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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托邦为历来文人学者所祈求的理想之所,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要求就愈加强烈,但却一直在进行的道路中从未真正实现。本文从《人面桃花》中乌托邦理想世界构建中的幻灭原因和绝望中的重生两个角度,来分析格非在新时代背景下给予我们探究乌托邦理想世界的重要个人价值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理想 《人面桃花》 幻灭 重生 个人价值
一直以来格非都在寻找一种说话的方式,他在1995年发表《欲望的旗帜》后一度沉寂,在潜心积累了十年后带着呕心沥血的巨作《人面桃花》回归到久别的文坛,我相信这十年对格非这样一位严谨的学者来讲意义是非凡的,格非自己也说:“因为我知道,自己遇到的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1}正如格非所说,他在写《人面桃花》时出发点是整体性的,带有那时的历史大背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不难理解那时所处的年代是破旧立新的,是数千年来未见的大变局,时代深深地影响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中有人迅速觉醒,比如革命党人;有人在原地故步自封,比如丁树则;有人则在变化莫测的时代中默默探索,踽踽独行。虽然文章最后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失败了,但格非依然鼓励着我们前行,像文中的最后时候描写秀米快要死去时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整个个人精神历史探索的叙述。本文试图从乌托邦理想幻灭的深层原因和幻灭后革命者的思考(观照内心、回归故乡家园)两方面来论述,旨在探索正确认识乌托邦的理想构建和带给我们个体重获价值的意义。
一、人面不知何处去——乌托邦理想的幻灭
(一)金蝉之谜
《人面桃花》原来就命名为“金蝉之谜”,这不得不使我们的目光给予金蝉关注了。陆侃的出走拉开了小说的序幕,陆侃疯子的形象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这个形象就是乌托邦正在新旧思想冲突的构想阶段的具象化。丁树则与陆侃正因“金蟾”还是“金蝉”的写法大打出手,而后文我们通过喜鹊的叙述,她看到陆侃书上的批注而得知,很可能张季元和陆侃是认识的,而金蝉又与张季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金蝉这个看似笔误的写法就值得追究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和悲伤的残留物。”
自古以来蝉的含义就是多重的。一提到蝉,难免会想到秋天,而金色正与深秋中事物的颜色对应,提到秋蝉,“就会使人联想到悲哀、孤寂,联想到受迫害。”{2}此外,古代有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也隐喻着祸患的降临。《人面桃花》中凡是金蝉出现的地方都是重大的转折处,张季元眼看革命党人身份暴露而无奈将金蝉托付给秀米;韩六将金蝉交给秀米后消失,而后整个花家舍的头领们全部被灭;小东西死的时候身边也有个金蝉;直到最后小驴子拿着金蝉找秀米相认,连喜鹊都觉得它不吉利,脊背一阵阵发凉。这一切的事件都隐喻着乌托邦的失败、祸患丛生、结局悲凉。
“金蝉”也可解释为“今缠”,被缠住的秀米仿佛掉入混乱的麻绳中挣脱不得,固执地追求心中的桃花源而被外人当成疯子,她自己也不了解人民的现实要求,无论如何努力都是自己在独自前行,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这样的乌托邦的理想必然缺少大众基础从而导致不会实现。当然格非只是用秀米作为典型,历年来的桃花源式理想的建立都没有实现,金蝉作为乌托邦世界构建的信物,一出现便招惹祸患,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想的幻灭。
(二)革命目的的混乱
格非将革命者的心理做了深层次的剖析,这也是对以往描写革命者完全正面的形象的一个补充,将人性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格非关注到了人们的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构建乌托邦世界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丁树则眼中:“虽然父亲满嘴是归隐哀世之叹,也曾模仿陶渊明到塘边篱畔采点野菊来泡茶,可他的心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扬州府的衙门。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说来说去,还是贪恋官场声色。你看他,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养个雪白粉嫩的妓女在家做甚?”张季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赤裸裸的性欲,秀米看了他死后的日记也不禁说道:“张季元啊张季元,你张口革命,闭口大同,满纸的忧世伤世,壮怀激烈,原来骨子里你也是一个大色鬼呀。呵呵。”一语道破有些革命党人借着革命的外衣而肆无忌惮地实现自己私欲的本质。而王观澄看似什么都不要,只想过安静平和的生活,但他的用心早已经被韩六看破,“虽说淡泊于名利,可他要赢得花家舍三百多号人的尊崇,他要花家舍的美名传播天下,在他死后仍然流芳千古,这是大执念。”不论是陆侃、张季元还是王观澄都有各自内心的私欲,这也是人性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格非用他们失败的事例提醒着我们保持清醒,分清理想与欲望:欲望的终点是奔向物质,理想的终点是直指灵魂。我们建立的乌托邦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定要建立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基础上,同时也要看清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
革命者们在建设乌托邦世界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却忽略了当时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建设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理想必然会失败。他们只是在行动上革命,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却并未在真正启迪民心上做努力,难怪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具有唯一性,真正的哲学家适合做统治者。
(三)历史偶然性因素与必然性因素
秀米的个人革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历史偶然史,一切看起来都像偶然发生的。偶遇张季元而产生了最原始的性欲,张季元死后偶然从日记中了解到整个世界的秘密。而文中显示出秀米过早地看清了社会的一切反倒觉得没什么趣味了,用秀米的早熟与乌托邦建设实践的不成熟构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当一切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地看破一切并去努力是必然会失败的,因为历史也是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的。秀米偶然被劫持到花家舍,这里改变了秀米的整个人生观,也是她决定实践乌托邦理想的有力来源,而花家舍也深受秀米影响,因她的到来而遭受灭顶之灾,仿佛灭了一个花家舍,只为了清醒一个陆秀米。从此,秀米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最后连她都觉得自己是父亲陆侃、张季元、王观澄的替身。而在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普济,正如马克思一贯坚持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里是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以为这样一来,世上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我们不禁要问真的是世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是只是秀米认为烦恼没有了?显然秀米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太多了。
关键词:乌托邦理想 《人面桃花》 幻灭 重生 个人价值
一直以来格非都在寻找一种说话的方式,他在1995年发表《欲望的旗帜》后一度沉寂,在潜心积累了十年后带着呕心沥血的巨作《人面桃花》回归到久别的文坛,我相信这十年对格非这样一位严谨的学者来讲意义是非凡的,格非自己也说:“因为我知道,自己遇到的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1}正如格非所说,他在写《人面桃花》时出发点是整体性的,带有那时的历史大背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不难理解那时所处的年代是破旧立新的,是数千年来未见的大变局,时代深深地影响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中有人迅速觉醒,比如革命党人;有人在原地故步自封,比如丁树则;有人则在变化莫测的时代中默默探索,踽踽独行。虽然文章最后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失败了,但格非依然鼓励着我们前行,像文中的最后时候描写秀米快要死去时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整个个人精神历史探索的叙述。本文试图从乌托邦理想幻灭的深层原因和幻灭后革命者的思考(观照内心、回归故乡家园)两方面来论述,旨在探索正确认识乌托邦的理想构建和带给我们个体重获价值的意义。
一、人面不知何处去——乌托邦理想的幻灭
(一)金蝉之谜
《人面桃花》原来就命名为“金蝉之谜”,这不得不使我们的目光给予金蝉关注了。陆侃的出走拉开了小说的序幕,陆侃疯子的形象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这个形象就是乌托邦正在新旧思想冲突的构想阶段的具象化。丁树则与陆侃正因“金蟾”还是“金蝉”的写法大打出手,而后文我们通过喜鹊的叙述,她看到陆侃书上的批注而得知,很可能张季元和陆侃是认识的,而金蝉又与张季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金蝉这个看似笔误的写法就值得追究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和悲伤的残留物。”
自古以来蝉的含义就是多重的。一提到蝉,难免会想到秋天,而金色正与深秋中事物的颜色对应,提到秋蝉,“就会使人联想到悲哀、孤寂,联想到受迫害。”{2}此外,古代有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也隐喻着祸患的降临。《人面桃花》中凡是金蝉出现的地方都是重大的转折处,张季元眼看革命党人身份暴露而无奈将金蝉托付给秀米;韩六将金蝉交给秀米后消失,而后整个花家舍的头领们全部被灭;小东西死的时候身边也有个金蝉;直到最后小驴子拿着金蝉找秀米相认,连喜鹊都觉得它不吉利,脊背一阵阵发凉。这一切的事件都隐喻着乌托邦的失败、祸患丛生、结局悲凉。
“金蝉”也可解释为“今缠”,被缠住的秀米仿佛掉入混乱的麻绳中挣脱不得,固执地追求心中的桃花源而被外人当成疯子,她自己也不了解人民的现实要求,无论如何努力都是自己在独自前行,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这样的乌托邦的理想必然缺少大众基础从而导致不会实现。当然格非只是用秀米作为典型,历年来的桃花源式理想的建立都没有实现,金蝉作为乌托邦世界构建的信物,一出现便招惹祸患,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想的幻灭。
(二)革命目的的混乱
格非将革命者的心理做了深层次的剖析,这也是对以往描写革命者完全正面的形象的一个补充,将人性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格非关注到了人们的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构建乌托邦世界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丁树则眼中:“虽然父亲满嘴是归隐哀世之叹,也曾模仿陶渊明到塘边篱畔采点野菊来泡茶,可他的心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扬州府的衙门。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说来说去,还是贪恋官场声色。你看他,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养个雪白粉嫩的妓女在家做甚?”张季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赤裸裸的性欲,秀米看了他死后的日记也不禁说道:“张季元啊张季元,你张口革命,闭口大同,满纸的忧世伤世,壮怀激烈,原来骨子里你也是一个大色鬼呀。呵呵。”一语道破有些革命党人借着革命的外衣而肆无忌惮地实现自己私欲的本质。而王观澄看似什么都不要,只想过安静平和的生活,但他的用心早已经被韩六看破,“虽说淡泊于名利,可他要赢得花家舍三百多号人的尊崇,他要花家舍的美名传播天下,在他死后仍然流芳千古,这是大执念。”不论是陆侃、张季元还是王观澄都有各自内心的私欲,这也是人性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格非用他们失败的事例提醒着我们保持清醒,分清理想与欲望:欲望的终点是奔向物质,理想的终点是直指灵魂。我们建立的乌托邦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定要建立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基础上,同时也要看清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
革命者们在建设乌托邦世界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却忽略了当时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建设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理想必然会失败。他们只是在行动上革命,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却并未在真正启迪民心上做努力,难怪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具有唯一性,真正的哲学家适合做统治者。
(三)历史偶然性因素与必然性因素
秀米的个人革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历史偶然史,一切看起来都像偶然发生的。偶遇张季元而产生了最原始的性欲,张季元死后偶然从日记中了解到整个世界的秘密。而文中显示出秀米过早地看清了社会的一切反倒觉得没什么趣味了,用秀米的早熟与乌托邦建设实践的不成熟构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当一切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地看破一切并去努力是必然会失败的,因为历史也是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的。秀米偶然被劫持到花家舍,这里改变了秀米的整个人生观,也是她决定实践乌托邦理想的有力来源,而花家舍也深受秀米影响,因她的到来而遭受灭顶之灾,仿佛灭了一个花家舍,只为了清醒一个陆秀米。从此,秀米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最后连她都觉得自己是父亲陆侃、张季元、王观澄的替身。而在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普济,正如马克思一贯坚持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里是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以为这样一来,世上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我们不禁要问真的是世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是只是秀米认为烦恼没有了?显然秀米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