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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郁达夫一生朋友众多，但与20世纪前半叶颇具传奇色彩的“狂飙社”创立者之一的高长虹交集并不多。然而，高长虹却多次在其作品中对郁达夫出言不逊，甚至恶语相向。通过爬梳《高长虹全集》中有关郁达夫的数段描述，分析高长虹写给朋友的信件、公开发表的杂感以及评论文章，可以判断出，高长虹对之耿耿于怀的原因并不是非常严重的恩怨是非，而是他误听误信他人的流言蜚语而产生的误解和偏见，致使他对郁达夫由最初的感激和崇拜，最终走向愤激，成为路人。
关键词：高长虹；郁达夫；狂飙社；恩怨是非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6-0147-04
浪漫才子郁达夫一生经历坎坷，朋友众多。高长虹是20世纪前半叶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先后赴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留学，创立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狂飙社，鼎力协助过鲁迅编撰《莽原》月刊，出版过十多本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后来却沉寂在热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其经历令人唏嘘不已。高长虹平生与郁达夫的交集屈指可数，仅有一次“围炉坐谈”，一次淡淡的闲聊，另加两封通信，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小小瞬间。也许郁达夫早已忘却，但它却在高长虹心中划下一道深深的印痕，纠结了十余年，诉诸笔墨几十次，似乎没完没了。是什么样的恩怨是非，让高长虹耿耿于怀，难以放下？我们将《高长虹全集》中有关“郁达夫”的描述，爬梳一遍之后便一目了然，疑惑尽释。
一
《狂飙》到京，送出十几份，虽只得到郁达夫君一封回信，然而在我，已经觉得十分欣慰了。我对于郁君盼望我们继续努力的丰富的同情，要表示我最大的感激，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惭愧，我们太对郁君不住，我们太浪费他的盼望了。——《致籍雨农》
《致籍雨农》，是高长虹1924年11月7日晚11时写给籍雨农的信，原载1924年11月9日在北京出版的《狂飙》周刊第1期。籍雨农是狂飙社最初的六个成员之一。
1924年8月在山西太原宣告成立的狂飙社，以高长虹为核心，成员有高歌、高沐鸿、张稼夫、籍雨农、段复生，其宗旨“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 ①，发出怒吼之声的平台是《狂飙》月刊。据陈潄渝《鲁迅与狂飙社》一文考证，草创时期的《狂飙》为红色油印本，刊头题字由高沐鸿手书，“每期8页，仅出3期。编辑者署‘平民艺术团’，发行者署‘太原桥头街少年书社’” ②。狂飙社初成立时，大家对未来充满憧憬，多次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高长虹在《致籍雨农》信里，对当时的情景曾有生动描述：“我们坐在汾堤旁的树上，把衣服撂在地下，赤条条地迎受着那风的凉吻。我们应着宇宙的谐调，不自觉地唱着自由的歌子……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切地感到一种幻渺的甜蜜的壮美。”这种欢快和激动的情景，随着《狂飙》月刊悄无声息的自拉自唱，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心存高远、志向宏大的热血青年，要想在封建闭塞、落后愚昧的太原古城振臂一呼，云集万千民众，实在是一种幻想。正可谓是势单力薄，人微言轻，不足道哉！
狂飙社的横空出世，《狂飙》月刊的创办，对高长虹等人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太原沉寂的文艺界和涣散的思想战线，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更不用说产生积极影响了。用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潜声默影，初无表示。”同年的9月初，不甘寂寞、希冀有所作为的高长虹，携带《狂飙》去京城投石问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因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主将，对文学青年又特别关心，所以，高长虹到京后，便将《狂飙》送了他一份，企盼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对新生社团和无名刊物刚问世时的艰难和困惑，对文学青年初出道时遭遇的挫折，郁达夫感同身受，深有体会。因此，他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社”和《狂飙》月刊不为社会所理解深表同情，对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囚笼，大胆地追求光明和自由的勇气高度赞赏，并寄予了热烈的关注。看完《狂飙》，郁达夫迅即给高长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狂飙》无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胆略，极力推崇他们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
郁达夫的信，是高长虹送出十几份《狂飙》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信，令他十分感动，倍觉温暖，同时也增添了继续前行的信心和胆量。
正当高长虹沉浸在接到郁达夫信的喜悦中时，却突然传来《狂飙》将要停刊的消息，亢奋的情绪一下子从高峰跌到了谷底。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是不曾预料到的事，他禁不住地“哭了”。
高长虹给籍雨农写信的目的是告诉“同仁”们，《狂飙》在太原虽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在京城里却激起了微小的涟漪。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者，竟不惜笔墨赞赏《狂飙》，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鼓舞！因此，他希望“狂飙社”同仁“把闷人的，抑郁的情感往人类的，壮快的方面发展”，鼓励大家“苦斗呵，苦斗便是幸福”，并且相信：“在这个呼声之下，胜利终要归我们的！”
郁达夫君来信，说他很为我担心，为两个周刊作文，怕我劳动太过。郁君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几乎令我哭了出来。我尤为悲哀的，是这样的话不出之于日常同我相近的人，而出之于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假如他要知道了我两个周刊之外，还给《学汇》负着一点责任，还在筹办着《太平洋日报》，《社会服务月刊》，和我自己独办的月刊三种刊物时，他不知道又要为我怎么担心呢！达夫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假如他是个女子时，我便立刻会爱上了她。——《我的悲哀》
高长虹的杂感《我的悲哀》，原载1925年1月18日在北京出版的《狂飙》周刊第10期。据高长虹回忆，郁达夫共计给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就太原版的《狂飙》而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我的悲哀》中所说的“郁达夫君来信”，应该指的是第二封。郁达夫看到高长虹既为太原的《狂飙》月刊积极筹稿，又为北京将要出版的《狂飙》周刊四处奔波，八方求援，实在是太辛苦、太劳累了，终日不得半刻闲，怜悯之意、同情之心不期然地涌上心头，诉诸文字便是给高长虹的第二封信。其要义是为高长虹“担心”，怕他“劳动太过”，影响身体健康，规劝他道路漫漫，岁月悠悠，一切都不可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不逞一时之强，不争瞬间的高低。 对郁达夫的“担心”和规劝，高长虹感激涕零，几乎要“哭了出来”。一向矜持、不善赞人之美的高长虹，这次竟不吝惜笔墨，高调颂扬郁达夫的高尚品德，一曰他“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二曰他“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而且还不无遗憾地表示，“假如他是个女子时”，自己立刻便会爱上她。
郁达夫的这封来信，引发了高长虹对自己性格缺陷和人类认知过程的深度思考：“我爱一切人类，但人类，却除了极少数的我的几个朋友之外，都是不爱我的。我从人类那方面所接收的礼物，只有侮辱，冷淡，误解，诅咒。”正因如此，高长虹才感到悲哀，自己为理想的社会努力工作，为同胞们的美好明天拼命奋斗，却得不到大家伙儿的认同，甚至连熟识的朋友也不给一丁点儿的安慰，是郁达夫的深情厚谊，温暖了他那孤寂冷漠的心，使他看到了希望，进一步激发了他反抗社会、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斗志。
高长虹所说的“两个月刊”，一是《世界语周刊》，二是《狂飙》周刊。这两个刊物都依附于北京的《国风日报》。《国风日报》的主编景梅九和高长虹是老朋友。《学汇》是《国风日报》的副刊之一，主办者是北京学汇社，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群众团体。因高长虹和景梅九是老朋友，大家又都依附于《国风日报》办副刊，相互间也就很自然地拉上了关系。《太平洋日报》和《社会服务月刊》只是一种设想，终因没有“名人”和有势力者的支持而成为泡影。“自己独办”的刊物，当指《长虹月刊》，可惜在北京没有成为现实，迟至1928年才在上海问世。
二
《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原载1926年11月7日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涉及郁达夫其人其事，下面一一叙述诠释。
……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但我却得到郁达夫的两信。我早已便想国中的文艺界虽然分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派——那时我以为鲁迅、周作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后来才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的刊物，两派大概是都会赞赏的。这时却又疑惑未必：一面我又觉得郁达夫倒很率真。
《晨副》是《晨报副刊》的简称。这是“五四”时期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主编孙伏园。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等是首次在这上面发表的，周作人等也是其长期撰稿人。
孙伏园（1894—1966）笔名柏生、松年，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先后主编《国民公报》《京报》《晨报》等京城大报的副刊，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长虹等人的《狂飙》从太原飘到北京时，是他最先送给鲁迅的；鲁迅对《狂飙》的赞语，也是由他来转述的；高长虹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直接引荐人无疑也是他。
周作人（1885—1967）号起孟，又作启明，笔名仲密，留学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颇负盛名。孙伏园曾送给他一份《狂飙》，但他看后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高长虹对周作人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他认为，周作人对年轻学子、进步青年是那样关心、爱护，甚至是不遗余力，那么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狂飙运动”，也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周作人看了孙伏园送来的《狂飙》，竟没有丝毫的意见表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由失望而至记恨，再至报复，高长虹和周作人的关系，就是沿着这条道走下去的。
当时文学界有两大阵地：一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由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倡导“人生的艺术”，努力实践着为人生而写实的创作理念，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是其叱咤风云的阵地，鲁迅、周作人的作品是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创作的导向和标杆。二是创造社，1921年7月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留日青年学生领衔成立，“主张艺术独立”，推崇浪漫主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震撼了青年读者的心，激发了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渴望爱情的革命斗志。
远在太原的高长虹等人，误以为鲁迅、周作人代表着文学研究会，郭沫若、郁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狂飙》便能在京华文坛、黄浦滩头占一席之地。“得到郁达夫的两信”，高长虹热血沸腾，心旌荡漾。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信”虽出自郁达夫一人之手，但它却代表着创造社对《狂飙》的肯定。这期间，高长虹是多么希望能听到周作人对《狂飙》的意见，然而他却失望了。自始至终，周作人对《狂飙》没有发一言。写作《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时，高长虹终于明白了，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郁达夫，都不能代表他们的小团体，信中所议所论，也只是个人的观点，与他人无涉。“觉得郁达夫倒很率真”，这句话对郁达夫是公允的，与郭沫若“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的评价也是不谋而合的。
这篇文章中还有一段文字，不仅还原了高长虹与郁达夫“围炉坐谈”等历史场景，而且描摹了他们友谊发展的轨迹。当时，高长虹收到郁达夫两封赞赏《狂飙》的信后，并没有回复，仅“报以一诗”，随后去找过他两次，遗憾的是“都没有遇见”。而这次“围炉坐谈”之场景，高长虹称“此时达夫出其雄谈，滔滔不绝”，别人“几无插言地”，应该是实情。郁达夫博古达今，学贯中西，又极善言辞，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卑不亢，语出惊人，情感四座，与鲁迅、郭沫若等大师级人物相见时，尚且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何况年轻的高长虹一辈。说郁达夫“态度率真”，并无贬义，凡是和郁达夫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和认识；而说郁达夫“特言多宣传，隐含傲意”，恐是高长虹的误解和偏见。
郁达夫与高长虹相见之前，他曾迎风踏雪看望困居斗室的沈从文，一时传为佳话。数十年后，沈从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激动不已。郁风在《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里记录了沈从文的回忆：“有一天，下着大雪，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对穷困潦倒、一文不名的沈从文，郁达夫尚且如此地呵护备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情，那么，对《狂飙》的发起人，怎么会隐含“傲意”呢？ 三
高长虹之所以对郁达夫有偏见，应是他的双重性格所致。一方面，高长虹亦是“骄傲人也”。在故乡，在省城，亲人和朋友都视他为才子，前途无量的新秀，众星捧月，厚爱有加。在他的思维定式里，别人都应该对他仰视说话才是，平起平坐，侃侃而谈，就是对他不尊重，就是傲慢无礼。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曾供认不讳：“我亦一骄傲人也，即我之友人，亦不乏斥我为骄傲者，他更无论。”另一方面，高长虹亦是自卑之人。他9岁时“与同学玩耍折断小腿骨，留下跛脚残疾”，自此，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自惭形秽，处处掩饰，时时小心，唯恐别人看不起。后来他醉心石评梅，热恋冰心，都未得到她们的回眸，使其更加自卑。人往往是这样，愈是有心理障碍，愈是看别人不顺眼，仿佛天下人都与自己过不去，高长虹就是典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会这样，“亦非不识世故之童呆”，而是“饱经世故，历受挫折”之故，不得不如此。高长虹约请郁达夫喝酒，郁未去，理由是“断酒”了。高长虹怀疑是推脱之辞，另有原因。没有去喝高长虹的酒，是不是另有原因，因没有确切资料不可妄加猜测，但郁达夫说“断酒”了，这倒是有可能的。郁达夫一生多次宣言“戒酒”，也曾多次真的“戒酒”，这都是有文字记录的。如1922年2月，他在小说《茫茫夜》中就曾借主人公的口发出豪言：“戒烟戒酒戒女色。”又据叶灵凤的《达夫先生二三事》记载，他曾见郁达夫的桌子上和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代替”。既然在郁达夫的文字里和朋友的记忆里都有郁达夫“断酒”的趣闻，那他告诉高长虹因“断酒”而不能赴约，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高长虹与郁达夫未谋面之前，各自的心中都有一个美好愿望，期待着大家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并肩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然而相见之后，都有点失落感。首先是高长虹，他以为郁达夫隐含“傲意”，对自己和《狂飙》的朋友缺乏尊重，大有目中无人的感觉。对郁达夫来讲，离开创造社，孤身一人奋战北京，看到《狂飙》，犹如看到《创造》，血脉贲张，豪情顿生，希望能与这班小兄弟们合作，重振雄风，再创辉煌，但目睹了高长虹的“丰采”后，彻底失望了，从他那孤傲的眼神里，已读懂了他的性格，此人决非温良恭俭让之辈，更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郁达夫开始退缩了，特别是接到高长虹那封“率直而骄傲的信”，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乎，便对他敬而远之，不再发一言。昙花一现的友情，至此画了一个句号。众多朋友眼中的郁达夫，与高长虹眼中的郁达夫，为人处世、行事风格却大相径庭。仲平，即柯仲平（1902—1964）原名柯维翰，云南广南县人，1916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1924年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热爱文学，喜欢创作，与陈翔鹤等一班青年学生时常围绕在郁达夫周围，关系非常亲密。这有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为证：“北平的青年人到达夫兄处来谈天的也真多。但同他来往最多的，还要算我，炜谟，冯至，柯仲平……我们有时一大群的，谈晚了就横卧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
郁达夫南下武昌后，柯仲平也随之离京去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的筹备工作，为“小伙计”之一。高长虹说郁达夫因约柯仲平“改日谈谈”，而“仲平未去，达夫便大生其空气”。依郁达夫的性情和同时代人的回忆，这样的事情大约是不会在他身上发生的。高长虹与他“交恶”后，心生不满，论及此事时，或许是臆想瞎猜，或许是道听途说，再加肆意渲染，把郁达夫描绘成小肚鸡肠之人，以证实郁达夫没有喝他的酒，是另有隐情，并非他之过。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早期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长篇小说《冲积期的化石》和郁达夫的《沉沦》一样，彰显了创造社的创作实力。张资平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不齿人类。郁达夫说张资平“常发不平，说自己的小说比他的好”，这番话应该是有根据的。
创造社发轫时期，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是以小说著称的，描述的都是留日青年学生性苦闷、性压抑，以致“沉沦”的心灵历程，但由于郁达夫的小说格调高昂，揭露的是故国的黑暗，鞭挞的是丑恶现象，追求的是人性美和爱情幸福，在当时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而张资平的小说却过分沉溺于性心理、性过程、性细节的描绘，低级庸俗，颇遭人诟病，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作家”。正因如此，张资平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郁达夫高，他私下里常向创造社同仁们发牢骚，怨天尤人，自然也不回避郁达夫。
“卑己自牧”的郁达夫对张资平是尊重的，以兄长视之，特别是他们和成仿吾仨人“一次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而相对叹息”的一幕，更是永远定格在脑海里，所以他对张资平的牢骚是理解的，也为其说了不少公道话，以正其名，向高长虹推荐张资平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小说就是一例。虽然有郁达夫的热情推荐，但高长虹终不以张资平的小说为然，说其并“非小说也”，“郁达夫说过要给《狂飙》写的感想，当然没有写”。
没有见到高长虹本人之前，郁达夫对他及由他挂帅的《狂飙》是充满着好感的，也真的是有相助的意思，所以允诺为《狂飙》写点“感想”。后来“没有写”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零余者”的心态所困惑，极少动笔写文章，眼看着《创造》诸刊物因稿荒而停办，却无动于衷，哪里还会为《狂飙》引经据典、挥毫泼墨？这有他的《北国的微音》和《小春天气》等文章为证。他在《北国的微音》里云：“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什么东西也不原意拿来阅读。”在《小春天气》里，他说得更是直白：“与笔砚疏远以后，好像是经过了不少时日的样子……从头计算起来，大约自我发表最后的一篇整个儿的文章到现在，总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离纸笔以来，至少也得有两三个月的光景。”二是对高长虹的失望。《狂飙》的出现，在京城文坛上吹来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原的浓重气息，令人大有清新爽快的感觉，进步的文人学者和热血青年对它是欢迎的，但见到它的创造人，则有点大跌眼镜。高长虹愤世嫉俗，清高孤傲，性格乖戾，难成气候，遂疏远之。郁达夫与高长虹的关系就是沿着这一“轨迹”发展的，他的老朋友鲁迅亦然。
高长虹认为，郁达夫作为曾经的愤世嫉俗的反对“大人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却没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更没有以笔作刀枪，杀向压迫青年、阻碍进步的邪恶势力，反而与他们卿卿我我，同流合污，是“妥协派”。高长虹此话是有悖情理的。第一，女师大风潮中，郁达夫虽然身在京城，却无一席之地，多说少说，说与不说，都无碍大局。第二，郁达夫在女师大并没有教过课，也无任何人事瓜葛，局外之人是很难了解内幕的，事情的原委和未来走向更是难以把握，隔靴搔痒，会贻笑大方。第三，论战的双方都是他的朋友，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夺，故不好贸然发言表态。第四，说郁达夫“敷衍于陈杨之间”，只是高长虹在鲁迅处听王品青所言，是真是假，没有旁证。再者，王品青所言的是“往来于陈杨之间”，这里面的“往来”和高长虹的“敷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综上可知，郁达夫在当时的做法，并非是“同压迫青年的大人先生们妥协”，也不是因“文学共和国里的党派问题”所左右，乃是明智之举。因此，尽管在女师大风潮中，郁达夫一言未发，并且还时常与陈源等人相聚，但周氏兄弟却未曾流露不满，仍以“挚友”相待，至死不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高长虹因误听误信流言蜚语而对郁达夫产生的偏见、偏执和偏狭，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注释
①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国民公报·星期增刊》，1940年8月25日、9月1日。
②陈潄渝：《鲁迅与狂飙社》，转引自陈潄渝、孙郁等：《鲁迅史料考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高长虹；郁达夫；狂飙社；恩怨是非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6-0147-04
浪漫才子郁达夫一生经历坎坷，朋友众多。高长虹是20世纪前半叶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先后赴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留学，创立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狂飙社，鼎力协助过鲁迅编撰《莽原》月刊，出版过十多本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后来却沉寂在热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其经历令人唏嘘不已。高长虹平生与郁达夫的交集屈指可数，仅有一次“围炉坐谈”，一次淡淡的闲聊，另加两封通信，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小小瞬间。也许郁达夫早已忘却，但它却在高长虹心中划下一道深深的印痕，纠结了十余年，诉诸笔墨几十次，似乎没完没了。是什么样的恩怨是非，让高长虹耿耿于怀，难以放下？我们将《高长虹全集》中有关“郁达夫”的描述，爬梳一遍之后便一目了然，疑惑尽释。
一
《狂飙》到京，送出十几份，虽只得到郁达夫君一封回信，然而在我，已经觉得十分欣慰了。我对于郁君盼望我们继续努力的丰富的同情，要表示我最大的感激，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惭愧，我们太对郁君不住，我们太浪费他的盼望了。——《致籍雨农》
《致籍雨农》，是高长虹1924年11月7日晚11时写给籍雨农的信，原载1924年11月9日在北京出版的《狂飙》周刊第1期。籍雨农是狂飙社最初的六个成员之一。
1924年8月在山西太原宣告成立的狂飙社，以高长虹为核心，成员有高歌、高沐鸿、张稼夫、籍雨农、段复生，其宗旨“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 ①，发出怒吼之声的平台是《狂飙》月刊。据陈潄渝《鲁迅与狂飙社》一文考证，草创时期的《狂飙》为红色油印本，刊头题字由高沐鸿手书，“每期8页，仅出3期。编辑者署‘平民艺术团’，发行者署‘太原桥头街少年书社’” ②。狂飙社初成立时，大家对未来充满憧憬，多次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高长虹在《致籍雨农》信里，对当时的情景曾有生动描述：“我们坐在汾堤旁的树上，把衣服撂在地下，赤条条地迎受着那风的凉吻。我们应着宇宙的谐调，不自觉地唱着自由的歌子……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切地感到一种幻渺的甜蜜的壮美。”这种欢快和激动的情景，随着《狂飙》月刊悄无声息的自拉自唱，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心存高远、志向宏大的热血青年，要想在封建闭塞、落后愚昧的太原古城振臂一呼，云集万千民众，实在是一种幻想。正可谓是势单力薄，人微言轻，不足道哉！
狂飙社的横空出世，《狂飙》月刊的创办，对高长虹等人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太原沉寂的文艺界和涣散的思想战线，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更不用说产生积极影响了。用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潜声默影，初无表示。”同年的9月初，不甘寂寞、希冀有所作为的高长虹，携带《狂飙》去京城投石问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因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主将，对文学青年又特别关心，所以，高长虹到京后，便将《狂飙》送了他一份，企盼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对新生社团和无名刊物刚问世时的艰难和困惑，对文学青年初出道时遭遇的挫折，郁达夫感同身受，深有体会。因此，他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社”和《狂飙》月刊不为社会所理解深表同情，对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囚笼，大胆地追求光明和自由的勇气高度赞赏，并寄予了热烈的关注。看完《狂飙》，郁达夫迅即给高长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狂飙》无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胆略，极力推崇他们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
郁达夫的信，是高长虹送出十几份《狂飙》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信，令他十分感动，倍觉温暖，同时也增添了继续前行的信心和胆量。
正当高长虹沉浸在接到郁达夫信的喜悦中时，却突然传来《狂飙》将要停刊的消息，亢奋的情绪一下子从高峰跌到了谷底。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是不曾预料到的事，他禁不住地“哭了”。
高长虹给籍雨农写信的目的是告诉“同仁”们，《狂飙》在太原虽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在京城里却激起了微小的涟漪。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者，竟不惜笔墨赞赏《狂飙》，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鼓舞！因此，他希望“狂飙社”同仁“把闷人的，抑郁的情感往人类的，壮快的方面发展”，鼓励大家“苦斗呵，苦斗便是幸福”，并且相信：“在这个呼声之下，胜利终要归我们的！”
郁达夫君来信，说他很为我担心，为两个周刊作文，怕我劳动太过。郁君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几乎令我哭了出来。我尤为悲哀的，是这样的话不出之于日常同我相近的人，而出之于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假如他要知道了我两个周刊之外，还给《学汇》负着一点责任，还在筹办着《太平洋日报》，《社会服务月刊》，和我自己独办的月刊三种刊物时，他不知道又要为我怎么担心呢！达夫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假如他是个女子时，我便立刻会爱上了她。——《我的悲哀》
高长虹的杂感《我的悲哀》，原载1925年1月18日在北京出版的《狂飙》周刊第10期。据高长虹回忆，郁达夫共计给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就太原版的《狂飙》而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我的悲哀》中所说的“郁达夫君来信”，应该指的是第二封。郁达夫看到高长虹既为太原的《狂飙》月刊积极筹稿，又为北京将要出版的《狂飙》周刊四处奔波，八方求援，实在是太辛苦、太劳累了，终日不得半刻闲，怜悯之意、同情之心不期然地涌上心头，诉诸文字便是给高长虹的第二封信。其要义是为高长虹“担心”，怕他“劳动太过”，影响身体健康，规劝他道路漫漫，岁月悠悠，一切都不可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不逞一时之强，不争瞬间的高低。 对郁达夫的“担心”和规劝，高长虹感激涕零，几乎要“哭了出来”。一向矜持、不善赞人之美的高长虹，这次竟不吝惜笔墨，高调颂扬郁达夫的高尚品德，一曰他“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二曰他“是人类中最纯洁最多情的一个”，而且还不无遗憾地表示，“假如他是个女子时”，自己立刻便会爱上她。
郁达夫的这封来信，引发了高长虹对自己性格缺陷和人类认知过程的深度思考：“我爱一切人类，但人类，却除了极少数的我的几个朋友之外，都是不爱我的。我从人类那方面所接收的礼物，只有侮辱，冷淡，误解，诅咒。”正因如此，高长虹才感到悲哀，自己为理想的社会努力工作，为同胞们的美好明天拼命奋斗，却得不到大家伙儿的认同，甚至连熟识的朋友也不给一丁点儿的安慰，是郁达夫的深情厚谊，温暖了他那孤寂冷漠的心，使他看到了希望，进一步激发了他反抗社会、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斗志。
高长虹所说的“两个月刊”，一是《世界语周刊》，二是《狂飙》周刊。这两个刊物都依附于北京的《国风日报》。《国风日报》的主编景梅九和高长虹是老朋友。《学汇》是《国风日报》的副刊之一，主办者是北京学汇社，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群众团体。因高长虹和景梅九是老朋友，大家又都依附于《国风日报》办副刊，相互间也就很自然地拉上了关系。《太平洋日报》和《社会服务月刊》只是一种设想，终因没有“名人”和有势力者的支持而成为泡影。“自己独办”的刊物，当指《长虹月刊》，可惜在北京没有成为现实，迟至1928年才在上海问世。
二
《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原载1926年11月7日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涉及郁达夫其人其事，下面一一叙述诠释。
……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但我却得到郁达夫的两信。我早已便想国中的文艺界虽然分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派——那时我以为鲁迅、周作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后来才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的刊物，两派大概是都会赞赏的。这时却又疑惑未必：一面我又觉得郁达夫倒很率真。
《晨副》是《晨报副刊》的简称。这是“五四”时期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主编孙伏园。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等是首次在这上面发表的，周作人等也是其长期撰稿人。
孙伏园（1894—1966）笔名柏生、松年，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先后主编《国民公报》《京报》《晨报》等京城大报的副刊，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长虹等人的《狂飙》从太原飘到北京时，是他最先送给鲁迅的；鲁迅对《狂飙》的赞语，也是由他来转述的；高长虹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直接引荐人无疑也是他。
周作人（1885—1967）号起孟，又作启明，笔名仲密，留学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颇负盛名。孙伏园曾送给他一份《狂飙》，但他看后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高长虹对周作人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他认为，周作人对年轻学子、进步青年是那样关心、爱护，甚至是不遗余力，那么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狂飙运动”，也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周作人看了孙伏园送来的《狂飙》，竟没有丝毫的意见表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由失望而至记恨，再至报复，高长虹和周作人的关系，就是沿着这条道走下去的。
当时文学界有两大阵地：一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由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倡导“人生的艺术”，努力实践着为人生而写实的创作理念，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是其叱咤风云的阵地，鲁迅、周作人的作品是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创作的导向和标杆。二是创造社，1921年7月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留日青年学生领衔成立，“主张艺术独立”，推崇浪漫主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震撼了青年读者的心，激发了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渴望爱情的革命斗志。
远在太原的高长虹等人，误以为鲁迅、周作人代表着文学研究会，郭沫若、郁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狂飙》便能在京华文坛、黄浦滩头占一席之地。“得到郁达夫的两信”，高长虹热血沸腾，心旌荡漾。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信”虽出自郁达夫一人之手，但它却代表着创造社对《狂飙》的肯定。这期间，高长虹是多么希望能听到周作人对《狂飙》的意见，然而他却失望了。自始至终，周作人对《狂飙》没有发一言。写作《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时，高长虹终于明白了，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郁达夫，都不能代表他们的小团体，信中所议所论，也只是个人的观点，与他人无涉。“觉得郁达夫倒很率真”，这句话对郁达夫是公允的，与郭沫若“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的评价也是不谋而合的。
这篇文章中还有一段文字，不仅还原了高长虹与郁达夫“围炉坐谈”等历史场景，而且描摹了他们友谊发展的轨迹。当时，高长虹收到郁达夫两封赞赏《狂飙》的信后，并没有回复，仅“报以一诗”，随后去找过他两次，遗憾的是“都没有遇见”。而这次“围炉坐谈”之场景，高长虹称“此时达夫出其雄谈，滔滔不绝”，别人“几无插言地”，应该是实情。郁达夫博古达今，学贯中西，又极善言辞，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卑不亢，语出惊人，情感四座，与鲁迅、郭沫若等大师级人物相见时，尚且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何况年轻的高长虹一辈。说郁达夫“态度率真”，并无贬义，凡是和郁达夫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和认识；而说郁达夫“特言多宣传，隐含傲意”，恐是高长虹的误解和偏见。
郁达夫与高长虹相见之前，他曾迎风踏雪看望困居斗室的沈从文，一时传为佳话。数十年后，沈从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激动不已。郁风在《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里记录了沈从文的回忆：“有一天，下着大雪，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对穷困潦倒、一文不名的沈从文，郁达夫尚且如此地呵护备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情，那么，对《狂飙》的发起人，怎么会隐含“傲意”呢？ 三
高长虹之所以对郁达夫有偏见，应是他的双重性格所致。一方面，高长虹亦是“骄傲人也”。在故乡，在省城，亲人和朋友都视他为才子，前途无量的新秀，众星捧月，厚爱有加。在他的思维定式里，别人都应该对他仰视说话才是，平起平坐，侃侃而谈，就是对他不尊重，就是傲慢无礼。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曾供认不讳：“我亦一骄傲人也，即我之友人，亦不乏斥我为骄傲者，他更无论。”另一方面，高长虹亦是自卑之人。他9岁时“与同学玩耍折断小腿骨，留下跛脚残疾”，自此，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自惭形秽，处处掩饰，时时小心，唯恐别人看不起。后来他醉心石评梅，热恋冰心，都未得到她们的回眸，使其更加自卑。人往往是这样，愈是有心理障碍，愈是看别人不顺眼，仿佛天下人都与自己过不去，高长虹就是典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会这样，“亦非不识世故之童呆”，而是“饱经世故，历受挫折”之故，不得不如此。高长虹约请郁达夫喝酒，郁未去，理由是“断酒”了。高长虹怀疑是推脱之辞，另有原因。没有去喝高长虹的酒，是不是另有原因，因没有确切资料不可妄加猜测，但郁达夫说“断酒”了，这倒是有可能的。郁达夫一生多次宣言“戒酒”，也曾多次真的“戒酒”，这都是有文字记录的。如1922年2月，他在小说《茫茫夜》中就曾借主人公的口发出豪言：“戒烟戒酒戒女色。”又据叶灵凤的《达夫先生二三事》记载，他曾见郁达夫的桌子上和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代替”。既然在郁达夫的文字里和朋友的记忆里都有郁达夫“断酒”的趣闻，那他告诉高长虹因“断酒”而不能赴约，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高长虹与郁达夫未谋面之前，各自的心中都有一个美好愿望，期待着大家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并肩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然而相见之后，都有点失落感。首先是高长虹，他以为郁达夫隐含“傲意”，对自己和《狂飙》的朋友缺乏尊重，大有目中无人的感觉。对郁达夫来讲，离开创造社，孤身一人奋战北京，看到《狂飙》，犹如看到《创造》，血脉贲张，豪情顿生，希望能与这班小兄弟们合作，重振雄风，再创辉煌，但目睹了高长虹的“丰采”后，彻底失望了，从他那孤傲的眼神里，已读懂了他的性格，此人决非温良恭俭让之辈，更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郁达夫开始退缩了，特别是接到高长虹那封“率直而骄傲的信”，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乎，便对他敬而远之，不再发一言。昙花一现的友情，至此画了一个句号。众多朋友眼中的郁达夫，与高长虹眼中的郁达夫，为人处世、行事风格却大相径庭。仲平，即柯仲平（1902—1964）原名柯维翰，云南广南县人，1916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1924年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热爱文学，喜欢创作，与陈翔鹤等一班青年学生时常围绕在郁达夫周围，关系非常亲密。这有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为证：“北平的青年人到达夫兄处来谈天的也真多。但同他来往最多的，还要算我，炜谟，冯至，柯仲平……我们有时一大群的，谈晚了就横卧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
郁达夫南下武昌后，柯仲平也随之离京去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的筹备工作，为“小伙计”之一。高长虹说郁达夫因约柯仲平“改日谈谈”，而“仲平未去，达夫便大生其空气”。依郁达夫的性情和同时代人的回忆，这样的事情大约是不会在他身上发生的。高长虹与他“交恶”后，心生不满，论及此事时，或许是臆想瞎猜，或许是道听途说，再加肆意渲染，把郁达夫描绘成小肚鸡肠之人，以证实郁达夫没有喝他的酒，是另有隐情，并非他之过。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早期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长篇小说《冲积期的化石》和郁达夫的《沉沦》一样，彰显了创造社的创作实力。张资平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不齿人类。郁达夫说张资平“常发不平，说自己的小说比他的好”，这番话应该是有根据的。
创造社发轫时期，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是以小说著称的，描述的都是留日青年学生性苦闷、性压抑，以致“沉沦”的心灵历程，但由于郁达夫的小说格调高昂，揭露的是故国的黑暗，鞭挞的是丑恶现象，追求的是人性美和爱情幸福，在当时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而张资平的小说却过分沉溺于性心理、性过程、性细节的描绘，低级庸俗，颇遭人诟病，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作家”。正因如此，张资平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郁达夫高，他私下里常向创造社同仁们发牢骚，怨天尤人，自然也不回避郁达夫。
“卑己自牧”的郁达夫对张资平是尊重的，以兄长视之，特别是他们和成仿吾仨人“一次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而相对叹息”的一幕，更是永远定格在脑海里，所以他对张资平的牢骚是理解的，也为其说了不少公道话，以正其名，向高长虹推荐张资平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小说就是一例。虽然有郁达夫的热情推荐，但高长虹终不以张资平的小说为然，说其并“非小说也”，“郁达夫说过要给《狂飙》写的感想，当然没有写”。
没有见到高长虹本人之前，郁达夫对他及由他挂帅的《狂飙》是充满着好感的，也真的是有相助的意思，所以允诺为《狂飙》写点“感想”。后来“没有写”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零余者”的心态所困惑，极少动笔写文章，眼看着《创造》诸刊物因稿荒而停办，却无动于衷，哪里还会为《狂飙》引经据典、挥毫泼墨？这有他的《北国的微音》和《小春天气》等文章为证。他在《北国的微音》里云：“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什么东西也不原意拿来阅读。”在《小春天气》里，他说得更是直白：“与笔砚疏远以后，好像是经过了不少时日的样子……从头计算起来，大约自我发表最后的一篇整个儿的文章到现在，总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离纸笔以来，至少也得有两三个月的光景。”二是对高长虹的失望。《狂飙》的出现，在京城文坛上吹来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原的浓重气息，令人大有清新爽快的感觉，进步的文人学者和热血青年对它是欢迎的，但见到它的创造人，则有点大跌眼镜。高长虹愤世嫉俗，清高孤傲，性格乖戾，难成气候，遂疏远之。郁达夫与高长虹的关系就是沿着这一“轨迹”发展的，他的老朋友鲁迅亦然。
高长虹认为，郁达夫作为曾经的愤世嫉俗的反对“大人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却没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更没有以笔作刀枪，杀向压迫青年、阻碍进步的邪恶势力，反而与他们卿卿我我，同流合污，是“妥协派”。高长虹此话是有悖情理的。第一，女师大风潮中，郁达夫虽然身在京城，却无一席之地，多说少说，说与不说，都无碍大局。第二，郁达夫在女师大并没有教过课，也无任何人事瓜葛，局外之人是很难了解内幕的，事情的原委和未来走向更是难以把握，隔靴搔痒，会贻笑大方。第三，论战的双方都是他的朋友，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夺，故不好贸然发言表态。第四，说郁达夫“敷衍于陈杨之间”，只是高长虹在鲁迅处听王品青所言，是真是假，没有旁证。再者，王品青所言的是“往来于陈杨之间”，这里面的“往来”和高长虹的“敷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综上可知，郁达夫在当时的做法，并非是“同压迫青年的大人先生们妥协”，也不是因“文学共和国里的党派问题”所左右，乃是明智之举。因此，尽管在女师大风潮中，郁达夫一言未发，并且还时常与陈源等人相聚，但周氏兄弟却未曾流露不满，仍以“挚友”相待，至死不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高长虹因误听误信流言蜚语而对郁达夫产生的偏见、偏执和偏狭，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注释
①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国民公报·星期增刊》，1940年8月25日、9月1日。
②陈潄渝：《鲁迅与狂飙社》，转引自陈潄渝、孙郁等：《鲁迅史料考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