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到台湾出版产业的困境，给出的主要理由，不外乎台湾市场规模太小，每年却出版4万种以上新书，供给大于需求，导致书籍退货率年年高升，冲破五成，再加上出版社越办越多等等。
　　这些统计数字没错，但引用者常常没能深入解读统计数据背后的差异，导致无法有效指出当前台湾出版产业困境的核心问题。
　　近四五年来，台湾社会环境产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出走台湾(阅读主力之一的流失)；网络的泡沫化与再崛起（数字阅读成熟，报刊杂志购买力萎缩、计算机书购买力萎缩），少子化的冲击，年人口出生数量已从1976年的高峰40余万人，跌落至今不满20万人（童书、教科书参考书市场萎缩）；租书店崛起（漫画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缓步下降）；民众重视文化、设计、旅游、美学（书籍设计装订技术提升，旅游与设计类出版品兴起）；明星出书热潮持续……
　　出版反映社会趋势，如果当营业总额不变，出版总量微幅上升，但阅读类型却产生变化时，自然某些新抬头的阅读类型，就会抢走不再被读者青睐的阅读类型的业绩。就像email淘汰手写信件一样，阅读类型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转变。例如2000年左右十分热门的网络小说市场，如今已经大幅萎缩，文学阅读转向奇幻、推理，甚至“高级商业小说”。如在台销售近百万册的《达·芬奇密码》，超40万册的《追风筝的孩子》等等）。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风行全台的纯文学，则早已萎缩得只剩下几只小猫。阅读世代的替换，成长经验的差异，社会环境的变迁，都造成了阅读类型的转向。台湾出版市场的饼并没有变小，只是内部结构出现调整。不再被青睐的出版类型(与出版社/人)经营上自然比过去辛苦。
　　再加上近来台湾大型出版集团图书营销手法日渐熟练，畅销书屡屡能卖破20万，像《达·芬奇密码》（近百万）、《佐贺的超级阿嬷》(破50万)、《追风筝的孩子》(破40万)、《M型社会》(破20万)、《蓝海策略》(破20万)、《执行力》(破20万)来看，图书市场也出现“马太效应”，畅销书赢者全拿的情况越来越平常。
　　各种因素累加起来，自然排挤到不少首印只有2000册(甚至1000)的一般书的市场，所谓的高退货率，也几乎都产生在这些出版品身上，以及经营这些出版品的二线出版社。
　　固然是出版社太小不被通路重视，无法和大出版集团抗衡，争取到足够的营销资源（只要定期观察书店强打新书，不难发现几乎都是前二十大出版社占据黄金营销柜位，中小型出版社即便有优质新书，也难以争取曝光）。但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台湾二线出版业者的投机心态，出版了不少并不值得出版(或者值得出版但却没有好好设计包装经营该主题)的产品，导致主要连锁通路不愿对这些书下单，而书都印了，经销商只好将这些书配给其他独立书店或地区书店（在台湾，只有连锁书店采购才有新书下单权力，其他独立书店门市，都是被动接收经销商/出版社配送来的新书），即便不适合该店销售，许多经销商也会统一公平分配，导致新书期间虽然把书顺利铺出去了，但过了新书期(甚至当月)，就被退回的情况日渐严重（因为经销商配不对的书给不对的书店卖，自然会被书店退货，毕竟一般书店都还是月结制），B级出版品新书退货率便日渐升高。
　　就目前状况来看，台湾通路业者是否愿意深耕各地书店，了解各家书店的图书销售类型，并针对需求更精准的配书(以减少新书期退货)，也是解决退货率过高的问题之一。经销商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何书店会把当月新书退回来？如果能卖的书，书店为何要退货？
　　台湾出版产业上中下游有各自的问题，要把饼做大，得愿意先谦卑地回头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寻思和其他同业联合，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检讨并了解市场现况，找出四赢之道(上中下游以及消费者)，否则，书价只会越来越高（如果通路只懂要折扣而不愿意提升书店经营质量），而退货率也只会越来越高（如果出版社依然想以书养书，利用月结制拿烂书换现金），这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金石堂事件，是个很好的提醒，希望我们所有出版人都能从中学到该学的教训。