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之前，我从来没来过北京，说也奇怪，按道理说一个成年人，参加工作有了几年，总有来北京的机会，无论是来开会还是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抑或是单纯地来看看伟人的遗体，或多或少总要来的。可是我确实从来没来过，培训的时候去过深圳，出差去过四川，就是没去过北京，连河北都没进过。2013年我从广告公司辞职，开始写小说，大多是一万字左右的短篇，写了大概三十几个，其中有三篇发表，都在我们当地的一家濒临死亡的市级刊物上，其主编是一个想在退休之前做点好事的官员。2015年11月6日晚，我父亲忽然犯了心脏病，这是一种祖传的病症，在我父亲的家族里已经因此死了五六个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我的太太太爷叔，一位优秀的木匠，大到棺材，小到木梳，都可以做。在五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心脏爆裂死在了一堆木料里头。因为死得太过突然，且七窍流血，家人怀疑是让人下了毒，所以还开膛验了尸身，据说在他的心脏里满是细小的木屑，如果把心脏拿掉，可成一个尺余的木塔。自那时候起，我的族人便有了心脏的毛病，几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遑论男女，因为时代进步且没人再做木匠，所以发作没有那么厉害，通过手术是可以救治的，手术的原理是把一个小引擎放在心房中，弥补因为心脏上异于常人的缝隙所造成的衰竭，另外还需要一个类似于饮水机内胆的东西放在主动脉上，抑制心脏吸纳污垢。这个手术L市是做不了的，或者说没有十足的把握，主要那个内胆，很难准确地放入动脉，这个工作在L市类似于木匠的手筋，凭的是一种直觉，而在北京或者美国是用机器人做的，因为美国用不了医保，所以我父亲犯病时，我便跟着救护车一路开向北京。
　　出发时是晚上七点，父亲脸色青紫，已不能说话，带着氧气面罩，躺在一张移动床上，随车跟着一位L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室大夫，女性，三十岁左右，体态微胖，头发为深棕色，戴着无框眼镜，她说，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一路大概八个小时，也许翻个身你父亲就可能去世。我说，明白。大夫说，我姓徐，刚刚博士毕业，这也是我第一次随着夜车去北京，患者还这么重，我也有些担心，希望我们俩能好好配合。我说，那当然，一定一定。她说，配合的意思就是我怎么说你怎么做，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擅自行动，不要问我愚蠢的问题。我说，一定，我没什么问题。她说，你们家就你自己？我说，是的，可以吗？她说，其实应该再有一个人，我们大夫可以帮着推车，但是如果需要搬动病人，需要一个搬头一个搬脚，我们不能上手。我说，我一个人可以。她说，这话是我必须说的，不勉强，我们曾经有过事故，就是家属把病人摔死了，听着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得给你讲一下。我说，收到，两个人配合不好，容易摔着。您抽烟吗？大夫说，不抽，你抽完再上车，我们尽量一路开到北京，中间不停。
　　十一月的L市七点天就全黑了，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被两个工友扶着从我面前走过，他的一条腿摔断了，像是水龙头一样歪向一边，用一条腿跳着向前。急诊室里熙熙攘攘，有人飞快地走着，有人捂着脸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三个安全帽走到人群里，消失了，许多的人挡在他们身前，像眼睑一样合上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不知被谁砍了一刀，鼻子和眼睛中间冒着血，在冷风中穿着睡衣跑了进来。我把烟抽到一半，發现一个清洁工人一直注意着我行将生成的烟蒂，就把烟在地上按灭，扔到了他的搓子里。我登上救护车，大夫跟司机说，走吧。车便从急诊室的门口驶出，经过医院门口一排的水果店和寿衣店，拐入一支干道，路上的车子并不很多，但是司机还是开得很稳当，他也身穿绿色的急诊护士服，领口宽大，露出挺粗的脖子，我忽然想起应该给他和大夫都拿一点辛苦钱的，一方面因为事出紧急，时间都花在了做决定上，另一个方面因为在家待久了，和社会多少有些隔阂，脑子转得慢了，忘记了他们和我并非一个立场，而钱是统一立场的好工具。我不死心地在双肩包里翻了翻，确实没带多少钱，想到到了北京肯定又有押金又有种种用现金的地方，心里忽然感到沮丧，确实哪里都没有家里安全。
　　因为家族里有这个遗传病，所以每人有每人的对策，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老去医院体检，有的人放浪形骸，结果倒是没事儿，当然也有因为过量饮酒在四十岁左右暴毙的，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而是因为酒精中毒。我爷爷的方式是练拳，所以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都练，这里头我父亲的天赋最差，他天生四肢有点不协调，身长腿短，不擅长任何体育项目，移动缓慢，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坚持得最久，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回城进工厂工作，都没断过，他的秘诀是偷偷练，除了家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会拳，他都是早上早起先练两个钟头，然后去上班，晚上睡觉前再练一次，自从我有记忆，每天如此，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一天不练的。他不太爱说话，和谁都不怎么亲。我爷活着的时候老说我爸，老三，你这人太独，等你老了不好办。我爸不置可否，也不顶撞，等我爷死了，也没人说他了，这是他的耐心。我小时候老缠着他让他教我两招，他问我，你想学什么？我说，我想学打人的，一下就把人打趴下。他说，我不会这个。我说，那你教我别人怎么打我都不疼的，让他们手疼。他说，这个我也不会，你这个是拳吗？我们对拳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在一块探讨这个。他这一生要么沉默，如果说点什么，尤其是说到打拳，都很严肃，即使我只有十岁出头，他说话也字斟句酌，句子都像是石磨磨出来的，既均匀又乏味。我高考之前，有一次我问他，你每天打两次拳，一共三个小时，我每天都写卷子，不比你打拳的时间少，肯定更多，你说是你的拳好还是我的学习好？他说，你不学习的时候想学习的事儿吗？我说，不想，玩就是玩，学就是学，泾渭分明。他说，是了，我不打拳的时候也在心里走拳，不只在心里，骨头和肉也跟着有反应，我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都在打拳，早上起来觉得挺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那你怎么能证明你的拳好？他想了想说，证明不了，打个比方，猫从五楼跳下来不死，它是要证明啥呢？它也可能摔死，因为半空中它打了一个嗝，这是命，不是拳，你现在不懂，我们还是不探讨。我说，拳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教我呢？你怎么知道我哪一天不会从五楼掉下来呢？他说，还是不能给你打比喻，你承受不了比喻，一定会误解。我为什么要教你？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啊。他说，这是什么理由呢？你要是有这个缘分，这么多年你早看会了，还用我教你？别以为你是我的儿子就如何如何，我把你生下之前也不知道是你啊。我一时气愤说，那你打我一拳。他说，你以为想挨打就可以挨打吗？我的拳不是打人的，睡觉吧。 　　我爷爷活到八十五岁寿终正寝，我的两个大爷一个死于“文革”时的武斗，另一个现在退休在家，风平浪静，已久不联系。我爸的脚动了动，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的鞋脱下来，他的双脚肿得非常厉害，因此变得非常丑陋。他一动不动，像一截浮木一样躺在那里，心率、血压在一个显示屏上闪烁着。徐大夫把他的双脚看了看，分别用食指按了按。我说，是不是不太好？她说，你爸的脚怎么这样小？我说，什么？她说，有人说脚的大小和心脏的大小有关系，这当然是胡扯，但是你爸的脚确实小。我还有个费解的事情。我说，你说。她说，从给你爸的初步诊断里看，他的心脏应该已经无法工作了，我作一个简单的比喻，心脏就像一个水泵，每天无时不刻不在吸水排水，你爸的心脏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了一个挺大的裂缝，你看他的心率和血压，都已经低到无法想像的数字，心率是二十五，血压是四十到八十，说句不好听的话，按理说人应该已经没了。我虽然刚上班不久，但是即使是行医三十年的人，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我没有工作。她说，你为什么没有工作？我说，我不想工作，我特别懒，懒是一种病吗？她说，你不像个懒人，懒人不像你这么忧愁，你的心态和懒人没法比。你没有工作是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在家坐着。她是，你是佛教徒？我说，不是，我有时候坐着无聊，就打字。她说，打什么字？写东西？我说，嗯，我写小说，很幼稚，我专门写短篇小说。她说，你要是困了，就睡一会，我觉得你爸比较平稳，我会帮你看着。我说，你这么尽责，我有点过意不去。我停顿了一下，小声说，我忘了取钱，请你见谅。她说，我不是尽责，我刚上班，没有话语权，所以这半年排了太多夜班，到这个点我也睡不着，如果我困了，你给我多少钱我也得睡，你一个写小说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想法？况且你父亲这种罕见的状态，任何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人都希望能够遇见，刚才你说这是遗传病？我说，是的。祖传的心脏病。她说，家里还有谁发过病？我说，基本都是隔一代，像我爷爷就没事，我太爷爷就死了。她说，你太爷爷应该是1900年代的人，他什么时候死的？我说，据说是二十几岁，生下我爷爷不久。她说，那就是1920年代，那时候是中医还是西医确认了他是心脏病？我
　　说，我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是因为心脏病而死。她说，你怎么这么确定？我说，我是他的后人，我就是知道，这是我们的历史。她不再说话，我知道我已经带偏了话题，我扭头看了看司机的后脖梗子，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车速平稳，几乎没有急停急转，却悄然超越了不少飞驰的车辆。车窗外已经彻底黑了下来，高速公路旁边时见起伏的山丘，黑黝黝的好像画上去的。没有喇叭声，也没有车载广播，我们就在这静夜里前行，流动，就像是父亲头上的点滴，无声无息地流入陌生的静脉里。
　　之后的一个小时，我开始困了，如果是在家里，这个钟点我是不可能发困的，我擅长熬夜，无所事事也能混到夜里两点，翻两页书，写两个自然段，或者听听随机派放给我的音乐。我父亲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从来不打呼，但是有时候会在夜里咳嗽，他是工厂的喷漆工，所以患有慢性咽炎，我观察过他，在盛夏的晚上，家里没有空调，只好把卧室的门敞着，他咳嗽时也不醒，他的咳嗽属于睡眠，就像翻身一样。原来的工厂倒闭之后，他换了一家工厂做喷漆工，所以夜里还是咳嗽，他说他在睡梦里打拳，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他睡着的时候身体勾着，双手抱肩，毫不舒展，好像床上还有不少人，把他挤得没有地方。夏天时他用双腿夹着被，穿发黄的白色背心，从不裸露上身，冬天时他把被子盖到自己的脖子上，通过被子的轮廓还能发现他弓着身体，双手搭在肩膀上。我感觉自己大概睡着了十几分钟，然后突然醒了，然后一种内疚袭击了我，万一他在这十几分钟内死了呢？我感觉这短暂的一觉似乎睡了几年，错过了世界上所有最重大的变化，醒来时已经远远和时间脱离了。我看见徐大夫盯着我父亲的手看，先是在我对面用目光看，然后挪过来蹲着看。我说，怎么了？她说，你父亲会弹钢琴吗？我说，不会，他是工人。她说，你看，他的手指在动。我也蹲过去，看着他的右手，他的左手上埋着点滴的针头，一动不动，右手的食指上夹着一个夹子，连着显示屏。他用拇指把食指上的夹子褪掉，然后五根手指依次敲打着床沿，一遍一遍，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紧接着反过来，从小指开始，最后到拇指，如此这般，又动了十几遍，然后试图把食指放回到夹子里，失败后，彻底停了下来。
　　徐大夫看了看显示屏上的数字，没有改变，不能说是没有改变，是心率还在下降。怎么回事？她问我。我说，我不知道。她等了一会儿，确定他的手没有动静后，把夹子夹在他的食指，然后坐回到自己的座位，怎么回事，她自言自语道。我说，我父亲从小打拳。她说，什么拳？我说，我不懂，但是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打一套拳，打一次一小时，招式顺序都没有变化。时间也刚刚好，误差不会有两分钟，早上打两遍，晚上打一遍。她说，去公园？我说，不是，在家里卧室。她说，在卧室练拳？我说，是，冬天夏天都是如此。她說，嗯，那应该是神经系统的痉挛或者是肌肉记忆，不算罕见，我提醒你，你父亲正在死去，他的心脏正在衰竭，我觉得也许挺不到北京了。我说，但是刚才他的手指动得非常规律。她说，这不重要，人的身体有时候也有障眼法，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说，如果像你说的，我们该怎么办？她说，开回去。但是他应该没有很多痛苦，怎么讲呢，就像一只气球慢慢瘪了，类似于这样。我说，你这个比喻让我觉得很痛苦。她说，你的痛苦和他的痛苦是两码事。我说，是的，虽然你都没什么办法。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凭什么让人家有办法呢？她只是一个跟车的急诊室大夫，一个说话不中听的博士，一个不知为什么被放在这辆车上的陌生人。我说，抱歉，这不是你的责任。她伸手掀了一下我爸的被角说，你不用道歉，你说的是实情。你帮我一下，给他放一片尿不湿。
　　又开了一会儿，我看看窗外，路上的车越来越少，我们应该已经进入河北境内，时间大概是凌晨将近三点。这一个多钟头里面，我想了一下我父亲葬礼的事情，着实让人头疼，有无数的琐事，有不少久未联系的亲戚，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我父亲床头一个巴掌大小的电话本上。我父亲退休之后并未休息，因为那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又在一个民营工厂做了几年喷漆工，到发病前还在上班，这些我从未见过的我父亲的同事我也要去通知一下，因为按道理应该是他们给一些丧葬费然后出几辆葬礼的车的。我想像自己坐在这家苟延残喘的小工厂的某一个办公室，跟一个态度冷淡的中年男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情形，感觉到比今天夜里更大的压力。那是我必须独立承担的事情，而今天夜里，至少还有两个人陪着我，我父亲也在承担他的一份责任，我意识到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都是在参与我的生活，即使是我的累赘，当他逝去，我的生活里只剩下我自己，完全的个人，现代性的自由，到了那个时候，我还需要写作吗？即使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的写作生活发表过什么意见，也从来没有看过我写的一行字，我竟然在为他写作？要不然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呢？我对自己说，我当然要写下去，我不是为了他写作，他什么都不懂，我为了全世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写作，这结论在我内心回荡了两圈，像是一个人对着空谷的呼喊，扩散开去，似乎有无数人在喊，却只能证明山谷里别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