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晓苏的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中，《成长记》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文本。小说巧妙借用了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眼光，冷静、客观、平实地呈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社会乱象--人性欲望如脱缰的野马无所约制，恶念如放肆的野草随处丛生，道德缺席，良知蒙蔽，封建思想流毒肆虐，一出出人生早逝的惨剧不断发生。曾有评论者这样描述《成长记》：“少年金门‘启蒙时代’的故事，是一个个平常的、又令人无比感伤的苦涩的人性悲剧故事”，并进而指出“在金门童年、少年的‘启蒙时代’与成长岁月里，他感受到的这些人性悲剧既有荒唐岁月对人性的禁锢，更多的是在生命的自然状态中，原始而愚昧的人性遭致自身的伤害的结果。”[1]的确，小说中不少故事讲述了鲜活生命怎样堕入非正常死亡的早逝悲剧，但若仅仅将这些“人性悲剧故事”归结为“荒唐岁月对人性的禁锢”、“在生命的自然状态中，原始而愚昧的人性遭致自身的伤害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似乎有失简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并非处于蒙昧时期，晓苏笔下的这个榔榆树村庄也绝非沈从文笔下的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湘西，这是一个已经开启了现代教育的乡村，从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一应俱全，这里的人们不可能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简单地归咎为文革这段“荒唐岁月”或推究为“原始而愚昧的人性”都不甚准确。事实上，小说中叙述的那些乡间上演的人生悲欢，虽然以文革为故事背景，也充斥着批斗、告密、贫穷等文革符号，但人物悲剧的深层意蕴早已超出了文革创伤所能涵盖的意域。假借孩子的眼光叙事，作家成功回避了对叙事意义的阐说，但一个个悲剧仍然将叙事意义执着地导引到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纵览文本，一个小小的榔榆树村庄就是一处传统思想文化已然支离破碎、现代文明思想又无处安身的思想废墟，其间上演的各种社会乱象所折射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在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动后演进到七十年代时的社会思想现状。正因为此，读者可以从那些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里寻觅到当时社会思想现状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