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三十年来，北京基督教发展迅速。本文在对北京市基督徒当前的信仰特点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当前北京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边缘性、非政治性、个体性、道德化和信徒构成上两极分化的特点。这对于我们掌握都市基督徒的社会心理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京;基督教信仰;特点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3-0213-02
本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级课题《北京市基督教现状及其对社区稳定的影响》的部分研究成果。该课题为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专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熊华（197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两大宗教之一（另一种宗教是佛教）。据统计，北京的基督徒大约有7万人，并且增长迅速。近些年来，在北京出现了一股“基督教热”或者“基督教文化热”、“基督教研究热”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对所谓的“基督教热”现象进行冷静的和客观的分析，做出正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地位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总体上起着反映我国宗教本身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执行状况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北京基督教的发展在我国的城市基督教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此，对北京市基督徒当前的信仰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我们掌握都市基督徒的社会心理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基督教信仰的非主流文化身份和边缘性社会地位仍未改变
宗教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基督教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是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裂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执行和社会对宗教的正确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近三十年来，基督教发展迅速，但基督教作为少数人的宗教的事实并未改变。目前，北京基督徒人数为7万人，相对北京户籍总人口数而言，只是极少数，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个特殊的信仰群体在社会地位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仍然徘徊在社会主流文化的格局之外，非主流文化的身份特征并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
基督教的非主流文化身份和边缘性社会地位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根源。从文化层面来看，基督教文化属于异质性的西方文化传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思想根源问题（中西神观的对立）至今也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自然无法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格局之中。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影响，也是基督教处于一种边缘性地位，不能融入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的重要原因。据目前统计，北京基督徒人数尚不足北京市户籍总人口数的6‰，基督教作为非主流文化的身份和边缘性的地位在短期内将不可能改变。
2 基督教信仰在信仰多元化的过程中凸现出宗教性的、非政治性的特点①
信仰多元化时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令人瞩目。这种多元化在基督教信仰方面首先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宗教性特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性色彩的淡化。这里的“宗教性”和“非政治性”的提法主要是从基督徒的信仰状况来说，信徒个体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表现出较为纯粹的“灵性需要”和对信仰虔诚度的追求。影响这一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2.1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调整，营造了较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性，部分信徒仍然自动选择远离政治，只谈信仰而不问国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性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封闭倾向也是使得这一群体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2.2 思想解放洪流中形成了宗教多元化格局，基督教信仰成为其中一员。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思想多元化倾向一方面使得个人享有了更多的文化自由空间，宗教的主要功能逐渐表现为调节个人信仰与社会的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个人提供生存意义系统。
2.3 “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观点渐渐深入人心，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得到了认同。很多基督徒认为，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私事，信仰是属灵的问题，政治是俗世的社会问题。
另外，非政治性的理由也适用于解释众多聚会点（包括绝大部分私设聚会点）出现的根本原因。当前北京基督教发展迅速，教徒人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现有的教堂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宗教活动迅猛发展的需要。于是众多聚会点的出现实属必然。据了解，大多数聚会点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与宗教活动本身的发展相关的非政治性原因：教堂离家太远，希望就近参加宗教活动；偏好小型团体亲密的人际关系；对教堂讲道的不满意或不满足。可见，他们对于堂点的选择主要是出于对宗教生活的渴求。很多聚会点的出现主要是自发性的而非组织性的，更不是政治性的。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少数的西方势力和组织会利用基督教信仰之名为掩护，行危害社会稳定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对当前北京基督教信仰的总体情况的客观分析和评价。
北京基督徒信仰上的宗教性特点日显而政治性色彩日隐，这对于当前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来说应该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调动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的社会参与热情，致力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3 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了个人的精神慰藉品，表现出极强的个体性特征和道德化倾向
现代基督教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世俗化趋势。基督教本着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个体人生的立场，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组织结构、传教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调整，来适应社会的变化。从信仰个体的角度来看，这种调整突出表现为基督教信仰对信仰者个体的人文关怀：为社会个体营造精神家园和生存意义系统。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②安全感的需要是促使人们走向宗教归宿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调整还表现为在信仰世俗化背景下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倾向。由于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与世俗化瓦解了维系儒家文化的家族组织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价值标准的失范使人们深感道德重建的必要性。在人们追求精神家园的同时，部分人选择了基督教，同时也视基督教的道德范式为神圣的准则。事实上，教内教外的人士对基督徒在道德自律性方面的高尚品质都持相当认同的态度。一些学者也认为，基督教的道德资源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
4 基督教信仰群体在构成上出现了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
北京基督徒在成员构成的特点上表现出两个极端的典型：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和农村大众基督徒。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指受过大学以上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主要是以学者、高校学生和“海归派”（留学归国的基督徒，主要职业身份是教师、医生、外企白领等）为主体，成员的年龄构成以中青年居多，性别构成上女性较多于男性；农村大众基督徒主要指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基督徒和文盲基督徒，成员的年龄构成以中老年居多，性别构成上女性占绝对多数。在信仰历程上，两个群体都有着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但在具体的信仰动机、信仰观念和信仰形式上有着较大的区别。绝大多数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在选择信仰前经过了理性的思考，有些人甚至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如佛教进行比较之后才作出了选择基督教的决定，这是一种 “实用性的理性选择”。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在信仰中更注重对神学思想和教理教义的研究，在信仰实践中更加注重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农村大众基督徒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有着较强的非理性色彩。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相对十分有限，信徒的神学素质较低，基督教信仰民间宗教化的趋势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第一，信仰上追求实用性与功利性。第二，信仰上掺杂了各种迷信色彩。第三，信仰形式五花八门。第四，在信仰上轻听轻信。③他们一般不注重对教义和教理的理解，只关心基督教的实际作用和是否有奇迹的发生。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在农村基督徒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这种状况令人堪忧。当前北京远郊区的基督徒人数发展快、信仰热情高，但信徒和教牧人员素质低、管理混乱，如不能纳入正常管理，也有失控并走向迷信和异端的可能，对首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背景下，随着首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基督教信仰方面出现的这些特点应该说是正常的，是社会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有关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认真研究，坚持依法引导，北京基督教的发展自然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1] 宗教性（religiosity或religiousness），原意指个体是否信教及其信仰的虔诚度。参见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第145页.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初版
[2] 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62-168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3] 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初版
[2]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3] 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第一版
【关键词】北京;基督教信仰;特点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3-0213-02
本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级课题《北京市基督教现状及其对社区稳定的影响》的部分研究成果。该课题为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专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熊华（197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两大宗教之一（另一种宗教是佛教）。据统计，北京的基督徒大约有7万人，并且增长迅速。近些年来，在北京出现了一股“基督教热”或者“基督教文化热”、“基督教研究热”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对所谓的“基督教热”现象进行冷静的和客观的分析，做出正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地位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总体上起着反映我国宗教本身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执行状况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北京基督教的发展在我国的城市基督教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此，对北京市基督徒当前的信仰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我们掌握都市基督徒的社会心理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基督教信仰的非主流文化身份和边缘性社会地位仍未改变
宗教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基督教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是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裂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执行和社会对宗教的正确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近三十年来，基督教发展迅速，但基督教作为少数人的宗教的事实并未改变。目前，北京基督徒人数为7万人，相对北京户籍总人口数而言，只是极少数，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个特殊的信仰群体在社会地位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仍然徘徊在社会主流文化的格局之外，非主流文化的身份特征并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
基督教的非主流文化身份和边缘性社会地位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根源。从文化层面来看，基督教文化属于异质性的西方文化传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思想根源问题（中西神观的对立）至今也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自然无法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格局之中。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影响，也是基督教处于一种边缘性地位，不能融入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的重要原因。据目前统计，北京基督徒人数尚不足北京市户籍总人口数的6‰，基督教作为非主流文化的身份和边缘性的地位在短期内将不可能改变。
2 基督教信仰在信仰多元化的过程中凸现出宗教性的、非政治性的特点①
信仰多元化时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令人瞩目。这种多元化在基督教信仰方面首先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宗教性特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性色彩的淡化。这里的“宗教性”和“非政治性”的提法主要是从基督徒的信仰状况来说，信徒个体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表现出较为纯粹的“灵性需要”和对信仰虔诚度的追求。影响这一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2.1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调整，营造了较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性，部分信徒仍然自动选择远离政治，只谈信仰而不问国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性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封闭倾向也是使得这一群体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2.2 思想解放洪流中形成了宗教多元化格局，基督教信仰成为其中一员。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思想多元化倾向一方面使得个人享有了更多的文化自由空间，宗教的主要功能逐渐表现为调节个人信仰与社会的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个人提供生存意义系统。
2.3 “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观点渐渐深入人心，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得到了认同。很多基督徒认为，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私事，信仰是属灵的问题，政治是俗世的社会问题。
另外，非政治性的理由也适用于解释众多聚会点（包括绝大部分私设聚会点）出现的根本原因。当前北京基督教发展迅速，教徒人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现有的教堂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宗教活动迅猛发展的需要。于是众多聚会点的出现实属必然。据了解，大多数聚会点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与宗教活动本身的发展相关的非政治性原因：教堂离家太远，希望就近参加宗教活动；偏好小型团体亲密的人际关系；对教堂讲道的不满意或不满足。可见，他们对于堂点的选择主要是出于对宗教生活的渴求。很多聚会点的出现主要是自发性的而非组织性的，更不是政治性的。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少数的西方势力和组织会利用基督教信仰之名为掩护，行危害社会稳定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对当前北京基督教信仰的总体情况的客观分析和评价。
北京基督徒信仰上的宗教性特点日显而政治性色彩日隐，这对于当前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来说应该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调动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的社会参与热情，致力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3 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了个人的精神慰藉品，表现出极强的个体性特征和道德化倾向
现代基督教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世俗化趋势。基督教本着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个体人生的立场，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组织结构、传教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调整，来适应社会的变化。从信仰个体的角度来看，这种调整突出表现为基督教信仰对信仰者个体的人文关怀：为社会个体营造精神家园和生存意义系统。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②安全感的需要是促使人们走向宗教归宿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调整还表现为在信仰世俗化背景下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倾向。由于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与世俗化瓦解了维系儒家文化的家族组织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价值标准的失范使人们深感道德重建的必要性。在人们追求精神家园的同时，部分人选择了基督教，同时也视基督教的道德范式为神圣的准则。事实上，教内教外的人士对基督徒在道德自律性方面的高尚品质都持相当认同的态度。一些学者也认为，基督教的道德资源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
4 基督教信仰群体在构成上出现了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
北京基督徒在成员构成的特点上表现出两个极端的典型：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和农村大众基督徒。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指受过大学以上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主要是以学者、高校学生和“海归派”（留学归国的基督徒，主要职业身份是教师、医生、外企白领等）为主体，成员的年龄构成以中青年居多，性别构成上女性较多于男性；农村大众基督徒主要指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基督徒和文盲基督徒，成员的年龄构成以中老年居多，性别构成上女性占绝对多数。在信仰历程上，两个群体都有着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但在具体的信仰动机、信仰观念和信仰形式上有着较大的区别。绝大多数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在选择信仰前经过了理性的思考，有些人甚至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如佛教进行比较之后才作出了选择基督教的决定，这是一种 “实用性的理性选择”。城市知识分子基督徒在信仰中更注重对神学思想和教理教义的研究，在信仰实践中更加注重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农村大众基督徒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有着较强的非理性色彩。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相对十分有限，信徒的神学素质较低，基督教信仰民间宗教化的趋势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第一，信仰上追求实用性与功利性。第二，信仰上掺杂了各种迷信色彩。第三，信仰形式五花八门。第四，在信仰上轻听轻信。③他们一般不注重对教义和教理的理解，只关心基督教的实际作用和是否有奇迹的发生。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在农村基督徒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这种状况令人堪忧。当前北京远郊区的基督徒人数发展快、信仰热情高，但信徒和教牧人员素质低、管理混乱，如不能纳入正常管理，也有失控并走向迷信和异端的可能，对首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背景下，随着首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基督教信仰方面出现的这些特点应该说是正常的，是社会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有关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认真研究，坚持依法引导，北京基督教的发展自然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1] 宗教性（religiosity或religiousness），原意指个体是否信教及其信仰的虔诚度。参见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第145页.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初版
[2] 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62-168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3] 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初版
[2]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3] 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