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东方中国的神秘感在西方社会中依然存在，陶瓷和茶叶等传统出口商品依然深受西洋人的青睐。但他们对东方古国的求知诉求却悄然发生了改变—除了生活消费之外，他们似乎对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生活的感兴趣程度在不断增强。正如《点石斋画报》中充满了中国人对西洋文明、传统与科技的想象，西方人也希望寻求一种渠道，去赏析东方文明。那是一个摄影术尚未真正流行的时代，绘画依然是各种文明之间交互往来、增进直观感知的重要手段。
　　寻寻觅觅，最后，一种神奇的植物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角—通脱木。它又被称为木通树、天麻子或通草，是一种产自我国华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植被。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有细细孔，两头皆通，故名通草，即今所谓木通也。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这种植物的根茎硕大，质地轻软，颜色洁白，是制作纸张的上乘材料，据说在历史上还曾作为宣纸的备选材料之一。在《红楼梦》第十八回中，还有以通草制作纸花的记载：“……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
　　随着19世纪初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日渐频繁，水彩画这种绘画技法也随着洋人传入中国。但水彩纸造价昂贵，绝非一般国人可以负担的。大约在1825年，广东一带陆续有人将通草切成极薄的切片，作为纸张替代品来创作水彩画。由于通草纸在色彩表现力和韧性等方面可与廉价水彩纸相提并论，故逐步流行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这种纸张被洋人注意到了，他们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用米浆制作的白纸，因此，在早期通草画作品简介中，“米纸”一说经常可见。
　　随着广州通商口岸的繁荣，中西方沟通频率陡增，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描述的现象，洋人们对古老中国的兴趣点由物质转向了文化层面。“了解一个真实的东方”成了当时欧洲“中国热”的一大诉求。另一方面，游历中国的洋人也亟须一种便于携带的“中国伴手礼”，用于馈赠亲朋好友，并借此向大家介绍乃至“炫耀”自己的东方经历。因此，这些通草画又多了一个绰号—明信片。
　　通草画的市场生命似乎并不持久，大约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对通草画的需求量逐步降低，而通草画的画师也大幅减少，不少画师纷纷改投他行继续谋生。这一变化有着深层原因：首先，通草画有限的艺术与文化含量，随着西方社会对中国了解的不断深入，而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似乎，自开始之日，通草画的浅显与通俗便预示着它不可能长寿；其次，照相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对通草画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逐渐可以透过影像材料，洞察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古老中国，大众对通草画的兴致自然不断减弱；最后，竞争者的出现也是通草画没落的重要原因—日本浮世绘等域外创作由于在艺术性层面优于通草画，逐渐成了“摄影术”时代的东方艺术新宠。
　　了解中国的小窗口
　　在中国艺术品中，通草画是一枝奇葩—海外博物馆典藏数量远远多于国内博物馆，甚至在当下社会和当代人脑海中，我们对于通草画的记忆远不如西方人来得深刻和完整。为什么呢？因为晚清的通草画，在更多时候是作为出口商品存在的。与一般充满写意的中国画全然不同，通草画在文化表述层面，强调通俗、常识和直观—只是浅尝辄止，而非深入解读。通草画通常偏好由生活性、惊悚性和常识性三个层面进行选题与创作。
　　常识性可能是通草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不求深刻、细致，但求全面、突出，是大部分通草画均具有的一大属性。通草画那小开本的尺寸与相对低廉的创作成本，无法容纳更为厚重、深刻的涵养。而诸如茶叶制作流程和商贸交易过程等常识性强、易于叙述表达的题材，则比较频繁地被通草画创作者采纳，并在西方社会受到热捧。
　　通草画，无疑是近代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注脚，甚至在艺术史领域，亦不过是一个简单乃至“粗糙”的瞬间。但它又因为种种特性，以及那个历史时代的特殊宏大背景，而开创了中西艺术消费的特殊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