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最热门的词汇应该是地区安全合作。
　　从时机上来看，是由于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 ）的召开，甚至还包括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的后续效应。作为本地区现有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ARF的知名度在2010年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缘起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抛出所谓南海地区航行安全，矛头直指中国，引发了中方强烈反应。今年，美国战略重心继续向亚太地区调整，再加上美国大选，令不少人抱着“等着看好戏”的心态，看看中美是否会在ARF再次上演激烈抗辩的一幕。
　　与会各方在ARF的表现，也鲜明地反映出本地区相关方在安全问题上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美国希望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将既有的同盟网络体系化、多边化，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日本积极呼应美国的战略，称美军事存在是地区稳定的基石，日美同盟是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石。澳重申澳美同盟是“亚太战略之锚”，表示要强化军力建设，应对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新加坡提出应充分发挥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地区机制作用。印尼提出应通过维护地区主要力量的“动态平衡”，建立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印度则提出进一步拓展“东向”政策，除经济层面外，更多介入地区安全事务。
　　仔细分析这些国家东亚安全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因素。中国的崛起在深刻地影响着地区原有力量格局的演变方向，并由此引发主要各方围绕地区安全的博弈日趋激烈。
　　作为一支日益上升的新兴力量，中国在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向何处发展？而作为一支略显颓势的守成力量，美国在加紧“重返”亚太，但也有怎么“重返”、凭什么“重返”的问题。
　　在地区安全形势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中，有一项是相当确定的，也获得了各方的共识。那就是中美关系已成为事关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现在中外学界很担心中美之间可能产生的“三分之二现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德国、日本、俄罗斯无不是在其GDP总量接近美国三分之二时受到了无情打压。由此推论，当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时，中美关系也将面临危险的临界点。以中美两国当前的发展态势，再从统计学角度推算，这一趋势势在必行并且可能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发生。
　　虽然历史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重演，但会起到防止重蹈覆辙的警示作用。
　　单纯就技术而言，无论中国GDP是否超过美国，中美已经完全具备联手管控危机和处理摩擦的能力。目前中美之间已形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安全战略对话、亚太事务磋商对话等多种机制，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是多层次多领域的。从发展的趋势和实际需求来看，今后似乎还可以增加中美海洋事务等专业对口磋商机制。因此，中美通过良性互动、保持战略稳定，保持双边关系及本地区稳定与安全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双方的战略合作意识，特别是在地区安全理念上达到某种默契。
　　不过，由于本地区安全理念差异较大、地区安全合作排他性较强，根本无法形成更高层次的地区甚至是次区域军事互信安排和稳定安全架构。虽然ARF是讨论地区安全合作问题的合适场所，却仅限于一个论坛，ARF倡议或声明的约束力很弱，成员国的安全合作停留在低敏感区，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的推进过程缓慢。
　　在此情况下，中美作为地区安全重要战略稳定器，面临着如何单独或共同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这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
　　现实来看，美国要解决的是“过度”提供的问题。一些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一种焦虑感，认为美国在推进亚太战略调整过程，过于注重安全，突出军事色彩，可能招致导致中美恶性竞争并恶化地区安全环境。而中美之间展开新的竞合关系，一方面给一部分中小国家带来了更多运筹空间，另一方面也引发中美两国对中小国家的借重上升，更增添了竞争复杂因素。所以，减少军事冒险性、“无为而治”是美国可以向本地区提供最佳公共产品。
　　中国则要解决提供“不足”的问题。中国对亚洲经济保持强劲的牵引作用，但是经济的长项并不能弥补安全的“短板”。作为地区大国，中国还需要学习如何根据自身实力的上升，承担起更加符合自身实力的责任，更有效地对外推介合作安全理念，并使之固化成本地区共识。还要有信心，不回避安全议题，哪怕是在东亚峰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