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打开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的官网，一眼就会看到网页正中那张粉红色的、看起来挺漂亮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大照片，旁边的通栏标题写着：CDC正在密切监测着新冠病毒的爆发。
　　目前，武汉市及整个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曲线在达到峰值后，已经下降且趋于平稳。但病毒开始在多国蔓延，引发了全球关注。费和平（Tom Frieden）曾于2009～2017年間担任美国CDC主任，如今，他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卫健策略旗下“决心工程”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基于在美国CDC多年的工作经验，费和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达了对中国疫情防控的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通常来说，来自疾控系统或者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在流行病应对中承担怎样的角色？
　　费和平：微生物世界总是不断有新的东西——科学家平均每年都会发现一种新的病原体。中国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新冠病毒，为湖北以外的地区和世界各国赢得了准备的时间。
　　为了应对疫病暴发，最佳做法是让快速反应小组调查新的疾病威胁、利用强大的实验室来识别微生物，通过强大的疾病监测系统来跟踪新的感染，同时建立应急行动中心，来协调参与疫情应对的各方。
　　在任何疫情应对中，我们都会回顾总结，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中国在SARS以后就彻底关闭活禽市场，就可能避免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此外，要想及时报告和调查潜在的异常事件，就需要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以及具备公共卫生调查能力的专业团队。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的防疫措施中，封城是最关键的决策之一。在此前的传染病全球大流行中，这样的措施有过先例吗？接下来在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中，需要采取类似这样的措施吗？
　　费和平：中国的措施是非同寻常且史无前例的，这些措施可能给中国其他地方和世界其他国家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目前，最重要的是关注对疫情的应对策略，确保世界各国都为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次应对策略中我们能学习到什么经验，又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费和平：防疫工作既要勤勉，又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需要发现、调查、治疗和监测传染病病例，追踪和检查密切接触者，分析流行病学趋势，以确定预防战略。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能力预防、发现和有效应对疾病暴发，而且国家越大，需要的资源就越多。
　　一而再地，我们都在恐慌和忽视中循环。当流行病来袭时，每个人都很担心;但当疾病消失，不再是新闻头条时，我们又忘记了为疾病预防和控制投资的必要性。在低收入环境中，提高国家发现、制止和预防流行病的能力，每人每年需要大约1美元。这相当于全球每年花费30到40亿美元，重点放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准备最不充分的地区。这对公共卫生来说是一大笔钱，但与这次疫情造成的损失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