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艺界不太安宁。先是打虎王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爆了一句话，“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就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炮轰这些协会“官气”太重;之后，又是外媒消息，说中国即将在文艺界整肃利用文艺手段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再到前几天，《人民日報》旗下公号“一撇一捺”更是接连发布两篇文章，批评有些领导干部“名为兼职，实受雅贿”。
　　其实，去年12月初，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一波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不务正业”、兼职各类协会，呼吁要辞去各类兼职。周先生并非事出无因，他所在的陕西省书协，早在2013年就拥有一个62人的主席团，仅常务副主席和副主席加起来就有34人。相比此前因为一个地市有11个副秘书长而被舆论炮轰的消息，书画类协会的副职简直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周一波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没几天就辞职了。包括他在内，8名副厅级以上现任或离退休干部一齐退出。
　　从这以后，一些还在书画摄影等协会兼职的领导干部更是陷入两难：一方面是兼职艺术协会带来的社会荣誉和多多少少的经济效益，一方面是舆论压力。如果说之前是“相得益彰”，那现在就到了抉择的时候了。是去是留，一时还真拿不准主意。
　　不过，在最近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最高领导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不论是在位的还是退下来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不要兼职各类书画、艺术等协会，并表示纪委要配合党委有关部门好好抓一下。还在观望的诸位，别抱希望了。
　　其实，关于领导干部兼职的问题，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明文禁止，但长时间被视如无物，导致社会兼职成为不少领导干部“正当创收”的副业。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基本是个人就会点儿摄影;当了领导干部，也免不了附庸风雅写个字画个画儿，也好视察的时候“留墨宝”。但在长期被放任的背后，是权、名、利三者的勾结，是对明规则的不断践踏。
　　不得不承认，在权力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官场垄断了很大一部分资源，这导致了在心理层面对权力的仰慕以及在操作层面对权力的依附。所以，一些所谓的民间协会团体，总是难以摆脱“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有这种“把权”的心态;另一方面，适合权力逻辑的协会团体，更能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与官场对接，获取资源。
　　而文艺攀附“权力”，大概也有几种表现。一是搞活动喜欢拉领导。展览要领导剪彩，开会要领导发表讲话，活动要领导批示肯定。二是迎合领导喜好。本该属于艺术评价，被权力放大后，就容易变成无原则的溜须拍马了。有句话说得好，欣赏的不是你婀娜的背影，而是你杠杠的背景。三是千方百计拉领导入伙。协会成立后，到处派发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头衔，找领导护身，好似炼成“铁布衫”“金钟罩”。
　　在权力核心的社会逻辑下，“权”和“名”是硬币的正反面。协会团体因为傍了“权”，马上就会“身价倍增”，而这“身价”往往跟权力成正比。这是协会依靠权力获得的“名”。
　　如果纯粹是个人修养，我们当然支持领导干部能发展颐养性情的雅好。但一旦绑上了“利”，风花雪月也就变了味道。而从成本和收益来看，书法的收益也远超成本。一张作品低的几百块钱一平尺，高的一平尺几千上万，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刷出一沓钞票来。在“雅好”之下，“雅腐”和“雅贿”就有了滋生的可能。就像周一波那篇炮轰之文说的——
　　“领导干部能写会画，就如同领导干部过去会种庄稼、能开车床一样具有一技之长而已，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再给自己戴一顶农民、工人的帽子，为何现在却要给自己安个“艺术家”的名位。对于一些人来说，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人们之所以往书画协会挤，尤其个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其实，之前中央就曾清理整顿过领导干部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兼职，一些“高官董事”黯然辞职，可以说斩断了权力和市场的勾连，逐步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而这次，清理领导干部在各类文艺协会中的兼职，同样是在规范文艺秩序。
　　文艺的归文艺，权力的归权力，本质上要让协会“去行政化”。有点爱好不是错，但“权力变现”的勾当必须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