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位高校校长先后履新国务院机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履新环保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赴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履新科技部副部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任工信部副部长。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校长入阁”也随之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在论者中被较多提及的观点和看法有：本届政府重用学者型官员意图明显，校长入阁为干部队伍带来新鲜血液、源头活水，校长密集从政将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等等。这也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另外，“在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方面，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
　　 其实，就党政体制本身而言，“校长入阁”并无特别之处。以上述四所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为教育部部属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隶属于中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属于工信部，四所高校校长均为副部级，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的任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他们在职务上从校长到部长、副部长，在职级上晋升一级为正部级，或保持副部级不变，都是很正常的工作调动、人事任免。历史地看，在我国新时期党政干部体系中，省（市、自治区）属高校与地方党政之间的干部交流是常见的，中央直属或部属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之间的职务交流也并非“校长入阁”这个单一方向，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卸任后担任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如前面提及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履新环保部部长，如同济大学原校长万钢卸任后履新科技部部长，又如著名物理学家、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2006年卸任校长职务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并于2008年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二是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转任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如2004年7月，浙江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张曦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又如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在任职校长前，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其前任王生洪在任校长前也曾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三是在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和高校研究机构领导干部身份之间多次转换。如著名钢铁冶金专家徐匡迪，21世纪80年代末任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9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1995年担任上海市市长，卸任市长后又曾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又如武汉大學原校长顾海良，在武大任职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等职，卸任校长后又先后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四是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在担任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职务后，仍兼任高校研究机构领导职务。如著名医学家韩启德院士，在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后，仍一直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在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职务期间，仍一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们看到，中央直属或部属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与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之间的转换，从时间上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常有，而并非始于新近;从学科和工作领域上看，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党政领导职务也涵盖了地方党政、国务院部门、人大、政协等领域;从身份、程序上看，均发生在党政领导干部序列内部。除高校校长外，《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及的“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也均属于党政干部序列。总而言之，这都属于体制之内的自我轮换、自我循环、自我更新。而体制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一个封闭系统。
　　 这种封闭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框架仍在，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领军人物、行业精英也相应地同时具备（或能够通过晋升获得）党政领导干部身份。因此，这种体制内部的循环和更新，还是能够基本满足党和国家对干部人才需求的。
　　 今天，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日趋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新兴行业，如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生活社交、高端咨询服务、出版传媒等领域，都成为完全（或几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成为主流，民营企业家和从业者成为领军人物、行业精英。在这些行业和领域，熟悉市场和业务的、技术管理营销等专业能力较强的优秀人才，不再具备（或不再可能通过晋升获得）党政领导干部身份。
　　 随之而来的是党政干部选任体系的尴尬：例如，从中央企业领导干部中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党政干部，在体制上依然是比较通畅的;但是，若想从互联网企业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信息产业化管理的党政干部，从门户网站和社交网络平台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互联网信息管理的党政干部，从电商企业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电子商务管理的党政干部，从市场化媒体、影视公司中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舆论宣传、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管理的党政干部，从咨询公司和市场化研究机构选拔优秀人才，成为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党政干部，等等，在体制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就直接导致当前党政干部队伍中极其缺乏对新兴市场、新兴行业具有丰富从业经验、深刻洞察能力、较强掌控能力的全新复合型人才，这也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地改革。仍以“校长入阁”为例，当前，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持续不减，今年两会期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就曾表示，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不妨设想某一天，如果高校已经去行政化、不在党政体系之内，但党政干部的选拔机制仍然是体制内部自我循环、自我更新，那么就连“校长入阁”的可能性也将不复存在了。
　　 比较地看，美国、日本等国家，乃至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非常灵活的政府官员选任办法、退出机制，这对于提升政府的思维能力、治理能力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热议“校长入阁”等用人新导向之余，不妨从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趋势出发，对党政干部体系的选拔机制、生机活力等方面存在的隐忧做更多思考和讨论。治国理政，人才为先。破除观念桎梏，创新机制办法，拓宽思路视野，“不拘体制选人才”，更加值得期待。
　　 （责编/梁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