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文集》是目前收录最全、文字最为可靠的任继愈先生的文集，说这话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充满自信。作为《任继愈文集》的最后审阅人，李申在《任继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让人听来有些不解渴，他只介绍了一下《任继愈文集》编撰的一些技术问题，诸如文集是由《任继愈文集》编委会编辑，搜集了任继愈先生署名的文章或者确认为任继愈自撰的文章，文集的分编等。就是这简短的发言，还让表达谢意占了不少的篇幅，他代表编委会真诚感谢国图参考部为收集相关资料所做的努力，感谢任继愈家乡平原县图书馆所做的大量工作。作为文集最后的审阅人，李申特别对负责佛教研究一编的苏州大学教授潘桂明表示感谢：他精心收集资料，甄别出处，发现并改正了原出版时的多处错字。
　　“但这部文集的收录还不够全，有些很重要的文献没有收进去，任继愈书信也没有收进去……还有一些错字……”李申说着文集编纂中的不足，言语间呈现的诚恳客观，认真与低调，让人们有久违之感。
　　李申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1978年到1981年，他在社科院宗教所做任先生的研究生。“老师生前，就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找到我，想出版先生的文集，我们这些先生的学生、同事，也有为他编文集的愿望，但每一次都被先生拒绝了。先生说，‘你们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自己的科研项目，你们好好干自己的事情吧。’先生不想因自己的事麻烦我们。后来，国家图书馆请示已经在病中的先生，终得先生允诺，于是，国图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开始准备出版先生文集。”
　　任继愈去世后，他的学生、同事以及亲属，再次为出版先生文集筹措。“先生生前说不出全集，但没有说不出版文集，出文集不违背先生意愿。更重要的，是先生一生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是他留给社会的宝贵财富，学界渴望分享这些成果。”李申说。
　　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在其“写在《任继愈文集》出版之际”一文中谈到：“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哲学、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同时，先生还是图书馆界最受敬仰的领导者，是图书馆界的一棵参天大树。……在坐镇国家图书馆近20年的时间里，先生先后主持编纂了《中华大藏经》，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中华大典》，主持出版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去世前，他还在主持《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工作，可谓皓首穷经。然而，先生却将自己文集的出版放在了这些古籍整理项目之后。可见，先生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计划，放弃了整理自己文稿的意愿。”
　　正是缘于对先生为人为学的高山仰止，学术界和图书馆界两股力量汇于一处，决心将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完成《任继愈文集》的编撰出版工作。“损益之间，希望先生泉下有知，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安排。”詹福瑞说。
　　《任继愈文集》历时四年终成硕果。
　　“我了解我的老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有精辟的思想。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从我三十余年前追随先生读研究生开始，就知道先生的时间是‘压缩饼干’。先是取消了午睡，后来又谢绝在外面吃饭。为了避免杂事干扰，他把自己的研究时间放在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有几个人像他这样拼命的工作！”（李申语）
　　“在我的印象里，任继愈先生属于‘五四’运动延续下来的人物，内心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所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贯彻于他的所有事业，终身不渝。”（杜继文语）
　　“任先生用他的言传身教一直告诉我：‘没有什么比事业更重要。’任继愈用他的一生完成着这个事业，他的一生闪闪发光地熔铸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而这事业，乃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和国家的事业，于是也应该是每个中国学人的使命和事业。”（张新鹰语）
　　“《论语》中弟子论孔子，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对先生，我有同感。……几十年相随，先生的存在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方广锠语）
　　“先生待人，非常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刚接触时，会有一些拘谨，时间久了，你会慢慢体会到他那慈父般的心。其教学生，尤重人品，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问即人品’，‘不管干哪一行的，首先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赖永海语）
　　“作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任继愈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为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学术事业。现在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当是继承他的学术精神。”（潘桂明语）
　　“在与任先生的交往中，使人耳濡目染的哲人风范，不仅仅是他的睿智敦厚，晚年的任先生追求真理的铮铮铁骨，更是令我刻骨铭心！正像曹操在《龟虽寿》中咏颂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习五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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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这样的崇敬，各编主持，各司其责，极尽所能，寻觅爬梳，夜以继日。无人提及集腋成裘那一千多个日夜中的艰辛。“先生的事，我们唯有尽心尽力，别无他话。”每一个人，心同此愿。
　　文集的体例，也是学习先生的心得：编者们尽量将自己隐去。“在编《中华大典》时先生就说过：‘如果编的人长篇大论，读者看谁的？’”对此，李申铭记在心。唯有一点，李申一再重申，文集上那张先生的照片，是欧阳美琴为先生拍的，一定要为她署上名。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在《任继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强调。因为，欧阳美琴镜头中的先生，正是每一个人心中不曾离去的任继愈先生。
　　◎发言集萃
　　张岂之：《任继愈文集》现在出版是合适的，但是出版后应该继续后面补遗工作，并且，一定要做到让任先生的文集走进大学，进大学的图书馆，进大学的课堂。
　　白化文：在任先生老人家垂危的时候连续见我三次，前两次任先生还说的出话来，最后一次就说不出话来，浑身都哆嗦。那时候任先生说的类似于梦话的话，还是关于国家图书馆买书的问题。任老师跟诸葛武侯一样，对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想着国家的事业。这是我非常佩服老师的。
　　陈祖武：任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朽的精神。我从任先生身上看到，任先生关心爱护后学。任先生晚年，每一次给我打电话，首先要问在我们历史所工作的两位老先生的健康情况，实际上任先生就是告诉我，必须要敬重这两位老前辈，要把他们照顾好。对老人如此，对年轻人也是如此，任先生同样关心年轻同志的情况，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