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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针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形象，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权威阐释。在新形势下，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任务，对外传播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重要使命，必须在传播宗旨、对象和内容上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
一、在对外传播宗旨上，破除对西方过分“求同”的误区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①
诚如老前辈所言，在对外宣传方面，如果一味地与西方“求同”，中国不只将失去吸引力，更严重的是将“失去自我”。一些中国人乐于将“越来越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世界，却并未引来预期中的赞美甚或尊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人甚至发出疑问：当年我们工业化了，今天你们也工业化了；那么，当年我们对外扩张了，今天你们也将对外扩张吗？
回首历史，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走上“盲目模仿西方”的歧路，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鲜明特色，然而，以此观之，中国的对外形象传播却似乎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建构中国形象时，如果永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模仿和求同，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事实上，作为文明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这正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形象基点。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整体的“天下”之内，“苍生”并无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人类所知的整个共同体，也即“天下一体”。
冷战结束后，由于深受美国国际关系学说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甚至外交辞令的常见用语。在与西方求同的某种风潮下，西方人所熟知的“关心一己之利”的“利益观”渐成显学。然而，以西方人的话语模式树立中国的形象，终究存在新的误区，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所言：
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间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②
正是为了区别于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中心主义”陷阱，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为西方传统大国所陌生、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的世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成果的世界，才是值得全人类所共同憧憬的美好明天。我们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从根本上区隔于历史上的西方列强，有别于依恃军事扩张、维持货币霸权的传统大国之路。
二、在对外传播对象上，实行从美欧日向亚非拉的转移
近年来，一些国人同胞对来自西方的评论投注了过分的热情，甚至将其发表的任何言论奉若圭臬；在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似乎只有得到CNN、BBC的关注或报道，才算得上是真正“国际化”；而美欧日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客观而言，近代以来，拜西方引领的工业革命所赐，科学的确进步了，物质的确丰富了；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现代化”的标准模式。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往西方式的“现代性”，反倒加诸了某种阻碍其现代化发展的“反现代性”。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以支配和剥夺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或霸权倾向，若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就必须绕过其所引领的起源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既不普惠、也不持续的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盲目听信并误入上述歧路，至今却依旧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踞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的。④
回首新中国初创之时，面对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密约，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赶走了两大霸权，并牢牢占据了大国退场后的权力真空。正是依靠“离经叛道”的自主理念，如今，中国已建成了免于仰他人鼻息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二战”后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
综观世界局势，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它们既没有足够的工业设施以吸纳就业，也无法通过增发货币而转嫁危机。近年来，某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40%，上千万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个别中东国家甚至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
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造落后的工业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再成为他国发展的附庸。然而，或许是受困于当前的财政危机，对于帮助穷国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中国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央领导人近期的一系列出访成果表明，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输出工业品；那么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则将向着输出工业化转型。对外传播，也须围绕这一总体战略——这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一次契机，也将是中国树立自身形象的一次契机。
未来，配合对外开放从美欧日向亚非拉转移的大战略，我们必须更多地在广阔的亚非拉世界中找寻自己的国际声名。诚如段连城老前辈的谆谆教诲：
在困难的时刻，是谁站在我们一边？是第三世界。……是那些“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我们用十倍力气去说服美国人，也说不服。你只用一分力去跟第三世界做宣传，就有效果。第三世界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如果放着不管，而只愿到那“高寒地带”美国去耕耘，那不合算。不去耕不对，但是要有思想准备，你得很吃力地耕。你到非洲去，我看只要耕耘，必有收获。⑤
三、在对外传播内容上，勇于在核心“高”政治领域发出声音
2009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美国，笔者作为政策研究人员随团访问。访问期间，有关部门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中国文物展览，一位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知名教授前来参观时，对一件唐代陶器赞不绝口，当中方人员对他的赞赏表示感谢时，他却说出了令人意外的评论：“我并不喜欢中国，我只是喜欢唐代文化。”
从对外传播的内容上看，过去一个时期，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引导下，“低”政治领域的“文化”成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文化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很浓，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能够展示中国与世界的共通点。然而，在新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不能只在文化层面浅尝辄止，要勇于在核心“高”政治领域发出声音，重视展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和外交伦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积极追寻自身的工业化，却始终没有忘记为全世界穷苦人民争取尊严、寻找出路的责任。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在外交言行中时刻散发着大国风范，在针对国际问题的表态和评论中，必定包含着亚非拉及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勇于表达自身鲜明的政治和外交伦理。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能够触碰核心问题的对外话语体系，很多时候“理不屈而词穷”。未来，对外传播只有深入核心，才可能引导国际舆论找到认知当代中国的关键入口。否则，如果隔靴搔痒、避重就轻，对外传播工作势难获得质的突破。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从战略高度明晰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独特内涵：
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⑥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构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形象基础，实际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一个久被忽视的原则——与传统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形象必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挖掘这些鲜明特色的深刻内涵，也即是下阶段对外传播工作的首要任务。
当前，综合中联部等外事部门的了解和调查，在一些涉及中国政治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国际舆论领袖大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关注点。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
1、中国式民主是否存在？与西方式民主相比，有何特点？
2、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何在？
3、单一政党主导下的政治制度能自我完善吗？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5、中国发展经济的目标和手段与西方有什么不同？
6、中国是如何实现最高领导人更替的？
7、中国是如何选拔和考核干部的？
8、中国高层是如何决策重大事项的？
9、中国如何保障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和谐？
10、中国要推动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上述一系列问题直指核心，非但不是不可触碰的模糊地带，反而是中国作为“二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远非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中突破限制、实现独立、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总结并解释好这些问题，我对外话语的传播力和接受度就一定会显著提升，有望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
「注释」
①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69 页。
②石之瑜：《邻邦──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真实挑战》，《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冬季号。
③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4年6月28日。
④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XII页。
⑤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6页。
⑥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网，2013年12月31日。
一、在对外传播宗旨上，破除对西方过分“求同”的误区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①
诚如老前辈所言，在对外宣传方面，如果一味地与西方“求同”，中国不只将失去吸引力，更严重的是将“失去自我”。一些中国人乐于将“越来越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世界，却并未引来预期中的赞美甚或尊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人甚至发出疑问：当年我们工业化了，今天你们也工业化了；那么，当年我们对外扩张了，今天你们也将对外扩张吗？
回首历史，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走上“盲目模仿西方”的歧路，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鲜明特色，然而，以此观之，中国的对外形象传播却似乎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建构中国形象时，如果永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模仿和求同，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事实上，作为文明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这正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形象基点。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整体的“天下”之内，“苍生”并无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人类所知的整个共同体，也即“天下一体”。
冷战结束后，由于深受美国国际关系学说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甚至外交辞令的常见用语。在与西方求同的某种风潮下，西方人所熟知的“关心一己之利”的“利益观”渐成显学。然而，以西方人的话语模式树立中国的形象，终究存在新的误区，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所言：
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间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②
正是为了区别于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中心主义”陷阱，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为西方传统大国所陌生、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的世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成果的世界，才是值得全人类所共同憧憬的美好明天。我们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从根本上区隔于历史上的西方列强，有别于依恃军事扩张、维持货币霸权的传统大国之路。
二、在对外传播对象上，实行从美欧日向亚非拉的转移
近年来，一些国人同胞对来自西方的评论投注了过分的热情，甚至将其发表的任何言论奉若圭臬；在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似乎只有得到CNN、BBC的关注或报道，才算得上是真正“国际化”；而美欧日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客观而言，近代以来，拜西方引领的工业革命所赐，科学的确进步了，物质的确丰富了；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现代化”的标准模式。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往西方式的“现代性”，反倒加诸了某种阻碍其现代化发展的“反现代性”。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以支配和剥夺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或霸权倾向，若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就必须绕过其所引领的起源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既不普惠、也不持续的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盲目听信并误入上述歧路，至今却依旧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踞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的。④
回首新中国初创之时，面对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密约，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赶走了两大霸权，并牢牢占据了大国退场后的权力真空。正是依靠“离经叛道”的自主理念，如今，中国已建成了免于仰他人鼻息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二战”后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
综观世界局势，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它们既没有足够的工业设施以吸纳就业，也无法通过增发货币而转嫁危机。近年来，某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40%，上千万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个别中东国家甚至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
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造落后的工业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再成为他国发展的附庸。然而，或许是受困于当前的财政危机，对于帮助穷国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中国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央领导人近期的一系列出访成果表明，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输出工业品；那么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则将向着输出工业化转型。对外传播，也须围绕这一总体战略——这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一次契机，也将是中国树立自身形象的一次契机。
未来，配合对外开放从美欧日向亚非拉转移的大战略，我们必须更多地在广阔的亚非拉世界中找寻自己的国际声名。诚如段连城老前辈的谆谆教诲：
在困难的时刻，是谁站在我们一边？是第三世界。……是那些“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我们用十倍力气去说服美国人，也说不服。你只用一分力去跟第三世界做宣传，就有效果。第三世界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如果放着不管，而只愿到那“高寒地带”美国去耕耘，那不合算。不去耕不对，但是要有思想准备，你得很吃力地耕。你到非洲去，我看只要耕耘，必有收获。⑤
三、在对外传播内容上，勇于在核心“高”政治领域发出声音
2009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美国，笔者作为政策研究人员随团访问。访问期间，有关部门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中国文物展览，一位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知名教授前来参观时，对一件唐代陶器赞不绝口，当中方人员对他的赞赏表示感谢时，他却说出了令人意外的评论：“我并不喜欢中国，我只是喜欢唐代文化。”
从对外传播的内容上看，过去一个时期，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引导下，“低”政治领域的“文化”成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文化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很浓，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能够展示中国与世界的共通点。然而，在新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不能只在文化层面浅尝辄止，要勇于在核心“高”政治领域发出声音，重视展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和外交伦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积极追寻自身的工业化，却始终没有忘记为全世界穷苦人民争取尊严、寻找出路的责任。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在外交言行中时刻散发着大国风范，在针对国际问题的表态和评论中，必定包含着亚非拉及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勇于表达自身鲜明的政治和外交伦理。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能够触碰核心问题的对外话语体系，很多时候“理不屈而词穷”。未来，对外传播只有深入核心，才可能引导国际舆论找到认知当代中国的关键入口。否则，如果隔靴搔痒、避重就轻，对外传播工作势难获得质的突破。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从战略高度明晰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独特内涵：
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⑥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构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形象基础，实际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一个久被忽视的原则——与传统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形象必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挖掘这些鲜明特色的深刻内涵，也即是下阶段对外传播工作的首要任务。
当前，综合中联部等外事部门的了解和调查，在一些涉及中国政治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国际舆论领袖大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关注点。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
1、中国式民主是否存在？与西方式民主相比，有何特点？
2、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何在？
3、单一政党主导下的政治制度能自我完善吗？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5、中国发展经济的目标和手段与西方有什么不同？
6、中国是如何实现最高领导人更替的？
7、中国是如何选拔和考核干部的？
8、中国高层是如何决策重大事项的？
9、中国如何保障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和谐？
10、中国要推动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上述一系列问题直指核心，非但不是不可触碰的模糊地带，反而是中国作为“二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远非公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中突破限制、实现独立、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总结并解释好这些问题，我对外话语的传播力和接受度就一定会显著提升，有望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
「注释」
①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69 页。
②石之瑜：《邻邦──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真实挑战》，《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冬季号。
③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4年6月28日。
④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XII页。
⑤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6页。
⑥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网，201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