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报业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新闻自由”的国家,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新闻并非处处体现真实,其中受国家利益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偏颇,甚至假新闻也并非鲜见。
　　
　　新闻跟着白宫的战略转
　　
　　美国媒体的报道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不全面,是业内人士普遍的看法,尤其在国际报道方面更是如此,报道往往因政治而扭曲。例如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报道体现的就很典型。
　　检索1998年7月至2000年7月两年间《纽约时报》关于西藏的报道,在为数43篇的新闻报道中压倒多数的是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出现了132次引言,其中达赖本人11次,“流亡政府”官员及“藏独”组织成员22次,亲台分子2次,海内外普通藏人41次,中国政府官员(包括新华社)13次,海外普通汉人4次,美国政府官员4次,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13次,普通西方人12次……
　　从分析以上引言的数量可以发现,来自达赖集团的声言远远多于中国政府的声音,引用普通藏人的话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中国国内普通汉人的引言一次都没有。
　　美国媒体对他国的报道特别侧重负面新闻,也模糊了美国公众对他国客观、全面的认识。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美国国际报道最集中于七个方面的消息:总统或部长的出访;直接影响美国的事件,如开战、石油禁运;集权国家或前集权国家的政治、军事问题,共产党或法西斯背景较强国家的选举;政治冲突、政变、革命、暴力示威;严重灾难、灾害;独裁者,尤其涉及其对不同政见者的处理。
　　美国媒体关于外国的报道强调暴力、冲突、灾难、及时和新颖,这种报道过分注重负面新闻,忽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通常缺乏联系性和深度,因此也就往往失去了客观和全面。
　　美国媒体在国际报道方面多是负面新闻,重要问题都由白宫定调,媒体跟着白宫的国际政治战略跑。
　　 美国媒体之所以跟着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跑,是因为美国政府有多种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媒体。“美国之音”这类的媒体由政府出资,财政拨款就是它最好的指挥棒。如果把美国政府看成是官方媒体的强制指挥者的话,那么它对主流商业媒体海外报道的影响和引导也在起着软性控制和指挥的作用。
　　在业界看来,美国政府影响媒体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重视日常的舆论引导。每天早晨,白宫的新闻秘书同白宫官员围绕前一天或当天的美国新闻进行讨论,内容包括希望新闻朝哪个方面发展,白宫的立场是什么等。得出统一意见后,通知政府新闻机构,向白宫新闻团谈观点,新闻团的记者则根据白宫的观点采取各自的立场去报道。为了引导舆论,白宫的新闻官几乎每天都要与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进行沟通,交流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看法,不知不觉中影响记者的思维和倾向。
　　第二,通过新闻源影响媒体。白宫掌握着新闻源,从而也就掌控了操纵媒体的主动权。白宫的新闻官员将新闻“透露”一下,便会摆布媒体蜂拥而上、争相报道,哪家媒体如果得到“独家新闻”,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引得众多媒体想尽办法围绕政府新闻官员转。
　　第三,通过参与制作节目和撰写文章影响舆论。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政府官员扮演出种种角色,如撰写文章,试探民众和国外的反应,或定期出现在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等,总之是采取各种办法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
　　
　　同业竞争导致假新闻产生
　　
　　2004年7月14日,中国陕西部分地区降暴雨,西安市部分街道受到水浸。次日,美联社发出的一张有关西安水灾的新闻照片显示,一些市民在街头淹至腰部的湍急洪水中,艰难地推着自行车或三轮车前行。但新华社当天拍摄的照片中,街头的水只淹至膝部以下,而且水流缓慢,人们可以轻松地推着自行车在街上前行。
　　一名芬兰的读者看到美联社这条图片报道后,认为其中有假,随后向美联社通报了情况。后经证实,该图片系经过了电脑处理。
　　16日,美联社通知各合作单位将此图片撤销,并对提供图片的摄影记者给予开除的处罚。
　　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应该如实地将新闻信息传播给读者。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他所写的新闻首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但是近年来,美国接连曝出媒体登载假新闻的丑闻。
　　在美国,媒体和其它商业企业、公司没什么两样,比如电台、电视网都以公司名义注册、经营和管理,报纸也以报业集团和公司形式为多。这些媒体最终目的是要赢利,靠新闻赚钱。新闻是它们的产品,读者是它们的消费者。新闻的竞争不仅要快,最好还是独家,于是个别记者为了人为提升新闻的价值,便开始了造假。
　　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是假新闻的丑闻曾引起世界新闻界的震憾。1981年,《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尼特·库克杜撰了一个8岁小孩吉米被其母亲的同居男友引诱吸毒上瘾受害的故事,并获得了久负盛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库克后来坦露,她一直在心里暗自祷告,希望这篇作品千万不要获奖,因为她知道树大招风。果然,这篇作品获奖后受到质疑,杜撰的事情败露,她被报社开除,并勒令退回奖品。
　　如果说单篇假新闻的影响是有限的话,那么媒体的整体倾向性出现了问题,那后果才是更可怕的。
　　伊拉克战争打响的前几天,《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沃特·匹克斯写了一篇文章,质疑布什政府有关萨达姆政权隐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文章当时差点被封杀,后来勉强在报纸的第17版发表。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华盛顿邮报》曾经发表了一些质疑政府发动伊战理由的报道,但这些报道很少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据统计,在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19日(伊战打响前一天)《华盛顿邮报》涉及伊战的220余篇头版文章里,至少有140多篇是态度鲜明地倾向布什政府的。
　　伊战后,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一个个成为了气泡。2004年8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悔过”的文章,详细披露了该报在伊战前筛选文章的内幕,对该报在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报道进行了反思。
　　《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说,反思起来,《华盛顿邮报》确实对反战的少数派重视不够。匹克斯的那篇文章现在看来非常有先见之明,但可惜没有被放到头版。“我们的新闻报道有些失衡。我们过多关注了政府在做什么、说什么,而对那些说‘打仗不是个好主意’和质疑政府为什么要挑起这场战争的人们,我们关注得远远不够。”
　　不仅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其它很多主流媒体在伊战报道方面都显现出了失衡性,《纽约时报》等媒体也对伊战前的有关报道进行了反思。2004年5月30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长篇“自省”文章,对伊战爆发前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做出检讨,承认该报“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偏听偏信”。
　　媒体的偏听偏信,其实也就是丧失公正,缺乏真实。
　　
　　媒体在大众中发生信任危机
　　
　　2004年4月,美国媒体再曝造假丑闻,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今日美国》总编辑尤金森和该报新闻部主编瑞特因该报记者杜撰新闻而引咎辞职。接连曝出造假丑闻,加之很多媒体避重就轻,靠炒作一些花边新闻吸引年轻受众,两只眼睛都盯在钱上,使本应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新闻逐渐被所谓的娱乐新闻吞并,不仅让媒体成为了美国公众心目中最不值得尊敬的行业,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名声也大受损害。
　　“美国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新闻工作者“越来越马马虎虎,缺少专业技能,缺乏道德准则,缺乏爱心,报道夹杂偏见且死不认错”。《波士顿环球报》知名国际新闻记者格伦·约翰逊说:“人们对记者的戒心日趋升高,被采访者担心自己的话被曲解,所以宁愿少说甚至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记者的名声已沦落到和律师一样糟糕的地步。”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份调查表明,10个美国人中有7个人信任媒体。同时的全国民意研究所报告说,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几乎与对其他重要美国机构的信任一样高。
　　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公众对其他机构的尊重基本上保持不变,但对媒体的尊重却急剧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现在53%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媒体的报道。美国律师协会2002年的调查发现,比律师行业更招致公众不信任的行业只有一个——媒体。
　　永不疲倦地挖丑闻,忽视社会责任,追求轰动效应,热衷自吹自擂,缺乏专业素养,狭隘、偏颇、懦弱……在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媒体的良好形象荡然无存。面对公信力的不断下降,以及有线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危机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