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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过程中的实践历程，特别是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果敢与坚毅，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进一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一步保持和推动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并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全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大有裨益。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也是如此。回顾那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邓小平作出的关键性指示，都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无不彰显了一代伟人的中流砥柱作用与毫不动摇的爱国品行。
中英外交，
“香港回归问题”大对决
1982年9月24日，中英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就香港问题进行会谈。双方皆有备而来：英国方面经过3年多的精心准备，由素以“铁娘子”著称的保守党领袖、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出面；中国方面的主帅则是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上来就谈三个条约（即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她强调：如果中国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又说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此外，她还高举维护香港繁荣的大旗，强调这是英中双方的共同主张。她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香港未来的行政控制发生变动，哪怕现在宣布这一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说，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安排达成一致，使英国议会和港人满意，她便会考虑主权问题。显然，作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不合时宜地单方面认为香港的主权问题由英国说了算。
邓小平则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第二个是1997年之后中国如何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1982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为了彻底打消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幻想，邓小平郑重其事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邓小平对主权问题的态度向来是鲜明且坚定的。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与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态度也非常坚定，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肯定不遗余力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如果说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能够支持和帮助香港继续实现繁荣与稳定，中国政府当然是欢迎的，但是，香港回归后如何保持繁荣稳定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肯定不受英国等外国势力的干涉。
在第三个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对方不愿合作的意图，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邓小平高屋建瓴、旗帜鲜明、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并郑重告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世界上一切对香港回归中国仍抱有怀疑和幻想的政府组织和人士，任何阻挠香港回归和干扰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是徒劳的，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能力应对一切。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通过“1997年主权交接”“1997年后的香港管理”“1997年前的过渡期安排”这三大议题，系统地表述了香港回归的完整定义，预设了处理动乱和不利情况的对策，勾勒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走向。撒切尔夫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香港驻军问题
“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方步步为营，我方寸土不让。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理”。英方代表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1984年5月15日，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他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正是在应接不暇的提问中出了纰漏，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纷纷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后擔任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答复，被香港记者作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
5月25日上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访。邓小平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同志！”邓小平一听就发火了：“他们根据什么讲这些话？！”随即他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热烈鼓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谈话。这次他们拍了照，正准备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谈到在香港驻军的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邓小平的态度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片刻后，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谈中我跟杰弗里·豪外相讲了，我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喀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人数不到1000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征主权问题。”
邓小平就驻军问题大发雷霆之事，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因为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搭乘自己的车，就近找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声而急促地告诉他：“小平同志发火了。”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他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且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转述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
邓小平就驻军问题对记者的公开讲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关于香港驻军言论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5月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惊。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他说，邓主任（邓小平）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細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而止，这是耿飚最希望看到的。
5月30日和31日，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的议题。但是，英国方面提出希望在拟订协议正文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一条。中国方面表示“不能同意”。最后，形成的协议正文和附件中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表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11月9日至10日，耿飚主持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和3个附件。
英国背信弃义，
邓小平强调决不让步
1992年7月，伦敦派出彭定康接任末代港督，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抛弃与中方合作争取最大利益的做法，转入以对抗中国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轨道。10月7日，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推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以还政于民为幌子，单方面提升立法局地位，改变行政主导体制，利用“直通车”将自组的立法会班底强加于未来的特区政府。
当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关注着过渡期的香港。就在彭定康抛出“三违反”政改方案后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于1993年10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他还说，“我在1982年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英谈判完全破裂，双方分道扬镳。中国政府放弃末届立法局议员直接过渡为特区首届立法会成员的“直通车”方案，改由香港特区筹委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另起炉灶”。1996年12月21日，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成立。“临立会”很快展开立法工作，开始逐条“过滤”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港英法例条款，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徒劳地抗议中国“非法”成立“临立会”，气急败坏地扬言要联合一些国家给中国政府施压，大有再次纠集“八国联军”的味道。无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冉冉升起，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游轮载着昔日的统治者默默离去……这时，邓小平已经逝世5个月了。
尽管伟人已逝，但是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做李鸿章！”“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话语，甚至是怒吼，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相反，他的雷霆之怒显得更加可亲可敬，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表现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材，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略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并载入历史的丰碑。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邓小平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在邓小平逝世20周年和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笔者特以此文，缅作纪念。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春秋》2017年7月〕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也是如此。回顾那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邓小平作出的关键性指示，都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无不彰显了一代伟人的中流砥柱作用与毫不动摇的爱国品行。
中英外交，
“香港回归问题”大对决
1982年9月24日，中英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就香港问题进行会谈。双方皆有备而来：英国方面经过3年多的精心准备，由素以“铁娘子”著称的保守党领袖、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出面；中国方面的主帅则是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上来就谈三个条约（即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她强调：如果中国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又说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此外，她还高举维护香港繁荣的大旗，强调这是英中双方的共同主张。她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香港未来的行政控制发生变动，哪怕现在宣布这一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说，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安排达成一致，使英国议会和港人满意，她便会考虑主权问题。显然，作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不合时宜地单方面认为香港的主权问题由英国说了算。
邓小平则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第二个是1997年之后中国如何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1982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为了彻底打消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幻想，邓小平郑重其事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邓小平对主权问题的态度向来是鲜明且坚定的。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与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态度也非常坚定，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肯定不遗余力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如果说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能够支持和帮助香港继续实现繁荣与稳定，中国政府当然是欢迎的，但是，香港回归后如何保持繁荣稳定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肯定不受英国等外国势力的干涉。
在第三个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对方不愿合作的意图，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邓小平高屋建瓴、旗帜鲜明、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并郑重告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世界上一切对香港回归中国仍抱有怀疑和幻想的政府组织和人士，任何阻挠香港回归和干扰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是徒劳的，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能力应对一切。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通过“1997年主权交接”“1997年后的香港管理”“1997年前的过渡期安排”这三大议题，系统地表述了香港回归的完整定义，预设了处理动乱和不利情况的对策，勾勒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走向。撒切尔夫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香港驻军问题
“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方步步为营，我方寸土不让。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理”。英方代表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1984年5月15日，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他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正是在应接不暇的提问中出了纰漏，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纷纷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后擔任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答复，被香港记者作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
5月25日上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访。邓小平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同志！”邓小平一听就发火了：“他们根据什么讲这些话？！”随即他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热烈鼓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谈话。这次他们拍了照，正准备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谈到在香港驻军的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邓小平的态度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片刻后，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谈中我跟杰弗里·豪外相讲了，我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喀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人数不到1000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征主权问题。”
邓小平就驻军问题大发雷霆之事，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因为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搭乘自己的车，就近找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声而急促地告诉他：“小平同志发火了。”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他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且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转述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
邓小平就驻军问题对记者的公开讲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关于香港驻军言论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5月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惊。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他说，邓主任（邓小平）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細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而止，这是耿飚最希望看到的。
5月30日和31日，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的议题。但是，英国方面提出希望在拟订协议正文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一条。中国方面表示“不能同意”。最后，形成的协议正文和附件中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表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11月9日至10日，耿飚主持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和3个附件。
英国背信弃义，
邓小平强调决不让步
1992年7月，伦敦派出彭定康接任末代港督，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抛弃与中方合作争取最大利益的做法，转入以对抗中国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轨道。10月7日，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推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以还政于民为幌子，单方面提升立法局地位，改变行政主导体制，利用“直通车”将自组的立法会班底强加于未来的特区政府。
当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关注着过渡期的香港。就在彭定康抛出“三违反”政改方案后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于1993年10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他还说，“我在1982年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英谈判完全破裂，双方分道扬镳。中国政府放弃末届立法局议员直接过渡为特区首届立法会成员的“直通车”方案，改由香港特区筹委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另起炉灶”。1996年12月21日，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成立。“临立会”很快展开立法工作，开始逐条“过滤”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港英法例条款，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徒劳地抗议中国“非法”成立“临立会”，气急败坏地扬言要联合一些国家给中国政府施压，大有再次纠集“八国联军”的味道。无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冉冉升起，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游轮载着昔日的统治者默默离去……这时，邓小平已经逝世5个月了。
尽管伟人已逝，但是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做李鸿章！”“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话语，甚至是怒吼，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相反，他的雷霆之怒显得更加可亲可敬，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表现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材，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略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并载入历史的丰碑。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邓小平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在邓小平逝世20周年和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笔者特以此文，缅作纪念。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春秋》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