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中国教育学会在杭州召开的第21次全国学术年会,主题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的报告。
　　陶西平说,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草根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最近刘延东同志去宁夏视察的时候提出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孩子。教好每一个孩子的提出,是教育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转变的重要体现,是教育公平最本质的要求,也是我们摆脱以选拔作为唯一目的所提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更是一个长期、艰巨和理想的追求。
　　
　　现在我们在探讨,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口号能够把下一个阶段,包括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象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象法国的让每一个孩子成功,给每一个孩子机会,作为引领性同时又带有鼓舞性的目标。教好每一个孩子会引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我们把教好每一个孩子作为我们一种理想的追求,那么至少有三个现实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要让每一个孩子上学。宏观估计“有学上”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进入了“上好学”的阶段。这种宏观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有学上与上好学之间,还有一个都上学的问题。我们现在虽然有学上,但是都上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部分农村、边远地区,甚至一部分城市地区,入学的情况并不好,尤其是初中辍学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分析其原因,①缺乏学习的动力。一些贫困地区,家庭生活问题驱使一部分学生出现了长期辍学或季节性辍学。所谓季节性辍学,就是到农忙时辍学。这种季节性辍学还是很值得关注的。②学习成绩差造成的厌学。学生厌学在很多地区已经是辍学的主要原因。最近,我在广州惠州地区调研时注意到一个新动态,在免除学费和杂费后,反而出现了学生辍学的现象。原因在于孩子觉得家长交了钱,我不念对不起家长,有一个驱动力;现在不用交钱了,孩子觉得没压力了,家长觉得念不念都可以,所以市、区和县的同志都感到,由于这种原因造成最近阶段的辍学。这可以归结为动力性原因,就是学生自身缺乏学习动力。③机制性的原因。现在对地区和学校业绩的考核造成了一部分地区和学校放任,甚至动员、施加压力让学生辍学,从而减少毕业生的基数来提高升学率和平均成绩。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比较突出。④条件性原因。在西部地区由于布局调整,学校集中了,实行了寄宿制,一些学生由于一天都到不了学校,只好辍学。这种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辍学率的统计问题也缺乏信息保障,后面要讲。在东部地区没有问题,寄宿制后,学生到学校上学不过是一周送一次,距离远了一点,但关系不大。
　　第二,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保障。现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没有监测制度。流入地可以得出在公办学校有多少外来人口子女、在民工子弟学校有多少,但回答不了到底有多少流动人口带着子女进入到这个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统计不了,其他部门也统计不了。因此,各地包括北京都出现了一部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类。实际上在城市里还有一部分流浪儿童。现在这部分流浪儿童数字缺乏监测,不知道谁来统计。另外,符合流入地规定条件的学生入学问题多数地方解决得比较好,但还有不符合流入地规定条件的孩子的入学问题还没有得到保证。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还处在无序流动和失控状态。全国没有流动过程中孩子辍学、失学的统计。
　　第三,由于缺乏严格的依法管理规定,各地谎报辍学率的情况很严重。我们这次调研的很多地、市教育局长很坦诚地讲,每年的辍学率是7%左右,但上报的时候不超过3%,因为规定的辍学率不能超过3%,超过了地方就麻烦了。由于没有严格的制度来监控所以出现谎报。例如,广州惠州农村还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实际辍学率为15%—17%左右。根据四川的一个中学讲,四川西部检查入学情况的时候,有些地方要请公安部门出面动员孩子那几天去学校接受检查,等上级检查过去又是原样。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地区的要求,本身就有一个违法的指标,就是3%,因为义务教育法没有规定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有3%的学生不入学。但是从工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你这个地区只要辍学率不超过3%就算是合格了,我们验收就算合格了。这个百分比听起来不高,但全国1亿小学生有1%不入学就是100万。我们的初中生有5000万,只要是有3%辍学,就是150多万。
　　目前来看不能简单地理解有学上的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是上好学的问题了。从宏观上看,对这个问题不重视的话,将来会出现一批新的文盲。在贵州我问宾馆的服务员,他说不识字,我问不识字怎么能进到这个宾馆当服务员,他说因为舅妈在这个宾馆当经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回顾三十年,我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但不能够说解决了都上学的问题。有学上不等于都上学,这个问题要给予关注。如果孩子根本就没上学,又何谈教好他呢？
　　重视大班额现象的解决是创造教好每一个孩子的基本条件。中国教育学会和宋庆龄基金会近期到台湾考察教育,我们发现在高雄市,公共汽车后面都贴着一个大的广告:某年的11月15号要进行全市公投,小学的班额应该在25人以下。他们的小班化是指25人以下,我们的小班化状况很令人吃惊。我们的统计是55个人以上是大班,65人以上是超大班,现在广东的某些地区还有124人一个班的班额。如果用这样的大班额解决有学上问题,这种有学上也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学上。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出现大班额现象,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择校同样出现大班额,初中的大班,超大班,大约占51%。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班额是在人口高峰期出现的,所以如果增加了教学设施,将来会造成资源浪费。在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择校问题严重的地方,不是人口高峰期一过,问题就能解决的。所以科学地解决班额问题是目前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大班额的情况下,要教好每一个孩子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法律上都规定了班额,我们至今为止没有关于班额的规定,所以关于班额问题不解决的话,教好每一个孩子还是一句空话。
　　第四,树立教好每一个孩子的责任意识,引导课改的正确方向。课改最后要引导到教好每一个孩子的目标上来,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素质教育面向全体,但面向全体与面向每一个学生始终是不一致的,因为中国传统百分比的观念是面向85%、面向多数就是面向全体了。过去讲为人民服务,去合作社买东西,服务员态度不好,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人民与你是两个概念。我们的面向全体和面向每一个其实是两个概念。现在讲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实际上也不是为了每一个学生。所以现在还是精英化的概念,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真正面向全体,面向每一个。老师在讲台上的确是面向全体,但实际上他没有考虑每一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其次,观念上的问题是认为学生学不好、发展不好,是学生的责任。这个问题国际上比较关注,如美国的《不让孩子落伍法》,孩子学不好是教师的责任,有六种办法来处理学校。当然这是共和党的主张。奥巴马上台后,有关政策不知道会不会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每个学生在原基础上的提高,能不能提高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我用同样的教法,为什么有的人学得好,有人学不好,这说明学好学坏是学生的责任。我认为我们要树立学生学得好不好是教师和学校的责任这样一种观念。
　　最后要更多地引导教师去研究学生。课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念的普及阶段,标志性的活动是培训,组织了各个层次的培训来普及课改的理念。第二阶段是模式探索的阶段,是理念在课堂当中怎么样来体现,其标志性的活动是研究课。我们从做课、研究课、观摩课,到最后没完没了的上课,试图找到一种可以教得好的教学方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前院长阿格莱写了篇文章《美国的教师教育缺了啥》,最后的结论是美国的教师教育培养出的是会教学的老师,不是教好学的老师。我们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模式探索,这种常规模式的探讨在课改中是必要的,但相当长的时间停留在研究一个标准的、大家公认的课堂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最后由专家来认定它符合不符合课改理念,并不是用它教完学生后,学生实际的提高效果如何来认定的。阿格莱的意思是,我们的教师教育如果只让老师去掌握相同的过程,而不让老师学会怎么样引导不同的学生学好,那我们的教育质量始终不能提高。所以他说,美国教师教育的失败,在于注重相同的过程,而不注重使不同的学生都能提高的相同的结果。这也提醒我们,课改现在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切实提高课改的效能,其标志性的改变是重视研究学生。我们现在,展示课都是在当地借点学生,几千人在那里搞,这种展示、表演、比赛,最后专家评出几十个一等奖。这种方式不是没有价值,地方行政领导也认为出几个获奖教师有好处。但如果课改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老师连认识都不认识学生就能上课,在北京、乌鲁木齐、海口都可以这么上,最后学生的实际状况并不能被了解,不能从学生实际出发。所以我们提倡教师研究学生,引导教师研究这个时代、这个地区、这个班的学生的共性特点和不同,研究学生的分类特点,甚至研究学生的个案。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要求每个老师每个学期至少研究两到三个学生,把学生研究清楚。老师做课、说课,说内容,说过程,说方法,但却说不清学生。有些教师得金奖,但 班上学生的实际学习成绩并不好。
　　总之,教好每一个学生是我们现实的目标,是我们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的目标,是教育最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教育公平政策的最后落实,使每个人,每个学生都能发展。这确实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有差距。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对任何一个问题,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行政部门做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有人反对,也会有人支持。但因不同意见就把应该有的追求和价值抹掉是不行的。世界上没有理想的教育,但是有教育的理想,教好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缩小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所以我们还是要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扎扎实实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