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位于西雅图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深陷泥潭。文章开头为一块广告牌的标示语，这块广告牌立在前往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路上，向旅客们致意，至今已有半个世紀。
　　但西雅图最终没有步底特律后尘。在20世纪末，在西雅图长大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将原名Micro-Soft的软件公司改了名，从新墨西哥州搬回西雅图，在华盛顿湖对面的一个郊区建立了公司。
　　如果盖茨和艾伦决定在阿尔伯克基建立微软公司，西雅图这座城市后来会怎样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西雅图的复苏更多地依赖于运气，而不是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其它原因。
　　我们喜欢想出一些理由，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如何发生巨大转变。毕竟，我们听到了关于创新文化或地理优势的堂皇叙述。但其实，在重塑西雅图经济命运的过程中，意外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雅图等地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由“住在哪”等随机个人决定推动，或者由2008年金融危机等“黑天鹅”事件推动，对这些因素的依赖程度，不亚于命中注定。
　　这些事件所提供的预测未来之法可能不太令人满意，这些当然更多是一堆错综复杂的理由，而不是专业未来学家想说服人相信的事情，但这些方法不仅对于西雅图来说是准确的，对硅谷也是如此。
　　关于是什么成就了硅谷的独特，一直存在许多争论。而“硅谷”这个名字是科技记者唐·霍夫勒在1971年所取，恰好在同一年，“请关灯”广告牌出现在了西雅图。
　　从那时起，无论硅谷是出于何种原因一直保持世界上最主要的技术创新中心地位，硅谷都显然扎根于一系列偶然事件。
　　首先，威廉·肖克利决定离开贝尔实验室，由于想离年迈的母亲近一些，肖克利在旧金山湾区帕洛阿尔托开办半导体公司。
　　几年后，美国司法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强制免费许可了该公司的集成电路技术。晶体管和计算机因此爆炸式发展，一波又一波的变革随之而来。
　　尽管硅谷几乎像信宗教一样相信创新，相对来说，硅谷几乎不是由戏剧性的大概念支撑。这些概念包括道格·恩格尔巴特的超文本和鼠标， 艾伦· 凯的Dynabook（笔记本电脑的前身），马克·韦瑟的“普适计算”，都催生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硅谷其实是在产品工程方面蓬勃发展，并开始擅长发现有利可图的新创意。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告诉我：“每当有一个新想法，硅谷便敞开怀抱。好想法必须得等，而且不是每天都有。”
　　由于硅谷有实力的风险投资业，及硅谷为新创公司提供资金的效率，对好想法的关注度更是上了好几层楼。在2019年，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5 0 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其它地区的总额。
　　所有这些都点明了一场转型，即旧金山湾区从制造业转向硬件工程和软件设计。如英伟达创立之初，是为视频游戏设计图形处理器，后来果断转向机器学习应用。
　　但是，好想法并不仅仅是罕见，还是令人牙痒痒得难预料。硅谷的大神都没料到有网络、搜索引擎和机器学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十年来计算能力加快发展，计算成本不断下降，意想不到的新事情便成为可能。每一代新芯片一出， 创新便像上了发条一样不断涌现：台式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数字音频和视频、智能手机、物联网。
　　自2013年以来，硅谷的主要信条摩尔定律就开始摇摇欲坠，现在，意外之喜可能更难发生了。事实上，至少在一个重大方面上，创新已经完全停顿。单个晶体管的成本曾经以与晶体管密度增长相同的指数速度下降， 但在超过三代的芯片制造中，没有任何改变。
　　创造了“摩尔定律”这一术语的物理学家卡弗·米德几年前告诉我：“我们基本是搭上了顺风车。真的很疯狂，但这就是回报。”但是现在，搭顺风车之旅结束了。只有人类的聪明才智，才会带来重大技术进步。这就意味着，硅谷是时候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毁灭。
　　在知名公司纷纷退出之际，尤其值得牢记意外二字。就在2020年12月，惠普和甲骨文宣布将总部迁至得克萨斯州，特斯拉也表示可能会效仿。这些公司的举动，引发了新一轮关于硅谷是否已经失去魅力的担忧和猜测。
　　但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这么发问。在过去，有些时候进展似乎滞后，直到一些突破汹涌而来。这些突破，似乎完全来自硅谷。
　　例如，到了2006年，人们感觉硅谷的创新似乎正在减少，而诺基亚和Psion等欧洲公司首先在移动硬件上取得进步。但在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推出了iPhone，颠覆了苹果公司两大最失败的产品：牛顿掌上电脑和General Magic个人通讯工具。几乎在一夜之间，硅谷重新主导全球信息技术创新。
　　早在淘金热时期，北加利福尼亚就一直盛衰轮回。我在帕洛阿尔托长大，听说过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实验室和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大规模裁员后，大批工程师离开了。
　　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后，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位创业多年的人，想起来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曾听闻过的裁员事件。
　　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回答说，自己之前离开加州，与家人同住，但事情好转了，现在又回来了。
　　这并不是说硅谷注定会生存下来。尽管现在投资和风险资本风头正劲，但除了半导体行业停滞之外，还有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一个是关于引进人才的能力。在很多方面，硅谷存在都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因芯片发展而首次显现的神秘感，这创造了一种磁力，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事实上，这可能是理解硅谷与其他创新中心区别之处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Byte杂志担任技术编辑，有一次偶然间发现了这一点。桑尼韦尔当地的一位硬件设计师带我去了一家印度面包店，里面满是穿着纱丽的妇女和她们的工程师丈夫。
　　磁盘驱动器行业迅速增长，这些关键脑力劳动者都到了硅谷。在当时，内存十兆的硬盘可是件大事！欧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也来了，带来了知识和企业家精神。不到十年时间，在硅谷，我们可以开车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看到用不同语言写的商店招牌和广告牌。
　　然而，现在美国反移民声势浩大，即使在拜登政府治下，對外国技术工人和企业家还会有新的壁垒，那么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将遭扼杀。
　　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下一个重大技术转移尚不明确。过去十年，摩尔定律的步伐放缓，硅谷在最近两代创新之间进行了过渡，从社交媒体平台到基于机器学习的软件和服务。风险投资开始转向，由于投资者纷纷涌入机器学习创业公司，社交媒体融资在2012年达到顶峰，到2016年几乎降至零。
　　然而，关于 “下一大事件 ”会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会来，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未来主义者认为，AR可能会触发下一轮投资潮。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整个亚洲平板显示器行业都处于危险之中。
　　或者， 软件和生物学最终会融合， 毕竟，最近mRNA新冠疫苗的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合成生物学。又或许，量子计算将商业化，大幅降低谷歌数据中心的成本。或者还可以考虑， 苹果汽车若像iPhone一样成功，能有什么影响。
　　但是，同样有可能出现创新陷入长期枯竭状态。西雅图曾因过度依赖波音而陷入困境，硅谷也可能会面临相似困境。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可能会成为硅谷的激烈竞争对手。硅谷也曾经担心，日本会是如此角色。
　　当然，也有可能真正对下一个技术平台构成威胁的，首先会出现在上海、深圳、或者北京。任何一个参观过北京中关村的人都会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和资本集中方面有相似之处。
　　话虽如此， 但与意外、或者与硅谷对赌，似乎仍不明智。经常有人预测硅谷即将消亡，但向来都是短视的。
　　这一教训我也亲身领教过。我曾参与撰写于1985年出版的《高科技的高成本》一书，该书认为，增长造成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将很快限制硅谷的扩张。我的合著者是莱尼·西格尔，他后来成为山景城的市长，也就是现在谷歌总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