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中国云游

　　撰文、图片/Bill Porter 鸣谢/大茶
　　一个美国人，却每日打坐，翻译佛经、古诗，有个法号“赤松居士”，还称呼自己为“老夫”。他经常穿着布鞋，随身携带僧袋，在中国走南闯北，到终南山寻访隐士，沿着黄河寻访历史遗迹。他说这是他的修行。
　　我总是容易被孤独所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很喜欢独处，倒不是我不愿意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我发现独处竟有如此多的快乐。中国的隐士令我吃惊：原来有人能因独处而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喜欢自个儿待着，往往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真正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美国搬到台湾，开始在一座寺庙里生活，我所有的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和一顶蚊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诵经，夜晚聆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
　　除了佛经，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里面讲到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欢。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和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以及风雨晦暝时的片刻小憩。很多人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我心存疑问。1989年春，我决定去中国大陆寻找隐士。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究竟是哪些山呢？即使我碰巧找对了那座山，又如何找到正确的路径，还有那隐士的茅屋？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华山与武当，寻隐者而不遇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并不是随便就能亲近的。
　　在华山，我得知有位苏道长带着一位弟子搬到大上方顶峰的山洞里隐居。一个卖西瓜的小贩愿意给我和摄影师史蒂芬当向导，我们跟着他过了河，他把路开始的地方指给我们看，我瞠目结舌：那是一段铁链，顺着崖面垂下来，大约有30米长。我们的向导拽着铁链很快爬上去了，招手示意我们跟上。史蒂芬和我沮丧地面面相觑，也找不出什么体面的理由退缩，只好跟了上去。下一段路更加吓人：连铁链都没有，得手脚并用，手指和脚趾要死死扒住倾斜度达70。的崖壁，上面不停地有泉水渗出来，滑溜溜的。我不敢往下看，只是不停爬着，避免想到掉下去的可能。
　　爬了大约一百米，到了一个古代隐居处的废墟，然后开始爬一段更加陡峭的崖壁。我的腿因为筋疲力尽和恐惧开始发抖，我问向导还有多远，他说：两个小时，然后指指白云下面的那个崖顶。天黑之前我们不可能爬上去，也实在没力气了，只好先慢慢下到主路。
　　在华山的玉泉院东墙外，我看到两座小道观，第一座是十二洞观，大部分云游的道士都在那里挂单；经过它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又走了一百米，是仙姑观砖木结构的大门，这里是谢道长隐居的地方。见到谢道长时，他正在床上支着身体，用一盏热灯烤膝盖，治疗关节炎。他曾经因武功高强闻名于世，现在却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这一年他刚好满80岁，已经在华山生活了60年，除了有点儿关节炎，身子骨异常硬朗，心清澈得就像久雨后放晴的天空。
　　我问谢道长华山是否有隐士，他说：“老子说，要修静和不偏不倚。要自然。自然的意思是不强求。当你自然地行事的时候，就会得到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自然的，你必须修静。作为一个道教中心，很久以来，华山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安静。过去这里有很多隐士，但是现在发展旅游业，宁静不再，隐士也不在了。”“他们去哪儿了？”“这很难说。隐士们喜欢离群索居，所以不容易找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城市，另外一些人搬进了山的更深处，那儿还很安静。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们不喜欢被打扰，更愿意坐禅。他们对谈话不感兴趣，可能对你说几句话，然后就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但是他们要吃饭呀。他们迟早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吗？”“那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三天吃一顿，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一顿。只要他们能够滋养内在的能量，就会活得很好，而不需要食物。他们也许会入定一天、两天、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在他们再次出来之前，你可能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
　　后来，史蒂芬和我到了湖北武当山的道观，在那里听说了有关600岁的老道长住在神农架深山里的事。我问方丈山里有没有这么老的师父，他说从采草药的人那里听过类似的传闻，但他自己遇到的人中，没有超过150岁的。然后他问我史蒂芬多大了。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每个人都想知道史蒂芬多大了——他们一瞥见他的胡子，就确信他一定很老了。我笑了，说史蒂芬500岁了，他来中国就是为了找比他更老的人。这句话在道观里掀起了一个冲击波，眨眼之间，所有的道士都聚拢过来，我试图告诉他们这只是个玩笑，史蒂芬其实还不到50岁，这使得众人十分泄气。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和道士开关于年龄的玩笑。

黄河源，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

　　我和藏语翻译从青海茶卡盐湖出发，一路南行，去寻访黄河的源头。景色越来越好，到了花石峡镇，更是动人心魄，广袤的草原包围着白雪皑皑的锯齿状的山脊。在如此壮美的景色中，却看不到多少人类的踪迹。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很难想象还会有这样人迹罕至的仙境。 　　被雪覆盖的土路忽隐忽现，几乎没有痕迹可循。我们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检查一次，确定车仍然跑在路上。穿过星宿海，进入中国仅余的几个最蛮荒的地区之一，我们吉普车的前面先是冲出来一只燕子，接着又窜出来一只红狐狸，迅速钻进了自己的巢穴，接着是四只狼，在离车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一对藏羚羊停止吃草，似乎在判断我们会不会闯入它们的领地。一大群野驴看到我们，先是拦在路上，然后跟在吉普车旁边“护送”我们。它们大口喘气，棕白相间的腹胁用力起伏着，几百只蹄子奔腾在干草地上，将片片雪花高高扬起，但始终没能跑过吉普车。最后，它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所谓“蠢驴”是也），开始向旷野中散去，消失在远方。我忽然有一种错觉：这里不是中国，而是非洲。
　　约古宗列盆地辽阔而空茫，四周环绕着白雪皑皑的小山。我们行驶到“盆底”，雪开始融化，到处都是小水洼。吉普车的轮子忽然陷进泥淖里，差不多有一英尺深。我们折腾了一个小时，试图将轮子拔出来，但都无济于事。我和向导决定干脆走过去。
　　清晨的太阳照耀着，天空中却依然飘着雪花。我们艰难地跋涉着，地平线上出现一群牦牛，我们问赶牛人是否知道黄河源头在哪里。这个问题貌似有些愚蠢，他们只是牧民，黄河有那么多支流，官方认定哪个是源头关他们什么事。令我惊讶的是，他们指着环绕盆地的众多雪白小山中的一座，肯定地说那就是源头。那山看起来很远，我问能否租用他们的马。他们说马太瘦弱，不能骑人。在那一带，马是一个人最值钱的财产，在夏天马能吃到新草长肥之前，牧民都舍不得骑自己的马。

　　海拔已经到了4500米，在这样的高度，不能再相信目测的距离，否则会被自己的眼睛欺骗。空气越来越稀薄，我们走得越来越慢，几个小时仍未穿过这片冻原。向导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如果不立即返回吉普车那里，天黑前就回不去了。我根本听不进去，耸了耸肩对他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很显然，稀薄的空气已经破坏了我的判断力，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每往前挪一步都是那么痛苦，我的肺无法换气，双眼无法聚焦。我告诉向导我受不了了，但这次他反而鼓励我坚持到底。我有两次不得不跪倒在地，只为了呼吸能更通畅，可实践证明这毫无作用，只得重新站起来，机械地迈动双腿。在意识模糊之中，我们竟然神奇地跨过山脊，看到了黄河源头：石碑，牛头标记，对！就是这里！
　　看着牛头碑上的“黄河源头”四个字，百感交集，可是我太累了，没力气笑，也没力气哭。离开前，我在用藏语写着佛教六字真言的小石头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我意识到，神灵一直在保佑着我，而我对他们已经祈求得太多。
　　这一天是1991年5月25日，我追随那条黄色的巨龙已经两个多月，行程五千公里。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在这条河边发轫，也是在这条河边，中华民族创造了空前的辉煌。

贵州苗乡，做最守礼节的客人

　　施秉处于贵州苗乡的中心位置，不通火车，只有长途汽车。
　　向导带我去了舞阳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典型的苗族婚礼。庆祝仪式十天前就开始了，而距离真正完婚还有几天时间，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我在新郎家门口停下，喝了一水牛角的酒。婚礼期间，苗族人会在门口挂起两只水牛角，客人一到，里面就会倒满米酒，客人喝干一只，主人喝掉另外一只。
　　跨进房门，新郎的母亲用干蓟花根蘸了一些绿色染料，在我脸颊和额头做了记号。我的脸颊布满了片片绿色，像是得了某种新型风疹。她说，如果不用肥皂洗掉，染料能在脸上待一周，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我曾经是苗人婚礼的座上客。其实，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能引来一大群人围观。走进屋里，看到几个男人，围着房间正中的火堆坐着，脸上也布满一块一块绿色。外面寒风刺骨，天黑之前恐怕要下雪，但苗家的婚礼庆典绝对会把寒冷赶得远远的，尤其是当你学会了怎么说“请把水牛角传下去”的时候。
　　新娘坐在隔壁房间，她是十天前来的，按照苗家风俗，婚礼会在她到来的13天后举行，庆典会持续 3天，庆典结束，她会马上回到自己的村寨，接下来两年都住在娘家，孩子一岁之后才能搬到婆家住。很显然，这样婆家就有时间为新人建造新房，也能强制丈夫与岳父岳母搞好关系——这是他能见到妻子的唯一途径，而妻子也可以在更熟悉的环境中生下第一个孩子。这种习俗并非苗族所独有，我这趟旅行中访问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都有同样的传统。
　　我注意到在我头顶上方的屋椽上搁着一对崭新的棺材。对汉人来说，看到棺材是不吉利的，对人最大的侮辱就是在某人还活着的时候送棺材到他家中。但是我的苗族主人骄傲地笑着，解释说这对棺材是为他和他妻子准备的。苗族人认为，老人在死之前就把棺材准备好，才会真正感到幸福。
　　饭菜准备好了，女主人从头上抽下一支近一尺长的发簪，拨了一下火，又插回头上，酒席就此开始。女主人围着火塘转着，用自己的筷子夹上菜送到每个人嘴里，然后她丈夫给每个人倒一碗自酿的白酒。苗族人一般喜欢喝米酒，但现在外面太冷了，需要来点劲儿大的。饮酒之前，每个人都把筷子头浸入酒杯，然后弹几滴酒到地上，连弹三次，表示敬祖先的灵魂。主人说，一个人喝醉的时候，就会灵魂出窍，在场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喝过几轮白酒之后才开始吃菜，这时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记得吃过肥猪肉，蘸着一种醋和红辣椒调成的酱，醋和红辣椒是苗人最喜欢的调料。我能记住的也只有这些了。
　　在婚礼开始的前几天到访，对我来说是件好事。一旦婚礼开始，三天时间里绝不允许任何人躺下，除非你困得受不了，或者醉得太厉害。头支不起来，你可以靠墙站着，或者让别人把你绑在柱子上——柱子上已经有一位客人了，胳膊下面拦着绳子。苗族人最恨扫兴的人了，我的苗族主人最痛恨看到客人清醒着离开，而我也像百年来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一样，没有冒犯当地习俗。

CNT对话

听说你前几天在旅行中摔伤了腿？

　　当时我跟一些朋友在湖州附近的霞雾山，要去拜访元朝石屋和尚的故居与墓地，在山上不小心摔倒了，粉碎性骨折。美国医生说90天以后我才可以走路，和中国医生的理论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是怎样和中国文化结缘的？

　　20世纪70年代，我在加州大学学习人类学，为了拿奖学金继续读人类学博士，我需要学一个冷门语言，于是选了中文，其实那时候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什么概念。我想这就是缘分。后来我开始学习、了解中国古人写的诗、文，读了庄子、老子、四书等，有豁然开悟之感，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我可以多了解生命，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会带来一些阅读困难吗？

　　刚到台湾，开始在山里静修的时候，我想强化自己的中文，就把佛教的书和古诗词中英文对照起来看。后来我发现翻译比阅读效果更好，因为一定要非常懂那本书你才能翻得出来。
　　诗从哪里来？是从心里出来的。无论东方西方，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些古代诗词。说实话，我很少遇到不懂的地方。好的诗，一方面很清楚很简单，一方面又很深奥很复杂。我有时候可以连着几天看一首诗，不会觉得腻。陶渊明是我最喜欢的诗人。
　　翻译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时，书的作者会成为我的师傅，所以我的师傅都是古人。东西方文明有差异，如果专门看它的语言，常常觉得看不懂，但是你要慢下来，你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心，了解他语言的来处，就会慢慢开始懂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去那些中国古代名人居住的地方和他们的墓地旅行的原因。我想要跟随那个人的心。
　　你去的都是偏僻的、不知名的地方，有些时候还很艰苦，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旅行方式？
　　一方面因为我没有很多钱，另一方面我要去的都是隐士修行的地方，或是寺庙、诗人的坟墓，都不在城市里，要辛苦一点才能到达。但我能感觉到旅行的快乐——在行走中和古代的中国人见面，探访他们住的地方，了解他们的事情、他们的心境，这让我们变成朋友。
　　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找到一个他所仰慕的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中国人曾经居住的地方，去朝圣。比如我所倾慕的那些禅宗高僧，还有李白、杜甫等古人，我会去他们的老家、旧居和坟墓，好好感谢一下他们，和他们说说话，并且带上美国最好的酒——波旁威士忌，用玉米做的，很贵。我知道古代的人很喜欢喝酒，但是那时候没有玉米，他们不可能尝过这样的酒，我会把酒倒在他们坟上或是附近的泉水里，告诉他们要小心，这个酒很烈。
　　我理解，你虽然是身处于现代中国，心却是在古代的中国旅行？
　　是的，我是走在古代的中国，目的地是中国古人的心。他们的诗是那么深奥，因为他们的心在里边。我去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可以感觉他们的诗是活着的，心是活着的。

你行囊里的必备装备是什么？

　　我非常敬佩徐霞客，那是一种很古典的旅行方式。至于我，现在还用着胶卷相机，出门一定会背着每天早上要喝的咖啡、两套衣服、布鞋和鞋套。我还会带上录音机，随时录下自己的感受。由于总会沿途收集各种资料，我的背包会越来越重，必须不时去邮局把东西寄回美国。
　　中国的历史古迹很多，而你在游走中似乎都能把它们串联起来。你会在旅行开始之前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随便旅行没有什么意思，必须有一个线索把事物串联起来，比如诗歌，我会从孔子开始，诗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的。准备和策划行程的时间常常是真正旅行时间的 3倍。走什么线路，为什么从这里开始，为什么去那里而不去其他地方，都要反复考虑确定。我会提前查好火车的车次和时间衔接，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省花费、利用时间，去更有价值的地方。

你认为中国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变化很多，尤其是在旅游方面，我觉得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越来越舒服了，以前路特别破，车子也不好，现在的路和车都不错，宾馆也很舒服，有了24小时热水；另一方面，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景点修葺得过于漂亮，反而没有意思了，建筑越来越好，却失去了感觉，不过我也可以理解，这是为了吸引游客。

扎根北京胡同

　　撰文/张作 图片/ Dominic Johnson-Hill
　　英国贵族后裔，住四合院，吃中餐，串胡同，捡别人不要的垃圾。20年来，他致力于搜集最有北京味道的符号和物品，并把它们做成T恤衫，十分畅销。他不看新闻，不了解“超女”和“山寨”，没事儿就四处闲逛，走了一圈又一圈，把北京的纤毫变化收入眼底。
　　我开始逛四合院，串北京的每一条小胡同，也去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这些著名的地儿，太美太够味儿了，我简直疯了，北京太有文化了，只是我之前一直走在她的外围，所以看不见。我的飞机票钱早就攒够了，想回英国或者去其他任何地方都成，但是我没走，而且一住就是20年。

没有文化的北京？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正火，人人都记得那句话：“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那一年的我就有点像王起明，只不过我是“英国人在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说实话我有点失望，建设中的新北京到处都是四方楼，好像就是个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偏偏没有文化味道。 　　那时候，北京还不像今天这么繁华，街上见不到几个老外，寻常人见了我总是感觉新鲜、稀奇。有一次我寄宿在京郊的一个中国家庭，早上一睁眼，那家的老两口伫立在我床头，直勾勾地看着我，我顿时睡意全消。后来才明白，他们是想等我醒了马上给我弄点吃的。他们尽量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给我做了早餐：煎鸡蛋，夹在面包里，但真的很不好吃。
　　初到北京的感觉很糟糕，只想赶紧挣出路费，趁早打道回府。
　　好在北京是改革开放的门户，老外在这儿找工作并不难，我可以做翻译或者英语老师，待遇不错而且不怎么忙，有大把业余时间可以骑着自行车绕着北京城转。我发现鼓楼东大街有一座很高的楼，有特别陡的楼梯，三楼有一个台球室，一小时一块五毛钱，一瓶啤酒八毛。在台球室，有个人对我说，你知道这楼子多有意思吗？这是元、明、清三代都城的报时中心，它指挥着全城的作息，人们根据鼓声开关各坊门及宫门。之后他又拉着我去逛四合院，我接触到了一些北京特有的东西，令人着迷。我开始串北京的每一条小胡同，也去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这些著名的地儿，太美太够味儿了，我简直疯了，北京太有文化了，只是我之前一直走在她的外围，所以看不见。我的飞机票钱早就攒够了，想回英国或者去其他任何地方都成，但是我没走，而且一住就是20年。

亨利八世和资深胡同串子

　　我的家族有500年历史，从亨利八世开始一直是为皇室看病的御医。17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家族的古堡里，古堡花园从南边走到北边需要20分钟。但我喜欢到处跑，去过非洲、南美、津巴布韦、印度等地方，从1993年开始，我一直待在北京，从陌生到熟悉，成功晋升为一个资深胡同串子。
　　平时没事我就去“轧马路”，不断寻找自己心中的那种中国味儿、北京味儿，搜索到很多美丽的东西。千禧年前后，北京的地铁票价是3元，我头一次坐地铁时，有一种直觉：手里这张地铁票也代表着北京城的历史变化，再过几年，这样的车票会成为有趣的记忆。我把这个地铁票稍微改了一下，放大后印染在T恤衫上，这款T恤衫直到现在还卖得非常火。
　　我喜欢收集，并非什么价格不菲的古玩字画，也不是文革时期的大小红宝书，而是留在人们童年记忆中的那些小玩意儿。小孩子的三轮车，会让你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天真；土腥味十足的红沙发，曾经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恐怕一坐上去就塌了，但是记忆还在。在我家里，漆皮剥落的写字桌占了不小一块地方，所以上面还摆了点观赏性的物件——不是青花瓷的瓶子，而是改装过的痰盂，高脚细腰，也可以充当名片盒子，我很讨厌有些人动不动就拿个名片显摆，收到名片以后就把它们扔在这里。
　　就这样，不知不觉我积累了20年北京变化发展的“符号”，有一些可能是中国人自己时常忽略的。像标语、门牌号、地铁票、办假证的电话等，在我眼里都有很强的代表性，复古又新鲜。我知道很多老外喜欢青花瓷、刺绣一类的东西，我的口味和他们不同。胡同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些令人怀旧的老北京元素，比如墙面上的地名标牌、生锈的铁皮暖瓶或是老掉牙的年画，在胡同的犄角旮旯里才容易找到。我不希望美好的回忆在不知不觉中被丢失、遗忘，我想记录下北京历史的痕迹，让年轻人也能够知道北京5年前、10年前的样子。

给孩子一个充满回忆的故乡

　　当年我来北京的初衷只是想旅游，现在看来，我已经“游”得太深了，一猛子扎进北京城就再没出去。20年来，我住过京郊，住过圆明园的四合院，住过西直门的老胡同，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我喜欢胡同里的小吃，喜欢听每天头顶上飞过的鸽子哨。冬天胡同里有点冷，要自己烧煤，我还把家点着过一回，不过北风之苦会让人珍惜春天的幸福。
　　如今，那些只有老街坊们穿行的小胡同，成了游客拥堵的特色文化街；以前胡同口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一块二，现在现代出租车早就每公里两块了。变化最快的是南锣鼓巷，2007年我策划了南锣鼓巷文化节，好几家媒体都报道了那天的胡同走秀。从此文化节每年都会举办，只是由街道办事处接管，味儿也变了，像个小庙会，有各种小吃和民俗表演。我多少有点失落，但我对南锣鼓巷的发展仍然有一种责任感，没事就跑到街道办事处谈点看法，我还是不想看到它变成一条酒吧街和小吃街。
　　胡同是北京的灵魂，胡同活着，可以光大北京的文化，会持久地影响下一代，等孩子长大以后，会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好地方。
　　转眼20年过去，我在北京有过很多快乐与苦恼。我和老婆在这里相遇相知，孩子们也在这里出生、成长。我每天5点起床给孩子们做饭，6点到8点出去拍照片，或是去二手市场淘宝。我那四个闺女从小在邻居家里混大，像她们的爹一样成天走东家串西家，全是“小胡同串子”。

为什么放弃英国的贵族生活？

　　我现在很自由，但回英国就不自由了。所谓贵族的家庭就是：你应该吃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和什么人混，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孩。我不喜欢。高中毕业时，父亲要我去上贵族学校，我在学校的墙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妈妈开车送我去上学，车上正放着Jimi Hendrix的摇滚音乐，我对妈妈说：我不想上学，我要到国外去。她挺支持我。

在北京生活最享受的是什么？

　　我非常喜欢大杂院里的日子，和各种各样的人住在一起，我给你点木头、钉子，你给我点鸡蛋、韭菜，有一个很紧密的社交圈。有一次我晚上和老婆吵架，第二天早晨9点，居委会大妈瞅见我直接就问：和爱人吵架了？新闻传得就是这么快。
　　我觉得北京的大部分历史都在胡同里，故宫没有鲜活的东西了，最活生生的北京在胡同，这是藏着北京灵魂的地方，古老历史和老百姓的生活在一起，很和谐，很特别。

去中国其他地方旅行过吗？

　　我对大城市没有什么感觉，就喜欢小地方。江西清远是个特别好的地儿，一定要9月的时候去。我们去的那个村子特别老，房子都是明代的，还没有开发旅游，也没有宾馆，我和三个孩子就住在当地人家里，然后每天在村子里溜达。那儿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当地人在小溪里洗菜，有很多金黄色的鱼围着吃那些菜，感觉特别美，特别田园。
　　最让我震撼的是山西。6年前跟我一个哥们儿回他老家山西参加婚礼，周围都是煤矿，村里全是窑洞，大部分人已经搬走，300户人家只剩下10户。但这是我去过的最美的地方，这个村子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我在一个1000多年历史的窑洞里睡了一个晚上，感觉很牛。

独步长城

　　这里是河西走廊中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平均海拔比河西走廊高600米，夜间寒气刺骨。尹家的小屋只有6平方米，但非常温暖。晚上，主人把色彩斑斓、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在炕上摊开，表明该睡觉了。炕洞里的火已经熄灭，炉子里也只剩下暗红的残火，我和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挨一个躺在炕上，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挤着，感觉暖和一些。白天徒步走了50公里，我累垮了，腰酸背痛，骨节僵直，脸上发烧。但这一天的经历不同寻常：我见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长城，还遭到了恶狗的攻击。
　　半夜天气转坏，大风骤起，把房门刮得哐哐作响，接着下起了暴雨，随后是大雪。我突然醒来，看到雪反射的亮光照进房间，开始后悔过早把Gore-tex睡袋寄回了北京。今天要不是被狗追赶到这个小村，找到了人家投宿，我早就被冻死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和“大盖帽”们的故事

　　在中国经常能看到身穿“警服”的小孩——大盖帽，红帽徽，金属纽扣，裤子和袖口上有金色条纹。可能正因为如此，陕西横山县公安局大门外的那些流浪儿童才不害怕抓我的那些真警察。 　　我最初探险长城的日子并不顺利，因为很多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榆林长城的探险刚开始没多久，我就被警察抓了，先被训斥了一顿，随后被关进一个窗子挡得严严实实、大门加锁的房间。我在这个黑屋子里使劲搜寻缝隙，透过门上的裂缝和锁孔朝外面看，发现不少人正在那一头向里看。我听到外面沉重的呼吸声，还能看到偷窥者脏兮兮的鼻子。有人在给县城打电话：“喂，喂，喂，榆林吗？我是横山公安局。有个外国人……哪国的？英国人。签证号码？……”打电话的声音很大——当时在那个农村地区打电话非吼叫不可，否则对方根本听不见。这使得街上的流浪儿更加好奇，纷纷挤过来偷窥关在房间里的我。凭借我的二把刀中文，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向榆林市公安局报告，我将被送到那边接受讯问。我决定冒着被误解的风险，把外面的窥视者赶走，于是憋足气，偷偷走到门前，像中国武术大师那样朝外边大吼一声：“嗨！”锁孔里的眼睛不见了，两个警察笑成一团。
　　对于此次被抓，我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毕竟我从嘉峪关走到了这里，即使被抓也值了。我想今年春季的长城探险算是完蛋了，但愿今后有机会从头做起。我打量了一下自己的鞋子，它已经烂了，这也难怪，我穿着这双鞋走了1520公里。我想到在英国时长辈说过的话：“到中国去，好好干。”他们还说过：“你能步行1000公里就了不起。”据我了解，独自一人沿长城步行1520公里的外国人，迄今只有我一个。有这1520公里垫底，我的决心更加坚定：秋天一定要走完长城全程，为此必须锻炼身体。
　　一个警察和我谈话，他盯着我，挥舞着一本外国人出入境规定的中英双语小册子：“你知道外国人出入境规定，对吗？”“是的，我知道。”“你明知故犯，是不是？”我只好一声不响。后来我写了检讨，大约100个字，内容是中国让本人着迷，所以误入贵地。
　　警察周吉斌会讲英文，他带着歉意对我说：“威廉先生，很不幸，你的伟大旅程到此结束，但是你的坚强意志值得我们学习。”执行公务的时候，周吉斌不得不打官腔，其实他私下颇有人情味儿。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心情因此好了一些。
　　被拘留的第四天，周吉斌对我宣布处理决定，他拿起那本法律小册子：“你一错再错，未经允许进入非开放地区，一再违反我国法律。在定边，你被罚款100元，这个数目不算小，而你知错不改。”我想了一下罚多少才能让我改，100万元？“陕西省政府有关方面决定，对你的处理是：罚款150元，胶卷暂扣——未经允许，不得在非开放地区拍照。”谢天谢地，总算不扣留我的日记。然而惩罚还没完：“最后向你宣布：你不可能再次进入非开放地区，命令你在被解除拘留后10日内必须离开中国。”
　　20年后，我再次来到黄河岸边的陕西府谷县，准备从这里过黄河大桥。来接我的警察已经在桥上等候多时。当年负责讯问我的周吉斌，现在已经是神木县公安局的局长，正是他派来警车在桥头守候，迎接我回到这曾经被驱逐的地方。
　　当我和周局长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面对着茶几上丰盛的果盘和众多媒体的镜头时，我不由地感慨这里变化之大。还有什么比这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更令人感到高兴的呢？不仅如此，在我旅途的下一站榆林市，还有一份令人惊喜的大礼——我被授予了“榆林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想当初，我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警察从这里“送走”，20年后，我又一次在警察的“护送”下离开这里，不过这次是以隆重而友好的方式。

以一种缓慢、体面的方式变老

　　几年前，我收到玛约里·黑塞尔·笛尔曼女士（Mrs. Marjorie Hessel-Tilman）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她的已故丈夫在担任《泰晤士报》驻日本记者期间，搜集了大量亚洲题材的书籍和照片；其中有一些显示长城原始风貌的照片是1905年由一位美国传教士拍摄的，它们不失时机地回到了中国。
　　这使我异常兴奋。
　　和人类一样，处于荒野之中的长城是要逐渐变老的，以一种缓慢、体面的方式。时代久远，沧海桑田，如今长城的许多地方已经无法辨认。我想，如果今后100年发生同样的变化，那么长城还能剩下什么呢？特别是长城上的烽火楼，对于它们的命运我更是忧心忡忡。众所周知，长城乃是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各种建筑，风格可谓千姿百态，而烽火楼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些封闭的空间，那些精致的拱门，还有那些悬空的石质构件，无不令人叹为观止。一座烽火楼，就是一个由勾心斗角的拱石构成的整体。我曾预言，今后一个世纪，这些烽火楼很可能全部自然倒塌。游客脚踏造成的压力，会使它们倒塌得更早。
　　我曾搜集各种有关长城的形象资料，包括18世纪创作的以长城为题材的雕刻，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长城画册，19世纪末外国人寄给家乡朋友表现“中国大墙”的明信片，此外还有玻璃幻灯片，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制作的，出自富有的美国、欧洲旅行者之手。这些资料是那样精彩、迷人，同时也使我看到长城过去的厄运眼下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补救，它们将彻底崩塌。这些资料影响了我，我想让这些资料在别人身上产生同样的影响。我意识到自己应当走出家门，把老照片的拍摄路线重新走一遍，重新拍摄老照片显示的那些地方，让人们看到这些地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来延缓长城的寿命。
　　首次进行重新拍摄的时候，我手中有罗哲文教授提供的两张古北口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广角画面表现位于潮白河以西的卧虎山长城。50多年过去，除了河岸上的姊妹楼已经消失，照片上的长城总体没有变化。在我沿长城考察的过程中，只在这个地方看到过两座楼肩并肩地建在一起。我来到当年姊妹楼耸立的地方，“姐楼”的地基仍在，牢固地附着在露出地面的黑色基岩上，而“妹楼”则成了废墟，几乎难寻踪影。
　　我来到200米以外一个叫西水门的小村庄，想寻找一位当地的“目击证人”。走进一个农家院，碰上一位姓吕的老人，已经82岁，从17岁起就住在古北口。他有7个儿女，其中两个一看到姊妹楼的老照片就喊叫起来：“双楼子不见啦！”照片拍摄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将原本砌筑双楼的砖石用于其他建设工程；而在此之前，姊妹楼早已遭到了严重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军队从东北向南进攻。为了阻挡日军前进，中国守军把姊妹楼用作碉堡，当地遭到日本空军的轰炸，至少有一枚炸弹命中了姊妹楼。吕大爷说：“打那儿以后，双楼子就漏雨了，大伙儿也就不在那儿存粮食了。” 　　老人反复看着这张老照片，似乎是被带回了童年。在我重拍长城故地的过程中，这还是第一次如此缜密地考察一座建筑物的消失，而这座建筑物是如此与众不同。崩颓古楼的楼基，我见过数以千计，只是偶尔才想一想，当它们屹立在长城上的时候，该是何等壮观。姊妹楼的老照片让我得以再次见到它高大的原貌，与此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古烽火楼，没有任何照片资料可以勾起人们对它们昔日辉煌的记忆，它们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CNT对话

能否通过一些数据，简要总结一下你行走长城的成果？

　　1987年，我沿长城徒步走了78天，行程2470公里。2004年，我开始做“万里长城百年回望”，去老照片的拍摄地拍摄新的照片，到2008年，来回跑了有3万公里。总的来说，在中国的25年里，我在野外长城度过的时间大概有1800天，拍摄了3万张左右的图片，撰写了140万字的笔记，写了7本关于长城的书。

你最初是怎么被长城吸引的？

　　东西方文明一直在互相观望、探索。千百年来，不断有“洋行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中有些人得以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之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我们也借由他们的眼睛，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与生活。

阿倍仲麻吕

　　国籍：日本
　　生卒年：公元698-770年
　　在中国：当年，正值唐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为了学习唐朝先进文化，19岁的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船队来到长安，在国子监求学，中进士，入仕途，迎娶中国娇妻，熟稔中国风俗，唐玄宗为其赐名晁衡。他在中国生活了54年，历仕唐朝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备受厚遇，官至客卿。
　　“双面使节”：唐玄宗感念阿倍仲麻吕作为日本遣唐使而仕唐几十年，功勋卓著，任命他为中国使节；他亲历了唐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安史之乱中辅助郭子仪筹备军械器材，收复长安和洛阳等地。因为诗才卓著，他与李白、王维等风云人物也往来密切。

崔致远

　　国籍：韩国
　　生卒年：公元857-卒年不详
　　在中国：晚唐虽不比盛唐气宇恢宏，但盛世的余荫犹在，崔致远背负着光大整个家族的重大使命来到中国，一共待了十多年，先在长安、洛阳求学，后来考中进士，在溧水、淮南为官，28岁时返回新罗。
　　开山鼻祖：因留学身份结束，崔致远失去政府的资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此“浪迹东都，笔作饭囊”。在溧水做官时，他去凭吊古迹双女坟，后来创作出《仙女红袋》，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时期篇幅最长、艺术水准最高的一篇爱情传奇，他也被视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

伊本·白图泰

　　国籍：摩洛哥
　　生卒年：1304-1377年
　　在中国：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柏柏尔人家庭，20岁左右出发去麦加朝圣，从此迷上旅行，开始了长达75000英里的旅途，经过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白图泰1346年（元代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风土民情，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 　　见证者：“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这是伊本·白图泰眼中的刺桐古港。他是泉州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

利玛窦

　　国籍：意大利
　　生卒年：1552-1610年
　　在中国：作为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于1582年进入中国，在澳门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人文、地理等情况；1583年开始在广东肇庆传教，后前往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南昌、南京和北京，1610年在北京病逝。
　　“巨人”：利玛窦非常推崇中国文明，他习汉字，着儒服，以汉语著述，以四书五经宣讲天主教义，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将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在肇庆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欧式建筑。

汤若望

　　国籍：德国
　　生卒年：1592-1666年
　　在中国：同样作为一名传教士，汤若望很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传教策略，他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来到中国，在华40余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汤若望1622年进入广东，1623年到达北京，1627年前往西安管理陕西教务，1630年回京供职于钦天监；1644年，明亡，受清廷之命继续修正历法，1664年因中西历法之争入狱，1665年特旨释放，1666年病逝。
　　天文学家：他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科技窗户，著有《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参与编纂《崇祯历书》，这本书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

南怀仁

　　国籍：比利时
　　生卒年：1623-1688年
　　在中国：南怀仁是一名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以传教为理想，于1657年来中国传教，抵达澳门不久，先后在陕西、北京从事传教活动，1664年卷入“历法之争”，1669年降旨开释，成为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1688年于北京病逝。
　　皇帝的老师：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也是清初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改造了观象台，建造了新的天文仪器，著有《新制灵台仪象志》和《欧洲天文学》。

郎世宁

　　国籍：意大利
　　生卒年：1688-1766年
　　在中国：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郎世宁请求前往中国，于 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
　　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郎世宁将欧洲的绘画技法教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对于透视法在中国的引进也起了很大作用。郎世宁一生几乎都是在中国度过，艺术创作也都以中国的人和事为题材，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赫德

　　国籍：英国
　　生卒年：1835-1911年
　　在中国：赫德19岁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离世。他在宁波爱上了一个叫阿瑶的船家女子，他们共同生活了7年，生下3个孩子，这段爱情让他决定大半生都留在中国。
　　创建者：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