处者乃位于鉴下之人也。其徒皆为之恨。鉴处之恬然。（司马光《心经跋》）[1]第56册 P97
徐铉没有对萧庶子的文学特色做深入的论述，只是抓住“其为人也乐易，其处世也静默”的性格特点来向读者推介。黄庭坚对晏几道的创作成就只有“清壮顿挫”四个字的评价，而用主要的篇幅突出其“痴”的个性。司马光的书序只记载了主人公的寥寥几语，从而活画其人。
（四）学问或才艺之优秀
皇宋处士唐异，……人之秀也，之才之艺，揭乎清名。西京故留台李公建中，时谓善画，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笔，实左右焉。江东林君复，神于墨妙，一见而叹曰：“唐公之笔，老而弥壮。”东宫故谕德崔公遵度，时谓善琴，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尝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师其弦歌，尝贻之书曰：“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范仲淹《唐异诗序》）[1]第18册 P394
范仲淹笔下的唐异可以算作是艺术全才，他善画，与李建中为左右；善书，林逋赞其“老而弥壮”；又善琴，与崔遵度相驰骋。
（五）传闻轶事的流传
予方守南阳郡，一旦师鲁舁疾而来。相见累日，无一言及后事，家人问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师鲁之行，将与韩公稚圭、欧阳永叔述之，以贻后代。君家虽贫，共当捐俸以资之。君其端心靖神，无或后忧。师鲁举手曰：公言尽矣，我不复云。翌日往观之，不获见，传言曰：已别矣。遂隐几而卒。故人诸生聚而泣之，且叹其精明如是，刚决如是。死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谓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1]第18册 P392
范仲淹在书序中主要记述了尹师鲁临死前几日所具有的精明和刚决。
（六）早夭、贬谪、贫穷、衰老等不幸的消息
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1]第34册 P41
其状若不胜衣，语言气息仅属。余固哀其任众难以瘁其身，且疑其将病也。逾年而茂诚卒。又明年，余过高邮，则其丧在焉。入哭之，败帏瓦灯，尘埃萧然，为之出涕太息。夫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诚兼之，岂非命也哉？（苏轼《邵茂诚诗集叙》）[1]第89册 P185 以上的种种情况分散在北宋他序中，是非常普遍的。而文本本身的价值因素，从篇幅比重看来，是小于其他因素的，似乎是书序作者不甚看重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北宋书序作者看重非文本传播
因素的原因（一）从书序作者的操作层面谈起
选择文本因素进行传播，实际也就是需要在书序中进行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其实是很难把握的。
普希金说：“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4]1245美国批评家欧文·白璧德认为：“严肃的批评家所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用它来准确地观察事物。”[5]42现代文学理论认为，批评兼具人文科学的性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这就要求批评家具有很高的素质。在进行文学批评之前，必须要进行文学欣赏。美国美学家G.E.尤斯说过：“文艺批评、合理的艺术判断产生于对一特定的艺术作品的欣赏之后。批评所评价的是对欣赏的经验的回忆。”[6]485而书序作品的作者在文学欣赏这一步，可能就没有做好。对朋友送来的书稿很可能只是泛泛浏览，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即便是进行了文学欣赏这一“批评前反应”，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关照，没有将其“上升到理性思考与判断，以概念为中介，聚合零散的感性印象，提炼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见解”，而且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淡化个人偏爱与排除视界的狭隘性” [7]360，这才能形成文学批评。
如果没有达到相关阅读与理解的高度，而在书序中进行文本批评，往往出现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论词汇。这种狗皮膏药似的评价，正是书序文体的痼疾。如以下的例子：
自早及长，苦于诗笔，每叙事感发，见景立言，非规方体圆，弗为中的。故人之美恶，物之形态，时之兴替，事之特变，视其激发，则可千里而应之。（薛田《巨鹿东观集序》）[1]第7册 P410
今夫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杨亿《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1]第14册 P376
若夫指事之的切，赓歌之婉媚，众体参具，余绚相鲜，皆可以粉泽中情，衣被来者。（宋庠《王侍郎集序》）[1]第20册 P422
吾览之，悉古其辞者，研其旨，则向所谓刺焉颂焉之道矣。（释智圆《钱唐闻聪师诗集序》）[1]第15册 P234
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要求批评家要对文学之美有敏锐的感知和情感体验；要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广博的知识。[7]384这就是说，一般书序的作者们不一定都是合格的批评家。
相对于评论文本，记述非文本因素的写作方法却是简便而且速成的。非文本因素的书写，侧重于对客观世界及客观人物、事件的具体描述。在文学作品的类型中，这是属于“现实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再现性和逼真性。这种写作方式是广阔而自由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当要写作书序时，作者们可能就会避重就轻，在书序内容上选择记叙一些非文学因素，从而避开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的文学批评。
（二）从面对读者的传播效果层面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非文本因素可以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 “知人论世” 、“文如其人”、“因人废言”等中国古老的文艺观念，将文与人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读到了一首好诗，自然就想知道作者的相关情况。所以要引起人们对作品的兴趣，首先得树立作家的形象。书序作者在传播书籍时，便会涉及到对书籍作者的相关论述。树立作家的正面形象，变成了使作品流传下去的一条有效途径。上文所举的陈世修《阳春集序》就是通过树立作家的正面形象来传播其作品的一个例子。对此有学者论述道：“比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为人为政都无佳名，然其词则思深而语丽，为了使其词不受其人影响，冯延巳乃陈世修外舍祖，私心使其作出了并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后世读者在接受冯延巳词时是否受这一评判影响我们无从判断，但其传播策略却是值得肯定的。”[8]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好奇心由此带来了强烈的求知欲。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论述道：“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章的，或者没有答案的事物”，“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感到索然无味”；认知属于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9]56-58人们不但对作家的生平履历好奇，对作家身上的奇闻异事甚至风流韵事则更为好奇，在书序中写作相关的事迹，无疑是投其所好，从而促进其传播。
至于对作家政治地位、学术背景或者性情才艺的关注，则是来自于人们寻求个体情感、生理等满足的补偿性动机。寻求补偿也是人的天性。心理学界有两个著名的实验，一个是“索格居克效应”，证明人对不能完成的工作尤其念念不忘，另一个是奥芙金娜的“代替满足”，证明人会做一种性质相似的工作去替换“不能完成的工作”，从而获得“代替满足”。[10]48我们喜欢关注著书者出将入相的政治高位，喜欢关注著书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华天赋，这正是在获得“代替满足”。
还有作家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等负面的消息，对读者来说也是刺激接受的一大因素。这就是说，“读者并不会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丧失阅读动机，相反还有可能激发他们更大的阅读兴趣。”[8]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书和报都具有自白的特性，它们的形态本身就产生了内幕秘闻的效果，无论其内容为何物。书籍披露作者心灵历险中的秘闻；同样的道理，报纸的版面披露社会运转和社会交往中的秘闻。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报纸揭露阴暗面时似乎最能发挥其职能。真正有影响的新闻是报忧的新闻——关于某某人的坏消息或对于某某人的坏消息。”[11]257乔纳森·芬比也认为，读者天然地对曝光性的“坏消息”感兴趣，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对偶尔发生的飞机失事感兴趣，而不关心无数次的安全着陆，这是人的天性。传播媒介只有投其所好。”[12]15所以，书序作家往往会在书序文章中记录一些不幸的消息，这往往引逗出读者更大的阅读兴趣。 于是人们在接受一部作品时，不自觉地就会关注作家文学才能之外的因素，从而为人们的阅读接受打上一层底色。这样以来，非文本的因素在文学传播中变成了一位无形的操纵者。
与之相反，和文本相关的评论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却是相对困难地被接受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好奇心驱使的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由本性而来的自觉活动，另一类是人类为了在社会上的各种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或者研究活动。人们去阅读接受一份文艺批评，其心理学目的或者是寻求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性动机，或者是审美创造性动机。但这两种动机，都是在人性本能上的升华，需要人们克服惰性、好逸恶劳等动物性，属于强制性的行为动力。这自然会使文本因素的传播效果不如那些非文本的传播因素更容易发生作用。
于是从长远来说，书序对非文本因素的关注在扩大或缩小作家作品的影响力方面，虽然不是长远的传播之道，但却常常起着奇妙的作用，从而给书序这一文体增加活力。
注释：
（1）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平、杨莹的《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和吴玉杰、宋玉书的《冲突与互动：新时期文学与大众传媒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述。
（2）具体可参王兆鹏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和《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等相关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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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穗华.媒介的变迁·个人隐私与公开曝光[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关键词：北宋；书序；传播效果；文本因素；非文本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8505
在书坊广告尚未形成风气的北宋时代，书序也就充当了一书之广告和海报的作用，也便是文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北宋人对于书序的传播作用是十分看重的：“曷不为我序而流通之？”（晁说之《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1]第130册 P68 “久不以视人，宜为序以布露之。”（晁说之《不二门指归叙》）[1]第130册 P69书序可以帮助流布，直到现在仍是人之共识。那么在一篇书序中尤其是他序的情况下，选择什么书写内容能够更好地帮助传播呢？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实际上却是很值得讨论的。
据笔者以北宋他序中的诗文集序为对象考察，书序作者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因素时，对作品艺术性、知识性等文本因素的关注不如作家身份、生平轶事等非文本因素普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种做法，又具有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呢？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分析。
一、文本价值为文学传播的核心因素
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如果离开了传播，文学存在的链条就会中断，如果缺少了传播，任何文学都将终止和消亡。所谓文学传播，就是指文学生产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赋予文学信息的物质载体，将文学信息或文学作品传递给文学接受者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自身的价值便是其核心要素。
文学活动的根本只在作品，作品是文学活动的核心。所以，文学传播的核心内容也是作品。关于推动文学传播的动因，有学者论述道：“文学的性质和审美价值决定着其传播的性质和方向，直接决定其传播动因。”“传播主体接受并传播文学，其动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就总体而言，主要取决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质、审美价值。”[2]实际上，这个论述还是有点不够严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表明，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认识属性、审美属性、文化属性三大因素，应当是最重要的核心文学接受的客体。[3]286也就是说，文本本身所包含的三大因素的水平越高，传播受众就会越广泛，传播的生命力就会越长。
结合北宋书序来说，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内容时，不少书序体现了对文本因素的重视，例如下面这两篇书序作品，或者谈其审美属性，或者谈其认识属性，或者谈其文化属性，总之都是紧密地结合书籍文本本身来向读者进行推介：
元祐间，天下论文多曰“晁张”。晁，余伯舅无咎；而张，则文潜也。文潜之文，殆所谓“若将为之，而不见其为”者欤？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君与秦少游同学于翰林苏子瞻。子瞻以为“秦得吾工，张得吾易”。而世谓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为难云。又曰：“无咎雄健峻拔，笔力欲挽千钧；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二公各以所长名家。（叶梦得《张文潜柯山集序》）[1]第147册 P302
文莹师自荆州访我于郧溪之上，出其所为歌诗一巨轴。方予之躬事先垄，揽涕松下，而未能尽阅也。及兹北归，道出白雪关，苍山峭立左右如连壁，溪流其下，声不绝耳。行之凡三日，累一百七十里乃尽，因得马上尽观莹师之诗，得其佳句，则必回复而长吟，窈若么弦，瞥若孤翻，遂与夫溪山之灵气相扶摇乎云霞缥缈之间，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渊之为行役之劳也。浮屠师之善于诗，自唐以来，其遗篇之传于世者班班可见，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予尝评其诗如平山远水，而无豪放飞动之意。若莹师则不然，语雄气逸，而致思深处，往往似杜紫微，绝不类浮屠师之所为者。少之时，苏子美尝称之，欲挽致于欧阳永叔以发其名，而莹辞不肯往，遂南游湖湘间。今已老矣，其诗比旧愈遒愈健，穷之而不顿，使子美而在，则其叹服之又何如也！（郑獬《文莹师诗集序》）[1]第67册 P111
在第一则例子中，叶梦得首先以元祐间天下论文首称“晁张”，从而引出张耒之文学成就。接着叶梦得便自己概括出了张耒为文的艺术特色：“若将为之，而不见其为。”他又进一步解释这一特色的具体所指：“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最后，叶梦得又引用苏轼对张耒的评价——“秦得吾工，张得吾易”、“无咎雄健峻拔，笔力欲挽千钧；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来印证他之前的评论。于是，这则书序就牢牢抓住张耒的文学特色，来吸引读者、推动传播。
在第二个例子中，郑獬先说自己读文莹诗集而忘行旅之劳，概括其诗文特点为：“窈若么弦，瞥若孤翻，遂与夫溪山之灵气相扶摇乎云霞缥缈之间。”接着又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文莹的诗文特色，认为古今诗僧“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而文莹“语雄气逸”，其所作“绝不类浮屠师之所为”。最后引苏舜卿对文莹的推崇来继续说服读者，这也是把文本因素作为书序传播的核心内容。
但是，这种把推介的注意力放在文本上的书序作品并不是数量很多。文学传播不单单受作品中所蕴含因素的影响，也受作家、时代、读者反映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对此，王兆鹏论述道：文学作品传播效果的大小和影响力的高低，既取决于作品文学性的强弱高低等艺术因素，也会受到作家社会政治地位、文坛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份等非文本因素的影响。（2）
二、书序作者对非文本传播因素的 重视通过对北宋近四百篇诗文集他序文章的考察，笔者发现，书序作者对非文本的传播因素更感兴趣。结合北宋书序传播的特点，这些非文本因素多集中在作家方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作家的政治功业吸引士人；或者卓越的个性才华获得人们的青睐；或者是他们不幸遭遇吸引后世的同情和关照；或者他们的传奇经历甚至是风流韵事的吸引力量等。例如：
（一）作家的政治地位高显
公与李江南有布衣旧，因以渊谟大才，弼成宏业。江南有国，以其勋贤，遂登台辅。与弟文昌左相延鲁，俱竭虑于国，庸功日著，时称“二冯”焉。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远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丝竹倚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观其思深辞丽，均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噫，公以远图长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辅之任，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性情，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于身，何其贤也。（陈世修《阳春集序》）[1]第76册 P144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惟简肃公在真宗时，以材能为名臣；仁宗母后时，以刚毅正直为贤辅。其决大事，定大议，嘉谋谠论，著在国史，而遗风余烈，至今称于士大夫。公，绛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于乡里，既举进士，献其文百轴于有司，由是名动京师。其平生所为文至八百余篇，何其盛哉！可谓兼于两得也。公之事业显矣，其于文章，气质纯深而劲正，盖发于其志，故如其为人。（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1]第34册 P66
陈世修在为其外祖冯延巳词集作序时，极力拔高其南唐宰相的政治形象；欧阳修也在反复强调薛奎的事业之显，政治与文学“兼于两得”。
（二）作家的学问背景深厚
懃师证法于德山远公，印可于三角澄公，澄、远皆云门匡真大师之法孙也。云门秉云峰存禅师，云峰承德山宣鉴，德山续龙潭信，龙潭嗣天皇悟，天皇继石头大师，石头绍庐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于第六祖大鉴禅师。广菩提达磨所传之道，故天下学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尧舜之道。圣人举其用，所以谓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为诣。洎乎种智差别，法门万殊，复惧后世多闻者过，困学者不及，故释迦如来直以正法授大迦叶，虽示有言说，而不迹文字。菩提达磨去如来二十九代，受之东来。人始莫晓。时皆摈弃。及其传至大鉴，世且大信，趋学者犹水之沛然就下。（释契嵩《原宗集叙》）[1]第36册 P177
释契嵩通过历数懃禅师的佛学渊源，以证明懃禅师出身正宗，佛法深厚。
（三）作者的性情之美
兰陵萧君，江左之英，诗苑之精。其为人也乐易，其处世也静默。忘形衡泌之下，苦节戎马之间。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诸侯虚左，五府交辟。今晋王殿下，树藩作相，乐善爱才。幕府初开，君实首冠。由典校书至仪曹郎。出入两宫，官无虚授。优游多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远，适莫不存于心府，势利不及于笑谈。含毫授简，唱予和汝。其性淡，故略淫靡之态。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词。大雅之士，何以过此。铉与君为友，几将二纪。其间聚散穷达，罕或宁居。淡成之怀，终始若一。静言投分，想见古人。（徐铉《萧庶子诗序》）[1]第2册 P188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黄庭坚《小山词序》）[1]第106册 P150
西京僧官凡六员，曰録，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衔各有一，缺则选僧之有行业者补之，有缺则以次上迂。逮左録而止。崇德僧绍鉴既为左首座矣，会足有微疾，乃叹曰：“吾弃家为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犹自勤于僧职，岂吾本心哉？”既投牒自请解去，时左録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为宜待次补，鉴不听，既解去。明日，右録亦物故，补其处者乃位于鉴下之人也。其徒皆为之恨。鉴处之恬然。（司马光《心经跋》）[1]第56册 P97
徐铉没有对萧庶子的文学特色做深入的论述，只是抓住“其为人也乐易，其处世也静默”的性格特点来向读者推介。黄庭坚对晏几道的创作成就只有“清壮顿挫”四个字的评价，而用主要的篇幅突出其“痴”的个性。司马光的书序只记载了主人公的寥寥几语，从而活画其人。
（四）学问或才艺之优秀
皇宋处士唐异，……人之秀也，之才之艺，揭乎清名。西京故留台李公建中，时谓善画，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笔，实左右焉。江东林君复，神于墨妙，一见而叹曰：“唐公之笔，老而弥壮。”东宫故谕德崔公遵度，时谓善琴，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尝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师其弦歌，尝贻之书曰：“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范仲淹《唐异诗序》）[1]第18册 P394
范仲淹笔下的唐异可以算作是艺术全才，他善画，与李建中为左右；善书，林逋赞其“老而弥壮”；又善琴，与崔遵度相驰骋。
（五）传闻轶事的流传
予方守南阳郡，一旦师鲁舁疾而来。相见累日，无一言及后事，家人问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师鲁之行，将与韩公稚圭、欧阳永叔述之，以贻后代。君家虽贫，共当捐俸以资之。君其端心靖神，无或后忧。师鲁举手曰：公言尽矣，我不复云。翌日往观之，不获见，传言曰：已别矣。遂隐几而卒。故人诸生聚而泣之，且叹其精明如是，刚决如是。死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谓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1]第18册 P392
范仲淹在书序中主要记述了尹师鲁临死前几日所具有的精明和刚决。
（六）早夭、贬谪、贫穷、衰老等不幸的消息
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1]第34册 P41
其状若不胜衣，语言气息仅属。余固哀其任众难以瘁其身，且疑其将病也。逾年而茂诚卒。又明年，余过高邮，则其丧在焉。入哭之，败帏瓦灯，尘埃萧然，为之出涕太息。夫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诚兼之，岂非命也哉？（苏轼《邵茂诚诗集叙》）[1]第89册 P185 以上的种种情况分散在北宋他序中，是非常普遍的。而文本本身的价值因素，从篇幅比重看来，是小于其他因素的，似乎是书序作者不甚看重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北宋书序作者看重非文本传播
因素的原因（一）从书序作者的操作层面谈起
选择文本因素进行传播，实际也就是需要在书序中进行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其实是很难把握的。
普希金说：“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4]1245美国批评家欧文·白璧德认为：“严肃的批评家所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用它来准确地观察事物。”[5]42现代文学理论认为，批评兼具人文科学的性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这就要求批评家具有很高的素质。在进行文学批评之前，必须要进行文学欣赏。美国美学家G.E.尤斯说过：“文艺批评、合理的艺术判断产生于对一特定的艺术作品的欣赏之后。批评所评价的是对欣赏的经验的回忆。”[6]485而书序作品的作者在文学欣赏这一步，可能就没有做好。对朋友送来的书稿很可能只是泛泛浏览，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即便是进行了文学欣赏这一“批评前反应”，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关照，没有将其“上升到理性思考与判断，以概念为中介，聚合零散的感性印象，提炼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见解”，而且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淡化个人偏爱与排除视界的狭隘性” [7]360，这才能形成文学批评。
如果没有达到相关阅读与理解的高度，而在书序中进行文本批评，往往出现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论词汇。这种狗皮膏药似的评价，正是书序文体的痼疾。如以下的例子：
自早及长，苦于诗笔，每叙事感发，见景立言，非规方体圆，弗为中的。故人之美恶，物之形态，时之兴替，事之特变，视其激发，则可千里而应之。（薛田《巨鹿东观集序》）[1]第7册 P410
今夫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杨亿《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1]第14册 P376
若夫指事之的切，赓歌之婉媚，众体参具，余绚相鲜，皆可以粉泽中情，衣被来者。（宋庠《王侍郎集序》）[1]第20册 P422
吾览之，悉古其辞者，研其旨，则向所谓刺焉颂焉之道矣。（释智圆《钱唐闻聪师诗集序》）[1]第15册 P234
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要求批评家要对文学之美有敏锐的感知和情感体验；要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广博的知识。[7]384这就是说，一般书序的作者们不一定都是合格的批评家。
相对于评论文本，记述非文本因素的写作方法却是简便而且速成的。非文本因素的书写，侧重于对客观世界及客观人物、事件的具体描述。在文学作品的类型中，这是属于“现实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再现性和逼真性。这种写作方式是广阔而自由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当要写作书序时，作者们可能就会避重就轻，在书序内容上选择记叙一些非文学因素，从而避开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的文学批评。
（二）从面对读者的传播效果层面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非文本因素可以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 “知人论世” 、“文如其人”、“因人废言”等中国古老的文艺观念，将文与人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读到了一首好诗，自然就想知道作者的相关情况。所以要引起人们对作品的兴趣，首先得树立作家的形象。书序作者在传播书籍时，便会涉及到对书籍作者的相关论述。树立作家的正面形象，变成了使作品流传下去的一条有效途径。上文所举的陈世修《阳春集序》就是通过树立作家的正面形象来传播其作品的一个例子。对此有学者论述道：“比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为人为政都无佳名，然其词则思深而语丽，为了使其词不受其人影响，冯延巳乃陈世修外舍祖，私心使其作出了并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后世读者在接受冯延巳词时是否受这一评判影响我们无从判断，但其传播策略却是值得肯定的。”[8]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好奇心由此带来了强烈的求知欲。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论述道：“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章的，或者没有答案的事物”，“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感到索然无味”；认知属于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9]56-58人们不但对作家的生平履历好奇，对作家身上的奇闻异事甚至风流韵事则更为好奇，在书序中写作相关的事迹，无疑是投其所好，从而促进其传播。
至于对作家政治地位、学术背景或者性情才艺的关注，则是来自于人们寻求个体情感、生理等满足的补偿性动机。寻求补偿也是人的天性。心理学界有两个著名的实验，一个是“索格居克效应”，证明人对不能完成的工作尤其念念不忘，另一个是奥芙金娜的“代替满足”，证明人会做一种性质相似的工作去替换“不能完成的工作”，从而获得“代替满足”。[10]48我们喜欢关注著书者出将入相的政治高位，喜欢关注著书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华天赋，这正是在获得“代替满足”。
还有作家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等负面的消息，对读者来说也是刺激接受的一大因素。这就是说，“读者并不会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丧失阅读动机，相反还有可能激发他们更大的阅读兴趣。”[8]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书和报都具有自白的特性，它们的形态本身就产生了内幕秘闻的效果，无论其内容为何物。书籍披露作者心灵历险中的秘闻；同样的道理，报纸的版面披露社会运转和社会交往中的秘闻。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报纸揭露阴暗面时似乎最能发挥其职能。真正有影响的新闻是报忧的新闻——关于某某人的坏消息或对于某某人的坏消息。”[11]257乔纳森·芬比也认为，读者天然地对曝光性的“坏消息”感兴趣，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对偶尔发生的飞机失事感兴趣，而不关心无数次的安全着陆，这是人的天性。传播媒介只有投其所好。”[12]15所以，书序作家往往会在书序文章中记录一些不幸的消息，这往往引逗出读者更大的阅读兴趣。 于是人们在接受一部作品时，不自觉地就会关注作家文学才能之外的因素，从而为人们的阅读接受打上一层底色。这样以来，非文本的因素在文学传播中变成了一位无形的操纵者。
与之相反，和文本相关的评论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却是相对困难地被接受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好奇心驱使的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由本性而来的自觉活动，另一类是人类为了在社会上的各种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或者研究活动。人们去阅读接受一份文艺批评，其心理学目的或者是寻求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性动机，或者是审美创造性动机。但这两种动机，都是在人性本能上的升华，需要人们克服惰性、好逸恶劳等动物性，属于强制性的行为动力。这自然会使文本因素的传播效果不如那些非文本的传播因素更容易发生作用。
于是从长远来说，书序对非文本因素的关注在扩大或缩小作家作品的影响力方面，虽然不是长远的传播之道，但却常常起着奇妙的作用，从而给书序这一文体增加活力。
注释：
（1）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平、杨莹的《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和吴玉杰、宋玉书的《冲突与互动：新时期文学与大众传媒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述。
（2）具体可参王兆鹏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和《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等相关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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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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