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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正在摧毁人们的生活，有的人因此失去健康、家人、恋爱机会，最终甚至失去生命。
过劳死近在咫尺
2016年11月5日，就职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一井唯史突遭解雇，当时他正在休过劳病假。2003年，一井唯史加入东电，2011年调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赔偿法人部门，2013年2月成为赔偿统括小组成员。赔偿统括组起初有6名组员，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缜密的分析能力、有条理的思考能力，不许犯错，压力巨大。后来，一名组员精神崩溃，另外4人又需要兼顾其他业务，一井的负担急剧增加。
一井说：“如果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审查中止，就会给事故受害者带来麻烦，我连考虑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2013年3月一井共加班89小时，如果把在家工作的时间和义务加班全部算进去，这一数字直接飙升至169小时。他每天最多只睡4个小时。6月，他开始觉得恶心，起不了身。7月，他不再从事赔偿业务，但头晕和记忆力衰退的症状仍在继续。9月他被确诊为抑郁症，暂停工作，公司将他的病症归为“个人疾病”而非工伤。16年10月，一井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公司制止劳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东电则称这只是个案，拒不接受采访。一井说：“工作让我的身心接近崩溃，还要说我的病与工作无关吗？”
2015年，电通新员工高桥茉莉因不堪忍受过劳而自杀身亡，一个月之后，日本厚生劳动省怀疑电通违反劳动基准法进行强制搜查。我们在网上展开了过度劳动问卷调查，八成参与者表示曾因过劳感到身心不适，认为过劳死近在咫尺。在日本，过劳正在摧毁人们的生活，有的人因此失去健康、家人、恋爱机会，最终甚至失去生命。
一位负责结算审定工程费的男性为了与合作伙伴沟通，周六也会临时取消私人约会，而他每个月的加班费只有2万日元，16万日元的月工资还不够生活费，他不得不在熟人的饭店打零工。
一个周五的傍晚，合作方打电话给他：“方案有变动，请在本周内完成图纸的检查核算。”
对方发来500页资料，他熬了一个周末彻夜工作，终于赶上了截止时间，不料对方又说：“方案又有改动，明早前请完成修改。”他向上司求助，上司却无视他的困难。他忍无可忍，抛下一句“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回了家，倒头睡成一滩烂泥。
第二天他在上班途中眩晕呕吐，临近中午才到达公司，却敲不开公司的大门，他躲进附近的便利店卫生间哭了起来。原本乐观的他患上了抑郁症。
带薪假期休完之后，他没有痊愈，一个半月后他离职了，又过了半年，伤病补助也不再发放。他试着求职，但建筑业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噩梦，去其他行业从零开始也让他感到恐惧。
“朋友们大多已经买房结婚了，我却一无所有。”
想到这里，他的心沉了下去。
“死了就解脱了？”
一位从事传媒工作的女性在4年前的圣诞夜陷入绝望：“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要转职吗？死了是不是就解脱了？”
她经过重重筛选进入公司，为了完成大型企划案，她需要在全国范围来回奔波，每月加班50到160个小时。日本劳动法第36条规定，员工每月的加班上限是40个小时，公司内部的习惯是按此标准进行申报，她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担心不这么做会被调职到不想去的部门，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质疑。
长期加班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她给友人打电话：“我想辞职。”
朋友回答她：“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不能正确地判断问题了，休息一下再考虑吧。”
一个月之后，她拼尽全力取得了5天假期，终于让身心稍加放松。她说：“长时间工作让我无法正常思考。电通公司过劳死的高桥小姐如果在入职第一年就辞职离开，一定会被视作不正常，之后也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她才会走投无路选择自杀吧。”
紧绷的弦断裂了
一位47岁的地方电视台工作人员回忆过去，说过劳就像往杯子里倒满水，一不小心就会溢出崩坏。29岁时，他担任记者职务，起早贪黑是常态，为了跟踪多个报道，他的月加班时长达到了250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为了不漏掉任何信息，我连洗澡时都会把传呼机和手机放进塑料袋带进浴室。只要报道能被报刊选中，我就很开心了。”
他原本性格开朗，有热恋女友，与家人关系融洽。可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他和女友分手，与家人闹掰，没有一个可交心的人，陷入孤独的境地。他想到了死亡。“死了就不必花力气为自己辩白了。”
一个周末，他整理好房间，回到父母家与他们共进晚餐，周一他没去上班，买了安眠药和绳索，服药后将头套在了门把手的绳索上企图自尽。电视台找不到他，与他的父母取得了联系，晚上父亲才发现他服药昏迷。经过医院的抢救，他奇迹般地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说：“我一直在关注电通高桥茉莉过劳死案件。希望大家不要認为软弱的人才会因过劳出现抑郁或自杀的念头。如果一直积累高度压力，最后一根稻草也会压死骆驼，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状况。”
自治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加藤敏指出：“过劳之所以会导致身体不适和抑郁症，与其说是性格原因，职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更大，我将这种抑郁症称为‘职场结合性抑郁症’。现代社会工作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联络的紧密性及其对人造成的束缚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人可以通过邮件和手机迅速与他人取得联络，公司利益总被排在第一位，高效化与经费削减让人们精神紧张，无法容忍失败。这种影响开始向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转移。
目标设定过高
一位东京都三十几岁的男性两年前在广告公司负责网络广告工作，他的痛苦在于公司制定的“过高目标”。
公司努力在互联网广告领域拓展业务，将营业目标设置为前一年同期的140%，完不成就会在早会上被痛批。他每天加班到天明，早晨7点又去上班。一旦企划书效果不好就会被上司责骂，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工作问题。
过劳死近在咫尺
2016年11月5日，就职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一井唯史突遭解雇，当时他正在休过劳病假。2003年，一井唯史加入东电，2011年调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赔偿法人部门，2013年2月成为赔偿统括小组成员。赔偿统括组起初有6名组员，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缜密的分析能力、有条理的思考能力，不许犯错，压力巨大。后来，一名组员精神崩溃，另外4人又需要兼顾其他业务，一井的负担急剧增加。
一井说：“如果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审查中止，就会给事故受害者带来麻烦，我连考虑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2013年3月一井共加班89小时，如果把在家工作的时间和义务加班全部算进去，这一数字直接飙升至169小时。他每天最多只睡4个小时。6月，他开始觉得恶心，起不了身。7月，他不再从事赔偿业务，但头晕和记忆力衰退的症状仍在继续。9月他被确诊为抑郁症，暂停工作，公司将他的病症归为“个人疾病”而非工伤。16年10月，一井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公司制止劳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东电则称这只是个案，拒不接受采访。一井说：“工作让我的身心接近崩溃，还要说我的病与工作无关吗？”
2015年，电通新员工高桥茉莉因不堪忍受过劳而自杀身亡，一个月之后，日本厚生劳动省怀疑电通违反劳动基准法进行强制搜查。我们在网上展开了过度劳动问卷调查，八成参与者表示曾因过劳感到身心不适，认为过劳死近在咫尺。在日本，过劳正在摧毁人们的生活，有的人因此失去健康、家人、恋爱机会，最终甚至失去生命。
一位负责结算审定工程费的男性为了与合作伙伴沟通，周六也会临时取消私人约会，而他每个月的加班费只有2万日元，16万日元的月工资还不够生活费，他不得不在熟人的饭店打零工。
一个周五的傍晚，合作方打电话给他：“方案有变动，请在本周内完成图纸的检查核算。”
对方发来500页资料，他熬了一个周末彻夜工作，终于赶上了截止时间，不料对方又说：“方案又有改动，明早前请完成修改。”他向上司求助，上司却无视他的困难。他忍无可忍，抛下一句“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回了家，倒头睡成一滩烂泥。
第二天他在上班途中眩晕呕吐，临近中午才到达公司，却敲不开公司的大门，他躲进附近的便利店卫生间哭了起来。原本乐观的他患上了抑郁症。
带薪假期休完之后，他没有痊愈，一个半月后他离职了，又过了半年，伤病补助也不再发放。他试着求职，但建筑业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噩梦，去其他行业从零开始也让他感到恐惧。
“朋友们大多已经买房结婚了，我却一无所有。”
想到这里，他的心沉了下去。
“死了就解脱了？”
一位从事传媒工作的女性在4年前的圣诞夜陷入绝望：“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要转职吗？死了是不是就解脱了？”
她经过重重筛选进入公司，为了完成大型企划案，她需要在全国范围来回奔波，每月加班50到160个小时。日本劳动法第36条规定，员工每月的加班上限是40个小时，公司内部的习惯是按此标准进行申报，她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担心不这么做会被调职到不想去的部门，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质疑。
长期加班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她给友人打电话：“我想辞职。”
朋友回答她：“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不能正确地判断问题了，休息一下再考虑吧。”
一个月之后，她拼尽全力取得了5天假期，终于让身心稍加放松。她说：“长时间工作让我无法正常思考。电通公司过劳死的高桥小姐如果在入职第一年就辞职离开，一定会被视作不正常，之后也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她才会走投无路选择自杀吧。”
紧绷的弦断裂了
一位47岁的地方电视台工作人员回忆过去，说过劳就像往杯子里倒满水，一不小心就会溢出崩坏。29岁时，他担任记者职务，起早贪黑是常态，为了跟踪多个报道，他的月加班时长达到了250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为了不漏掉任何信息，我连洗澡时都会把传呼机和手机放进塑料袋带进浴室。只要报道能被报刊选中，我就很开心了。”
他原本性格开朗，有热恋女友，与家人关系融洽。可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他和女友分手，与家人闹掰，没有一个可交心的人，陷入孤独的境地。他想到了死亡。“死了就不必花力气为自己辩白了。”
一个周末，他整理好房间，回到父母家与他们共进晚餐，周一他没去上班，买了安眠药和绳索，服药后将头套在了门把手的绳索上企图自尽。电视台找不到他，与他的父母取得了联系，晚上父亲才发现他服药昏迷。经过医院的抢救，他奇迹般地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说：“我一直在关注电通高桥茉莉过劳死案件。希望大家不要認为软弱的人才会因过劳出现抑郁或自杀的念头。如果一直积累高度压力，最后一根稻草也会压死骆驼，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状况。”
自治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加藤敏指出：“过劳之所以会导致身体不适和抑郁症，与其说是性格原因，职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更大，我将这种抑郁症称为‘职场结合性抑郁症’。现代社会工作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联络的紧密性及其对人造成的束缚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人可以通过邮件和手机迅速与他人取得联络，公司利益总被排在第一位，高效化与经费削减让人们精神紧张，无法容忍失败。这种影响开始向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转移。
目标设定过高
一位东京都三十几岁的男性两年前在广告公司负责网络广告工作，他的痛苦在于公司制定的“过高目标”。
公司努力在互联网广告领域拓展业务，将营业目标设置为前一年同期的140%，完不成就会在早会上被痛批。他每天加班到天明，早晨7点又去上班。一旦企划书效果不好就会被上司责骂，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