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野草在歌唱》是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丽是“暗夜的独行者”，在经历了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后，不堪忍受闲言碎语，她又走向了失败的婚姻生活。面对着懦弱无能的丈夫，黑人仆人的暧昧言行，她困囿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深深的焦虑中惶惶度日。这特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玛丽的悲剧染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玛丽终于勇敢地正视自己内心的情感需求，选择走向死亡，却恰恰是其通往黎明的选择，正像野草生生不息，绵延希望。
关键词：玛丽；焦虑；神经症人格；防御策略
作者简介：刘立爽，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類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3
前言：
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当代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入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转变，被誉为20世纪少数拥有接触心灵的西方小说家。莱辛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于2007年成为第十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该书自1950年一经出版就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小说以倒叙的手法从非洲农场主妻子玛丽被其黑人男仆杀害展开，给读者详尽展现了玛丽悲剧的一生。在故事的行进中，20世纪中期英国殖民统治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也在缓缓揭露。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为精神分析提供了新的方向，其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释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种种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就是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她常常处于无意识的焦虑中，不会运用正确的人际关系策略与他人相处，最后防御策略失败，走上了自我异化的道路。她就像“暗夜的独行者”，在微光中踽踽前行.霍妮谈及，当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在真实的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才能改变自身的状态。小说的最后，玛丽终于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内心，选择死亡，但这恰恰是走向希望的坦途，那是通往黎明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霍妮的理论，从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两方面入手，探析玛丽焦虑的产生，以及其无意识地应用错误的防御策略，最终直面真我的过程。
一.玛丽焦虑的探析
（一）个人环境。玛丽的童年生活于她而言是困苦的噩梦，并在其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玛丽一家居住在落后闭塞的乡镇，她有一对感情冷漠的父母。父亲终日饮酒，而母亲恼恨起来，就跑去父亲喝酒的小店抱怨家用入不敷出，只不过为了闹一场，出出气，“被荒唐的酒客同情她才得意.”母亲常常对父亲冷漠以对，她对父亲“侮辱性的嘲笑”是要保留到朋友来家里喝茶时才发泄出来。玛丽从小被母亲视作心腹，在母亲终日的唠叨抱怨下，玛丽也渐渐开始憎恨父亲。霍妮认为，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温暖的氛围”，而家庭是儿童得到这种氛围最重要，最基本的环境。但是，父母由于自身的原因无法使孩子体验到安全感，不良的抚养方式使儿童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儿童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其在内心产生一种排斥父母的力量；但又因其弱小，渴望得到父母的保护与关爱，这就是儿童内心的基本冲突，而冲突得不到解决必然产生焦虑。玛丽的家庭环境导致她得不到基本满足感与安全感，父母的状况让她对男性与婚姻产生了本能的抗拒，这为她今后走向失败的婚姻埋下了伏笔。而从父母那继承来的仇视黑人的教育，也在其今后的人生中不断困扰着她。
当玛丽终于走进寄宿学校，远离家庭，走入社会后，她确实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尤其在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后，但这样的状况也仅仅维持到30岁，她依然维持着少女的梳妆打扮，“玛丽喜欢别人的孩子，但是一想到自己生孩子，就心惊胆战。看到人家结婚，她就觉得伤感，可是她又很讨厌男女关系……有时候她的确感到不安，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当玛丽偷听到朋友谈论自己时，心底隐隐的不安终于泛滥，她开始变得沉闷，懒散甚至有些精神失常。她迫不及待地希望找到个男朋友结婚，摆脱现在的窘状，但内心深处地排斥又不时折磨着她，仓皇间她选择了迪克，一个亟需家庭温暖又懦弱无能的农场主。但婚后的农场生活，非但没有减轻玛丽内心的焦虑，反倒加剧了其内心的冲突。玛丽选择远离朋友的风言风语来到农场生活，貌似暂时寻求到了解脱，但简陋闷热的居住环境，金钱的拮据，以及要与黑仆人打交道让玛丽走进了更深的焦虑的漩涡。
（二）社会环境。故事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南部非洲的罗得西亚，当时南非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可以预见在南非南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种族隔离是必然事件。这里不仅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焰火，白人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对玛丽而言，带着思乡情调说出的“祖国”，指的就是英格兰，尽管她的双亲都是南非人，也从未曾到英格兰去过。由此可见，玛丽在这个社会，是缺少归属感的。她心心念念的祖国是英格兰，但是她甚至连它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她又讨厌自己的成长环境及婚后的居住环境，这种缺失的归属感也在无行中加剧了她的焦虑。而与黑人奴仆摩西之间的感情羁绊，更是让她在社会道德的衡量标准下惶惶不安。“白人文明”绝不允许白人，尤其是白种女人与黑人发生任何关系。而玛丽自小接受的教育也从不把黑人当作“人”看。但在与摩西的接触中，她不断被其吸引，对黑人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与她所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相悖。玛丽一面希望自己远离摩西的吸引，一面又不可控制的走向摩西，在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她恐惧着，焦虑着，甚至最后走向了自我异化的过程。玛丽把自己关在铁皮屋内，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她不用理会外人的目光，把自己抽离出去，混混噩噩，精神衰竭，在焦虑的折磨下病态的生活着。 二.玛丽的防御策略
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把人际关系策略分为三类：亲近人，对抗人以及回避人。这三种态度应该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但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因此，在实际情境中，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强调其中一种人际关系策略使其成为主导倾向，而这恰恰并不能减轻内心的冲突，甚至会加重焦虑。玛丽在不同的阶段，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策略占据主导地位，不能灵活的运用人际关系策略，终究摆脱不掉焦虑的困扰.
（一）亲近人
十六岁时，玛丽离开了学校，在城里的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她开始了如鱼得水的生活。这里没有冷漠头疼的吵闹，她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也结交上了朋友，她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好而又互不干涉的氛围。在城里生活的這段日子，玛丽主要采用了亲近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屈从型人格特点，即对亲近的渴求，对归属的渴求。以亲近人为主导倾向的人表现为善良，谦恭，有爱心，竭力避免不合等有冲突的人际关系。他们强烈依赖他人，特别需要感情和认同，尤其是来自伙伴的。玛丽薪金可观，如果想居住公寓房子，也完全可以，但是她却住在女子俱乐部里--为收入较差的女子创办的。她喜欢居住在这里，这能使她回想起学校的生活，她也喜欢这一群群姑娘。在女子公寓里，玛丽是有些威信的，总有朋友待在她的房间等着和她聊会天，大家也都向她倾诉烦恼。玛丽从不会做出大惊小怪的样子，也从不责备人家，不搬弄是非。玛丽的种种表现，皆透露了其此时屈从型的人格特点，她在渴求温暖，渴求陪伴。
（二）对抗人
匆促间结识迪克并与之结婚后，玛丽对迪克一直采取对抗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攻击型人格特点。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的能力充分相信，并用别人的爱慕忠诚来确认对自我的评估，把高标准强加于他人，让别人尤其是伙伴来遵守，并在此基础上藐视他人。面对迪克，玛丽始终保持着优越感，在婚姻关系中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看到迪克在其面前步步退让，她的内心是满足的。
玛丽刚到农场时，不得不与黑仆人萨姆森打交道，第一次与黑人相处，玛丽不安又无错。在不停地挑错中，她解雇了与迪克朝夕相伴良久的老仆人，这是迪克第一次妥协。面对迪克，玛丽始终怀有一种优越感，她一面鄙视着迪克的懦弱无能，一面又享受着迪克在她面前的卑躬屈膝，看见迪克痛苦懊悔，玛丽是开心的。“如果她再向迪克要求一次，向他说明天花板对她是多么重要，也许他就会软下心来去筹钱吧？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随随便便去要求，使他脸上显出那种沉闷痛苦的神情。现在她已经看惯了那种脸色。不过真正讲起来，她内心里倒是很喜欢那种脸色，倒是很喜欢，非常地喜欢。每当他亲切地握着她的手，柔顺地吻一下，恳求地问她‘亲爱的，我把你弄到这来，你恨我吗？’这时候，她总是回答道‘不，亲爱的，我并不恨你。’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能够原谅他，对他表示一点情意。”当玛丽希望给铁皮屋的屋顶安上天花板时，她在自己的心理刻画了迪克的反应，可见迪克常常以这种状态面对玛丽。迪克是一个贫穷的农场主，终日忙碌于田地，却仍然不能盈利。他的内心渴望有个家，有妻儿，渴望家的温暖，但是由于自身的状况，他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这时，玛丽的出现暂时让他找到了依托。玛丽是城里的有稳定工作的时髦女郎，但是却跟他结了婚，回到农场生活，自然而然，在这段关系中玛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在与迪克的相处中，玛丽充分展现了她攻击型的人格特点，以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她更愿意幕后使权，正如文中描述的，玛丽甚至幻想着自己就是“蜂后”，让迪克身先士卒，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
（三）回避人
在农场生活的日子里，玛丽把自己龟缩在小小的铁皮屋内，采取回避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孤独型人格特点，即压制内心的渴望避免被环境所左右，不仅逃避他人，也在逃避自己。这种类型的人，压抑否认自己的感情和冲突达到无视冲突的目的。
玛丽夫妇是“落落寡合”的，在当地的舞会，宴会或是运动会上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玛丽夫妇从未曾理会南非社会的首要准则“社团精神”，他们在这个社会似乎是遗世独立的。对于玛丽而言，农场的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的。这里闷热，处处可见不知名的草木与虫子，灌木像是能把人淹没，她的内心是恐惧不安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玛丽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疏远他人，过起了隔离性的生活。玛丽原是从城里的风言风语逃脱出来的，她不希望自己是别人所言的样子，但农场的生活却打破了她的美好期望。这里破旧困苦，是她难以忍受的，她更加不希望别人窥探到她如今的不堪。斯莱特夫人怀着真切地心情想与玛丽交朋友，看到玛丽把面粉袋染色做了窗帘，她由衷地夸赞玛丽把房间布置的很美。但玛丽心里却气愤得要命，表情也很僵硬，她觉得斯莱特夫人在以锐利地眼光评判这个不起眼的屋子。在之后的交往中，即使斯莱特夫人表达友好的关心，邀请玛丽参加聚会，融入团体，玛丽却也会以公式化的书信回绝。她把自己超然于这个社会，采用回避人的态度，疏远他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渴望友情与关爱的，在疏远他人的同时也在疏远自己。
三.玛丽的自我救赎
玛丽把自己封闭在小小的铁皮屋里，在与他人异化，甚至自我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的内心时刻处于焦虑不安中，一方面抗拒与黑人佣人摩西的接触，一方面又深受摩西的吸引。玛丽挣扎在社会准则的边缘，最后选择走向摩西。她完全不再理会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精神意志抽离，假使这个铁皮屋里的世界是和谐无争的。直到托尼无意间撞破了她与摩西的暧昧，玛丽猛然惊醒，她哭喊着让摩西离开，却在他离开后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求。她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原想依靠托尼的拯救，但最终选择了让自己死在摩西的刀下。当玛丽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冲突时，她的焦虑也就无所遁形，尽管解脱的代价是死亡，但玛丽把无尽的希望留下了，种族平等的愿望在时代变迁的呼声中越来越高！
结论：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霍妮指出“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就不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野草在歌唱》中主人公玛丽就深受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影响，在焦虑不安中惶惶度日，表现了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她就像“暗夜的独行者”，直到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真正情感需求，才走向黎明。尽管以生命为代价，但希望永存。
参考文献：
[1]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卡伦·霍妮：精神分析新法[M].雷春林，译.上海义艺出版社，1999.
[3]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M].工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4]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玛丽；焦虑；神经症人格；防御策略
作者简介：刘立爽，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類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3
前言：
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当代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入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转变，被誉为20世纪少数拥有接触心灵的西方小说家。莱辛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于2007年成为第十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该书自1950年一经出版就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小说以倒叙的手法从非洲农场主妻子玛丽被其黑人男仆杀害展开，给读者详尽展现了玛丽悲剧的一生。在故事的行进中，20世纪中期英国殖民统治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也在缓缓揭露。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为精神分析提供了新的方向，其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释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种种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就是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她常常处于无意识的焦虑中，不会运用正确的人际关系策略与他人相处，最后防御策略失败，走上了自我异化的道路。她就像“暗夜的独行者”，在微光中踽踽前行.霍妮谈及，当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在真实的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才能改变自身的状态。小说的最后，玛丽终于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内心，选择死亡，但这恰恰是走向希望的坦途，那是通往黎明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霍妮的理论，从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两方面入手，探析玛丽焦虑的产生，以及其无意识地应用错误的防御策略，最终直面真我的过程。
一.玛丽焦虑的探析
（一）个人环境。玛丽的童年生活于她而言是困苦的噩梦，并在其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玛丽一家居住在落后闭塞的乡镇，她有一对感情冷漠的父母。父亲终日饮酒，而母亲恼恨起来，就跑去父亲喝酒的小店抱怨家用入不敷出，只不过为了闹一场，出出气，“被荒唐的酒客同情她才得意.”母亲常常对父亲冷漠以对，她对父亲“侮辱性的嘲笑”是要保留到朋友来家里喝茶时才发泄出来。玛丽从小被母亲视作心腹，在母亲终日的唠叨抱怨下，玛丽也渐渐开始憎恨父亲。霍妮认为，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温暖的氛围”，而家庭是儿童得到这种氛围最重要，最基本的环境。但是，父母由于自身的原因无法使孩子体验到安全感，不良的抚养方式使儿童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儿童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其在内心产生一种排斥父母的力量；但又因其弱小，渴望得到父母的保护与关爱，这就是儿童内心的基本冲突，而冲突得不到解决必然产生焦虑。玛丽的家庭环境导致她得不到基本满足感与安全感，父母的状况让她对男性与婚姻产生了本能的抗拒，这为她今后走向失败的婚姻埋下了伏笔。而从父母那继承来的仇视黑人的教育，也在其今后的人生中不断困扰着她。
当玛丽终于走进寄宿学校，远离家庭，走入社会后，她确实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尤其在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后，但这样的状况也仅仅维持到30岁，她依然维持着少女的梳妆打扮，“玛丽喜欢别人的孩子，但是一想到自己生孩子，就心惊胆战。看到人家结婚，她就觉得伤感，可是她又很讨厌男女关系……有时候她的确感到不安，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当玛丽偷听到朋友谈论自己时，心底隐隐的不安终于泛滥，她开始变得沉闷，懒散甚至有些精神失常。她迫不及待地希望找到个男朋友结婚，摆脱现在的窘状，但内心深处地排斥又不时折磨着她，仓皇间她选择了迪克，一个亟需家庭温暖又懦弱无能的农场主。但婚后的农场生活，非但没有减轻玛丽内心的焦虑，反倒加剧了其内心的冲突。玛丽选择远离朋友的风言风语来到农场生活，貌似暂时寻求到了解脱，但简陋闷热的居住环境，金钱的拮据，以及要与黑仆人打交道让玛丽走进了更深的焦虑的漩涡。
（二）社会环境。故事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南部非洲的罗得西亚，当时南非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可以预见在南非南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种族隔离是必然事件。这里不仅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焰火，白人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对玛丽而言，带着思乡情调说出的“祖国”，指的就是英格兰，尽管她的双亲都是南非人，也从未曾到英格兰去过。由此可见，玛丽在这个社会，是缺少归属感的。她心心念念的祖国是英格兰，但是她甚至连它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她又讨厌自己的成长环境及婚后的居住环境，这种缺失的归属感也在无行中加剧了她的焦虑。而与黑人奴仆摩西之间的感情羁绊，更是让她在社会道德的衡量标准下惶惶不安。“白人文明”绝不允许白人，尤其是白种女人与黑人发生任何关系。而玛丽自小接受的教育也从不把黑人当作“人”看。但在与摩西的接触中，她不断被其吸引，对黑人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与她所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相悖。玛丽一面希望自己远离摩西的吸引，一面又不可控制的走向摩西，在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她恐惧着，焦虑着，甚至最后走向了自我异化的过程。玛丽把自己关在铁皮屋内，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她不用理会外人的目光，把自己抽离出去，混混噩噩，精神衰竭，在焦虑的折磨下病态的生活着。 二.玛丽的防御策略
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把人际关系策略分为三类：亲近人，对抗人以及回避人。这三种态度应该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但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因此，在实际情境中，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强调其中一种人际关系策略使其成为主导倾向，而这恰恰并不能减轻内心的冲突，甚至会加重焦虑。玛丽在不同的阶段，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策略占据主导地位，不能灵活的运用人际关系策略，终究摆脱不掉焦虑的困扰.
（一）亲近人
十六岁时，玛丽离开了学校，在城里的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她开始了如鱼得水的生活。这里没有冷漠头疼的吵闹，她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也结交上了朋友，她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好而又互不干涉的氛围。在城里生活的這段日子，玛丽主要采用了亲近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屈从型人格特点，即对亲近的渴求，对归属的渴求。以亲近人为主导倾向的人表现为善良，谦恭，有爱心，竭力避免不合等有冲突的人际关系。他们强烈依赖他人，特别需要感情和认同，尤其是来自伙伴的。玛丽薪金可观，如果想居住公寓房子，也完全可以，但是她却住在女子俱乐部里--为收入较差的女子创办的。她喜欢居住在这里，这能使她回想起学校的生活，她也喜欢这一群群姑娘。在女子公寓里，玛丽是有些威信的，总有朋友待在她的房间等着和她聊会天，大家也都向她倾诉烦恼。玛丽从不会做出大惊小怪的样子，也从不责备人家，不搬弄是非。玛丽的种种表现，皆透露了其此时屈从型的人格特点，她在渴求温暖，渴求陪伴。
（二）对抗人
匆促间结识迪克并与之结婚后，玛丽对迪克一直采取对抗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攻击型人格特点。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的能力充分相信，并用别人的爱慕忠诚来确认对自我的评估，把高标准强加于他人，让别人尤其是伙伴来遵守，并在此基础上藐视他人。面对迪克，玛丽始终保持着优越感，在婚姻关系中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看到迪克在其面前步步退让，她的内心是满足的。
玛丽刚到农场时，不得不与黑仆人萨姆森打交道，第一次与黑人相处，玛丽不安又无错。在不停地挑错中，她解雇了与迪克朝夕相伴良久的老仆人，这是迪克第一次妥协。面对迪克，玛丽始终怀有一种优越感，她一面鄙视着迪克的懦弱无能，一面又享受着迪克在她面前的卑躬屈膝，看见迪克痛苦懊悔，玛丽是开心的。“如果她再向迪克要求一次，向他说明天花板对她是多么重要，也许他就会软下心来去筹钱吧？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随随便便去要求，使他脸上显出那种沉闷痛苦的神情。现在她已经看惯了那种脸色。不过真正讲起来，她内心里倒是很喜欢那种脸色，倒是很喜欢，非常地喜欢。每当他亲切地握着她的手，柔顺地吻一下，恳求地问她‘亲爱的，我把你弄到这来，你恨我吗？’这时候，她总是回答道‘不，亲爱的，我并不恨你。’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能够原谅他，对他表示一点情意。”当玛丽希望给铁皮屋的屋顶安上天花板时，她在自己的心理刻画了迪克的反应，可见迪克常常以这种状态面对玛丽。迪克是一个贫穷的农场主，终日忙碌于田地，却仍然不能盈利。他的内心渴望有个家，有妻儿，渴望家的温暖，但是由于自身的状况，他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这时，玛丽的出现暂时让他找到了依托。玛丽是城里的有稳定工作的时髦女郎，但是却跟他结了婚，回到农场生活，自然而然，在这段关系中玛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在与迪克的相处中，玛丽充分展现了她攻击型的人格特点，以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她更愿意幕后使权，正如文中描述的，玛丽甚至幻想着自己就是“蜂后”，让迪克身先士卒，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
（三）回避人
在农场生活的日子里，玛丽把自己龟缩在小小的铁皮屋内，采取回避人的人际关系策略，表现为孤独型人格特点，即压制内心的渴望避免被环境所左右，不仅逃避他人，也在逃避自己。这种类型的人，压抑否认自己的感情和冲突达到无视冲突的目的。
玛丽夫妇是“落落寡合”的，在当地的舞会，宴会或是运动会上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玛丽夫妇从未曾理会南非社会的首要准则“社团精神”，他们在这个社会似乎是遗世独立的。对于玛丽而言，农场的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的。这里闷热，处处可见不知名的草木与虫子，灌木像是能把人淹没，她的内心是恐惧不安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玛丽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疏远他人，过起了隔离性的生活。玛丽原是从城里的风言风语逃脱出来的，她不希望自己是别人所言的样子，但农场的生活却打破了她的美好期望。这里破旧困苦，是她难以忍受的，她更加不希望别人窥探到她如今的不堪。斯莱特夫人怀着真切地心情想与玛丽交朋友，看到玛丽把面粉袋染色做了窗帘，她由衷地夸赞玛丽把房间布置的很美。但玛丽心里却气愤得要命，表情也很僵硬，她觉得斯莱特夫人在以锐利地眼光评判这个不起眼的屋子。在之后的交往中，即使斯莱特夫人表达友好的关心，邀请玛丽参加聚会，融入团体，玛丽却也会以公式化的书信回绝。她把自己超然于这个社会，采用回避人的态度，疏远他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渴望友情与关爱的，在疏远他人的同时也在疏远自己。
三.玛丽的自我救赎
玛丽把自己封闭在小小的铁皮屋里，在与他人异化，甚至自我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的内心时刻处于焦虑不安中，一方面抗拒与黑人佣人摩西的接触，一方面又深受摩西的吸引。玛丽挣扎在社会准则的边缘，最后选择走向摩西。她完全不再理会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精神意志抽离，假使这个铁皮屋里的世界是和谐无争的。直到托尼无意间撞破了她与摩西的暧昧，玛丽猛然惊醒，她哭喊着让摩西离开，却在他离开后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求。她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原想依靠托尼的拯救，但最终选择了让自己死在摩西的刀下。当玛丽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冲突时，她的焦虑也就无所遁形，尽管解脱的代价是死亡，但玛丽把无尽的希望留下了，种族平等的愿望在时代变迁的呼声中越来越高！
结论：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霍妮指出“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就不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野草在歌唱》中主人公玛丽就深受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影响，在焦虑不安中惶惶度日，表现了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她就像“暗夜的独行者”，直到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真正情感需求，才走向黎明。尽管以生命为代价，但希望永存。
参考文献：
[1]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卡伦·霍妮：精神分析新法[M].雷春林，译.上海义艺出版社，1999.
[3]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M].工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4]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